在明末清初的江南常熟，“虞山詩派”橫空出世，在當時的詩壇一時無兩。常熟人王應奎（1684—1757，康熙二十三年至乾隆二十二年，字東溆，號柳南）在自己人生的最后二十年編撰了《海虞詩苑》一書。《海虞詩苑》既展現了虞山詩人群體形象，具有突出的地域特色，是一部地域詩歌文學史，同時在詩人及作品的編選上，也體現了王應奎本人的詩學觀念。王氏此集總結了前賢時彥的成就，保存了鄉邦文獻，擴大了虞山詩派的影響，也使“虞山詩派”的確立，實至名歸。

　　全書選錄182位詩人1688首詩。在短短的幾十年間，一個縣域就能選出這么多相對優秀的詩人詩作，充分展示了常熟文化的繁榮程度。虞山詩人按身份、社會地位高低，可分為三個層次：具有舉人以上功名（部分擔任過各級官職）的近30人。“諸生”，包括稱呼為“文學”者44人，即府州縣學的生員，俗稱“秀才”，另有3人僅稱秀才，稱“太學”者（監生）25人，稱“貢士”（貢生，非未參加殿試之前的進士）7人。這是虞山詩人的主體，近80人。稱“隱士、山人、處士”者49人，稱“布衣”者15人，其他稱“學究”（童子師）、“記室”（作幕）、俠士者又數人。這是詩人群體中的下層。海虞詩人絕大多數為中下層文人，即使第一層次的也大多官職低微。如顧復“精于醫”，為“邑中名醫”；張九苞“自少學書不成，去而為賈。既老，又去而為桐（童）子師”；陳中慶“家貧甚，出為幕客以自給”。《海虞詩苑》詳細記錄了大多數普通詩人的生活狀況，讓研究者對清前期的詩壇、詩人有了清晰直觀的認識。

　　地域文化深刻影響了虞山詩派的理論和創作。錢謙益、馮班都強調寫詩要重學問。錢謙益反對明代詩壇的空疏不學之病，強調廣泛學習；馮班認為，“有一分學識，便有一分文章”。所以虞山詩人學昆體、重典故、賞隱秀、藏寄托，都需要多讀書、增廣學問。王應奎對此是認同的，編選的詩人中最多的一類人是“文學”，實為府學、縣學生員，即秀才。西漢曾詔舉“文學賢良”之士，賢良、文學，時合時分，均指通經達變，文學即經學。故王應奎所稱文學實即“學問”。但書中有三人稱“秀才”，不稱“文學”。兩人在第十八卷（未編完），無小傳。“姚秀才倬”小傳曰：“邑諸生……生平詩文甚富，惜失之纖巧，時帶小說氣。或以為類沈下賢一派，實則其所規橅，不外《酉堂雜俎》，非大雅所尚也。”沈下賢即沈亞之，中唐文人，以傳奇聞名。《酉陽雜俎》為段成式所著筆記小說，就王之語氣，似乎認為在藝術上還不如沈亞之的傳奇。纖巧、小說氣、非大雅，實即非學問正途，故僅稱秀才。學問的載體是書籍，常熟有富而藏書的文化傳統。廣為人知的藏書樓當時有錢謙益的絳云樓、毛晉的汲古閣，馮舒、馮班兄弟及錢曾等人的藏書也很可觀。再后又有瞿氏鐵琴銅劍樓、翁氏彩衣堂最為著名。所謂“眼前書卷充家產，身后詩名即子孫”，表現出了強烈的文化自信。虞山詩人深受藏書文化的浸潤，創作上多組詩、分類別，隱然以編書之法組織詩篇。如瞿有仲作《觀物雜詠》八十首，所選九首詩題分別為“虱、蟹、蠶、烏、百舌、蜾蠃、橘牛、燈蛾、兔”。龐龍作《行舟十詠和宋楊文理韻》，一時有名，分詠“篙、舵、跳、纖、槳、蓬、櫓、貓（錨）、纜”。這些詩的分類方法與類書無異。毛晉作《樵人十詠》，雖說是“雜和皮、陸韻”，但也和他藏書、校書、刻書、讀類書多有關。當時藏書，珍愛宋版書，而且對宋人的學問是認可的。錢謙益反對“七子”、“竟陵”，兼學唐宋，這種全面通脫的詩學觀，跟藏書文化關系很深。另外，虞山畫派遠紹黃公望，近以“清初四王”之一的王翚為開山之人，影響畫壇，既深且久。當時的虞山詩人很多能畫、懂畫，繪畫藝術也影響了詩人們的創作。《海虞詩苑》中的“題畫詩”數量不少，而且用畫來直觀地表達詩的風格。如錢良擇《寄友人索畫》詩曰：“我詩慕沈雄，俎豆子美兼昌黎。請以杜韓筆，畫作千巖萬壑煙霧紛迷離。我詩愛閑淡，彭澤右丞我所師。請以陶王句，畫作澄波細浪百頃清漣漪。或為險怪李長吉，幻出老樹倔強拏蛟螭。”“沈雄、閑淡、險怪”是詩的風格，用“千巖萬壑、澄波細浪、老樹倔強”的畫面就能形象地展示出來。又如徐蘭“素工繪事，在本朝直可繼惲南田。”徐蘭《出居庸關》詩：“馬后桃花馬前雪，出關爭得不回頭。”沈德潛評曰：“眼前語便是奇絕語，幾乎萬古流傳。”詩受激賞，與強烈的畫面對比感有很大關系。

　　王應奎學問豐碩，參修地方志，在是書的編選上頗具歷史眼光。通過人物小傳來展示其師承、淵源，評其詩作風格、得失，以“選”詩來表現虞山詩派的漸“變”，實為一部清初地方詩史。一方面，不選錢謙益詩，尊崇錢謙益，直欲視其為明人；另一方面，詠史懷古詩，既有故國之思，也有對清王朝的逐漸接受。

　　重“氣”、重“格”，以矯“昆體”后學之失，也反映了虞山詩派詩學觀念的漸變過程。《海虞詩苑》首選錢陸燦，錢陸燦與馮氏兄弟年輩相若，雖為錢謙益族侄，但馮氏得牧齋親炙，而且馮班對虞山詩人影響更大。錢陸燦詩學晚唐、西昆，以秾麗雕繢、比興寄托為高，確實有獨特的藝術審美價值。馮班學李義山，得其所長，但其《美人手巾》等詩又與玉臺、香奩為伍，王應奎對此明顯是不認同的。小傳中評價錢陸燦曰：“為詩筋力于李杜，出入于圣俞、魯直，蒼老無綺靡習……要其氣格之高，意境之遠，吾邑詩人未能或先也。”“未能或先”，語氣雖有保留，實則王氏以錢陸燦為接續牧齋之第一人。重“氣”、重“格”，反對綺靡，就是對學馮之失者而言的。王應奎對錢陸燦、徐蘭評價很高，既是對學昆體之失的一種糾正，也反映了王漁洋神韻說和沈德潛格調說的影響，虞山詩派在乾隆初年呈現出新變的趨勢。

　　 （作者：朱國偉，系信陽師范學院文學院講師，上海大學中華詩詞創作研究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