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匯】

編者按

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教育大會上強調要解決教育領域的“五唯”問題——“扭轉不科學的教育評價導向，堅決克服唯分數、唯升學、唯文憑、唯論文、唯帽子的頑瘴痼疾”。目前學界對“五唯”問題已展開持續而熱烈的討論，對解決此問題多有裨益。本文認為，“五唯”問題的本質是制度問題，必須作制度學層面的學理分析，才有助于更好解決此問題。因此，本文試圖通過制度分析挖掘“五唯”的制度根源，并在此基礎上提出根治“五唯”問題的若干建議，具有一定的啟發意義。

1、“五唯”的制度根源是錦標賽制

“五唯”是我國教育評價體系在運行中表征出來的突出問題，對此問題既要知其表，更要知其里。也就是說，要對其制度根源進行深入剖析：“五唯”問題是如何產生并成為“頑瘴痼疾”的？其背后的整套教育評價體系的特征是怎樣的？在目前的探討中，對這些關鍵問題都還缺乏足夠的解釋或語焉不詳。這嚴重影響到對此問題的根本治理，所提建議也缺乏針對性和有效性，能做到治其標，但難治其本。所以，必須在歷史回顧的基礎上進行制度分析，剖析“五唯”問題到底是在哪個歷史階段產生的，這個階段所建立的教育評價體系的特征是怎樣的？

改革開放后，我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在此背景下教育評價體系也開始發生變遷。但是，由于教育領域被稱為計劃經濟的最后一個堡壘，這個變遷過程一直較慢。直到上世紀末到本世紀初，我國教育評價體系才真正產生了一個明顯的制度變遷過程，即從以往的平均主義走向側重績效主義。關于這種教育評價體系的特征，有人稱之為教育領域的“GDP主義”或“量化主義”，但這基本都只停留于一種批判性的說辭或表象描述，缺乏對這種評價制度的根源性解釋。實質上，這套教育評價體系的形成，其根源乃來自于錦標賽制在教育領域的應用和泛化。

錦標賽制理論最早是在企業管理研究中提出的，其核心理論是認為企業委托人通常會建立績效薪酬制度，將經理人的相對業績排名與其報酬聯系起來，以達到激勵經理人并改善企業效率的目的。錦標賽制其實就是一種“委托-代理”機制，在企業管理領域中不但早已被廣泛應用，而且具有較強的理論解釋。如今，已有一些研究證明錦標賽制亦適用于對教科文領域的制度解釋。對于判斷某個領域的制度體系是否符合錦標賽制特征并有效實施，錦標賽制理論提出了五個技術前提：第一，上級部門的權力必須是集中的，它可以決定晉升和提拔的標準，并根據下級部門及其成員的績效決定升遷；第二，存在一種從委托人和代理人的角度看都可衡量的競賽指標；第三，各參賽主體即下級部門及其成員的競賽成績是相對可分離和可比較的；第四，參賽的下級部門及其成員能夠在相當程度上控制和影響最終考核的績效；第五，參賽主體之間不容易形成攻守同盟。

對照錦標賽制的五大技術前提，可以發現它是如何在教育領域有效實施并產生泛化的，也可以理解“五唯”在這個過程中是如何被建構起來的。

第一，在教育領域，無論對組織還是個體的影響，上級部門都擁有較為集中的權力。從組織層面來看，我國學校長期以來以公立學校為主，上級教育主管部門具有集中的資源分配權，可以通過評估決定哪些學校有資格進入重點學校行列，對于大學和中小學莫不如此。從個體層面來看，無論是對于學校領導者和管理者的任命，還是對于教師的晉升和學生的升學，上級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門都具有集中的人事權和決策權。這兩大條件都有利于錦標賽制的形成并在全國教育系統大范圍推行。

第二，在這個階段建立起了一些從委托人和代理人的角度看都可衡量的競賽指標，“五唯”就是這種指標。對于學生評價而言，“分數”和“升學”都是最容易比較的業績指標；對于教師評價而言，具有明顯等級差別的“文憑”，具有核心、非核心區別和可用影響因子區分的“論文”，累積了論文、課題、獎項等綜合評價而成并有不同等級之分的“帽子”便成為相對容易衡量和比較的評價指標。

第三，各參賽主體即各級各類學校及其師生的競賽成績是相對可分離和可比較的。對于組織層面而言，上級教育主管部門扮演的是委托人角色，各級各類學校扮演的是代理人角色；而對于個體層面而言，各級各類學校又扮演了委托人角色，而身在其中的學生和教師扮演了代理人的角色。這便形成了一種多重“委托-代理”機制，既可進行個體業績之間的比較，又方便集體總績效之間的比較。

第四，作為參賽主體的學校對整個組織的效率和績效有著很強的控制力，常常通過內部激勵制度安排對師生的業績產出產生很大的影響。

第五，在這種情況下，作為組織層面的學校之間不太可能形成攻守同盟，反而高度競爭已成為常態；作為個體層面的學生因為升學競爭、教師因為職稱晉升等與個人利益高度掛鉤也會非常看重相對業績比較，不會形成攻守同盟。

因此，我國這個歷史階段的教育評價體系，具有明顯的錦標賽制特征。而且在對學生和教師相對業績評價和激勵的綜合需求下，“分數、升學、文憑、論文、帽子”慢慢地被篩選出來并成為所謂的“標準”。這既有利于較為快速地判斷一個人或一個組織的業績累積水平，達到一種表面意義的公平，又起到了一種普遍意義上的激勵效果。無論教師、學生還是學校，基本都會自覺或不自覺地接受錦標賽制的規則和被建構起來的標準。而在這個過程中，這些指標和標準又得到了不斷的強化甚至固化，唯分數、唯升學、唯文憑、唯論文、唯帽子也因此成為“頑瘴痼疾”。

2、“五唯”帶來深層次教育危機

這種錦標賽制特征明顯的教育評價體系在激勵層面具有獨特的優勢，在教師科研成果增長、學生智育提升等方面都作出了階段性的歷史貢獻。但是，這也帶來了深層次的教育危機：

一方面，它扭曲了教育的本質。因為“五唯”更多是貫徹劃定的標準和指標，而不是真正根據立德樹人的教育本質和師生興趣去發展和創新，在其影響下的人才培養模式已經難以為新時代中國的發展提供更好的支撐。甚至有人提出了嚴苛的批評——“全世界先進的教育都已經換了賽場，我們還在舊的跑道上拼命！”這并不是危言聳聽，現在我國教育綜合條件已經全面提升，但是學生累、家長累、老師累的問題不但沒有解決反而越來越嚴重，與這種教育評價體系有很大關系。

另一方面，它容易遏制偉大的創新。從之前的一些事件中可看出，我國目前在很多科技領域仍然缺乏真正具有生命力的核心技術，世界級的學術創新和大師級的人才依然稀缺，而這正是我們過于倚重這種教育評價體系所帶來的“后遺癥”。但是，長期以來無論是學校還是學生、教師和家長，又習慣了這種“路徑依賴”的慣性發展甚至形成改革惰性。因此教育部部長陳寶生亦直言，“五唯”是當前教育改革最難啃的硬骨頭，要把教育評價改革作為“最硬的一仗”來推進。

3、對癥下藥“五唯”如何根治

要打勝治理“五唯”這一仗，必須在直面問題的基礎上，結合錦標賽制的學理分析，從各個關鍵環節進行改革和干預，才能對癥下藥并根治。

第一，重樹教育觀，改變教育資源分配方式。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在新時代，注重培養“人”的教育觀和均衡式教育分配方式應該成為時代主流。要破除“五唯”，最根本的是要重樹教育觀。教育是否是一種培養人才的活動？當然是，但并不全是！教育的本質是一種培養人的活動。“人”與“人才”之間，僅僅是一字之差，但所產生的意義和帶來的影響卻完全不一樣。我們以往的教育觀，過于強調培養“人才”，這既是一種重點思維，也是一種工具主義教育觀。這種重點思維與我國以往慣用的教育資源分配方式相輔相成：教育資源分配的權力相對集中，并且對重點學校、重點學科和重點項目投入大量的資源，引導學校通過“五唯”的競爭進入重點，引導師生通過“五唯”的競爭成為“人才”。但是，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還停留在這種教育觀和教育資源分配方式的話，不僅“五唯”問題會更加凸顯，而且還會進一步激化社會矛盾。新時代應推進教育資源向均衡式分配方式轉化，使更多人的素質得到全面提高，帶來更多社會就業和人的自我實現機會，從而促進人和社會的和諧，并最終服務于教育是培養“人”的教育觀，服務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當然，這并不是意味著要走回平均主義的老路，而是要讓更廣范圍的受教育群體得到更多的關注和平等對待，努力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在這樣的前提下，“五唯”便漸漸失去了滋生的土壤，所謂的“頑瘴痼疾”自然會得到破解。

第二，減少教育領域的評比和競賽。目前很多人都持這樣一種觀點：認為要破“五唯”，應當增加多維評價。這種思路從邏輯上似乎是合理的，但使用錦標賽制理論進行分析并結合實際深入思考，就會發現存在問題。因為錦標賽制的一個主要技術前提是“存在一種從委托人和代理人的角度看都可衡量的競賽指標”，那么要減弱錦標賽制的效力，顯然應該盡可能地減少或削弱這些競賽指標的存在。否則，在錦標賽制沒有產生根本變化的前提下，一味增加多維評價，常常會引起更多的“唯”，很可能會再產生“六唯”“七唯”……德國很少對學校進行評比，但每個學校都認為自己是最好的；美國中小學課堂很少有考試和評比活動，但學生普遍都顯得很有自信……如今我國教育領域的評比和競賽還是過多，事實上這就是錦標賽制泛化的典型特征，其帶來的直接效果就是使學生、教師和家長長期處于一種過度競爭的環境中，不利于當前減負工作的推進。因此，在2019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教育部部長陳寶生強調，今年要下大力氣為教師減負，把教師從各類檢查、考核、評比中解脫出來，這才正是破除“五唯”的正確思路。

第三，改變教育評價機制，增加綠色評價。如果一定要增加某些維度的評價，應當慎重選擇一些與當前“五唯”產生離心力的評價維度，或可稱為綠色評價。比如在2018年，教育部、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共同起草《綜合防控兒童青少年近視實施方案（征求意見稿）》，將兒童青少年近視防控工作、總體近視率和體質健康狀況納入政府績效考核指標，這就是一種綠色評價的思維。這些指標常常是和“五唯”對立的，這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各級各類學校在“五唯”指標上的壓力，讓學校和個人獲得更加多元發展的空間。因為隨著教育發展階段的變化，溫飽問題解決后居民對教育公共品的偏好會發生改變，比如要求資源分配更加公正，要求教育能實現兒童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而不是只重智育……因此，如今綠色評價在民間越來越具有堅實的民意基礎。事實上，目前中央對困擾民間的“五唯”問題高度重視，就表征著一種民意傳導機制的有效運行。在錦標賽制尚未能發生根本變革之時，更好吸取這種民意傳導機制的變化并從頂層設計開始做“減法”，也不失為一種行之有效的改良辦法。

（作者：陳先哲，系廣東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華南師范大學粵港澳大灣區教育發展高等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