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教】
頭銜是社會組織給予組織成員的一種身份、榮譽或等級符號或文化象征,在此是指由各級政府或專業組織給予教師個體契合其自身綜合素養或某一方面突出表現的一種榮譽性、專業性或獎勵性的身份認定或符號標簽。破除教師評價激勵中的“唯帽子”問題不是不要頭銜,也不僅僅是要管好頭銜的問題,而是需要從教師隊伍建設頂層設計的站位出發,解決好教師隊伍建設中的教師身份定位以及入職門檻等關鍵性問題。如果很多頭銜自動退出歷史舞臺,教師評價中的頭銜亂象問題自然會迎刃而解。
頭銜原本是教師職業發展的一把“利劍”。根據布迪厄的文化資本理論,一個自然人擁有三種形態的文化資本:一是身體形態文化資本,即以文化、教育、修養的形式獲得,如知識、技能、素養、感性等文化產物;二是客觀形態文化資本,即以文化產品的形式存在,如書籍,電子產品,音像制品和收藏等;三是制度形態文化資本,即通過合法的文化制度所確認而形成的文化資本,如學歷文憑、職稱以及各種證書等。從這個意義上來看,頭銜是教師發展的必不可少的制度形態文化資本的重要組成部分。從更廣泛的領域來看,教師是社會人力資本市場的重要隊伍,教師要在人力資本市場中進行科學、合理、有效的流動,需要一定的文化資本來助推和保障。而教師工作是一項充滿復雜性與挑戰性,同時具有一定重復性的專業工作,任何人隨著職業體驗的增加,都會產生或多或少的職業疲勞甚至職業倦怠。同時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和教育改革深入推進,教師接受了來自教育內外的多重控制,一是市場控制,市場競爭和消費者的需求被施加給學校,只有滿足消費者需要和在市場競爭中獲勝的學校才能成功并順利生存下去。因此,基于成本-產出指標評價教師的工作,學校之間關系的核心要素是競爭,自然會對教師的工作產生一定控制。二是技術控制,這主要體現在課程實施中,例如,教師僅僅是在名義上被公允有權驗證教學材料和教科書的專業自主權,但實際上教師更多是既定課程和教學材料的忠實執行者。三是理念控制,政府和社會會形成關于優秀教師的具體特征和形象要求,這些觀點和信念在職前培養和在職培訓中不斷被強化。在內在自主口號與外在控制實際夾縫中,教師的職業生涯過程中亟須不斷給予新的刺激和新的激勵。因此,一定的頭銜的設立為教師職業發展明確目標,同時不同級別、不同類型的頭銜為教師職業發展生涯注入源源不斷的動力。
從現實中的一些情況來看,頭銜成為一些教師追名逐利的極端功利化工具。一方面,由于眾多頭銜的存在,使得一些教師在戴上頭銜之前,眼中盯著頭銜、心里想著頭銜,做任何事情都著眼于獲取一定的頭銜,為獲得頭銜而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而使得本該作為自己最天然的本職工作的教書育人、引領學生發展幾乎被無視,成為他們追求頭銜的跳板和途徑。另一方面,戴上頭銜之后,很多教師將頭銜視為自身追逐名利的有力工具,千方百計追賣點、逐名利、搞市場的名師不乏其人。他們一旦戴上頭銜,就心猿意馬,遠離教學一線,熱衷于著書立說,作報告,搞講座,宣傳經驗。頭銜滿天飛誤導了其工作的方向及其態度,帶偏教師職業發展應有的自然節奏。在一定程度上,頭銜成了商品,能流通變現,能復制仿冒,可批量生產。由此,頭銜的市場價值和經濟價值遠遠超越了其本該有的專業引領價值。我們看到,以發揮名師的引領示范作用為名,很多地方成立了各級各類名師工作室,但有些名師工作室的實際運行似乎更多著眼于滿足“名師”的“成名”需要,而對需要帶領和引領的其他教師的專業引領遠遠不夠的,組織的活動無主題、無體系,有名無實的噱頭。頭銜的泛濫還在一定程度上引發了真正名師的逆淘汰,由于真正的名師沒有所謂的頭銜,他們更多潛心教學,靜心育人,沒有資本也沒有機會搞宣講和宣傳,導致他們遭受冷遇、擠壓和排擠而無法真正發揮他們對于其他教師的引領和帶動作用。因為真正的名師不是靠炒作包裝,而是靠他自身,靠他精神的充盈和思想的強大,以及天下為公的行為自覺。
走出“唯帽子”的困境還需回歸教師發展的本原。破解“唯帽子”的現實難題不是不要頭銜,而是要重新審視頭銜出現的初衷以及頭銜的現實扭曲,打破頭銜主導式的教師評價激勵路徑依賴和思維慣性,突破頭銜帶來的功利主義和簡單粗暴的科層管理,真正實現頭銜的符號意義和實質價值之間的良性互動。
因此,總體思路應該是既要頭銜,又不能完全依賴頭銜。頭銜出現的初衷是為了肯定教師已經取得的成績,鼓勵教師繼續做出更大的成績以及引領示范更多教師走上優秀卓越發展之路。說到底就是增強教師的職業吸引力,注入教師職業發展的動力。要從根本上改變當前由于頭銜帶來的功利化、簡單化、工具化和形式化的畸形問題,需從更高的站位和更準的定位上考慮教師隊伍建設問題,特別是吸引優秀教師終身從教的問題。首先,明確教師的職業地位,提高教師的政治地位,凸顯教師職業的公共性和專業性。其次,提高教師的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一方面教育經濟投入結構要更加科學,改變過去見物不見人的投入模式,使更多經費用于支持和激勵教師職業發展,另一方面從行業比較以及人均GDP比較的視角提高教師經濟報酬。最后,在明確教師職業定位基礎上,適度提升教師職業門檻,并從根源上提升師范生質量。
與此同時,要讓頭銜名副其實,發揮出真正作用,而不是由頭銜引發其他偏離頭銜本來意義的扭曲現象,就要讓頭銜的作用重返正軌之道。首先,合理設置頭銜,大幅減少和控制各類身份性頭銜,杜絕頭銜流通現象的產生和蔓延,增加更多榮譽性和獎勵性頭銜。其次,加強頭銜監管,實行頭銜任期制和定期考核制,使頭銜從固化的“鐵帽子”變成含金量高的“金帽子”。最后,使頭銜與各種經濟、資源等物質化利益脫鉤。這并不是說教師評價不需要外化的物質或經濟利益驅動,而是要使這種物質驅動建立在基于工作崗位和工作實績基礎上的制度化,如大幅提升班主任津貼、教齡津貼等津補貼制度。
(作者:李新翠,系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教師發展研究所副研究員,本文系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2019年度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院級統籌”項目“破五唯”教育評價改革研究〔GYG12019001〕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