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守唯物史觀 發展中國史學

今年恰逢新中國成立70周年。70年悠悠歲月，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史學在社會科學領域，與文學、哲學并駕齊驅，高居“顯學”之位，全憑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指導，彰顯其強大的生命力。

70年史學實踐唯物史觀回顧

中國史學與社會發展同步，又與每個時段的政治變化息息相關。在史學實踐唯物史觀的漫長過程中，形成不同的階段，實際就是新中國成立70年三個不同的歷史時期。

第一個歷史時期：新中國成立至“文革”前，共17年。新中國成立伊始，毛澤東就莊嚴宣布：“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黨的領導下，史學界選擇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理論指導，確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中國史學新體系。廣大史學工作者應用階級分析的方法，重新解釋中國歷史，第一次發現中國歷史上不同社會形態的演變。圍繞中國古史分期、農民戰爭、資本主義萌芽、封建土地所有制、漢民族形成等重大學術問題，號稱史學“五朵金花”，在全國史學界展開持續十余年之久的學術大討論。還有，歷史人物的評價，也是這一時期史學研究的一個熱點問題。在唯物史觀的指導下，從評價標準的理論探討，到具體人物的評判，形成研究熱潮。

在實踐唯物史觀的歷程中，產生大量史學成果；同時，涌現出大批史學才俊，一批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躍登中國史壇，引領中國史學躋身于世界史林。如范文瀾、郭沫若、呂振羽、翦伯贊、尚鉞等，各著不同風格的中國通史，完成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體系的構建；從秦漢到明清，各斷代史代有才人出。

毋庸諱言，在應用唯物史觀指導研究的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偏差；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當成教條，套用到史料上，空論空議、“以論代史”成為當時的明顯傾向。不過與史學主流相比，這類傾向并不影響史學的大發展。

第二個歷史時期，是“文革”至改革開放前，史學實踐唯物史觀出現重大變化。一方面，在革命激情的推動下，史學界同各行各業一樣，更加努力地學習馬列主義，讀毛主席的著作；另一方面，將各種學術觀點的表達，簡單地等同于學者的政治立場。將歷史上的人和事，簡單比附于現實，此即當時盛行的“影射史學”，實際是把歷史學當成政治的工具。

第三個歷史時期，是從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到2019年，正好40年。改革開放之始，積極撥亂反正，改變以前的一切舊觀念、舊思想，極“左”思想受到批判，重歸馬列主義的正確軌道。通過批判極“左”思想，消除思想障礙，史學研究發展勢頭比前一時期來得更猛烈，這突出表現在：各斷代史的政治、經濟、民族、文化專史的成果成千累萬。特別要指出的是，清史研究一向冷清，而改革開放后卻異軍突起，40年中，已出版清朝斷代通史著作達17部。論文之多，也是壓倒群芳。

史學成果之多，無需詳列。但在實踐唯物史觀過程中，卻出現了一些新的情況。比如說，一些研究者對馬列理論缺乏系統學習，在研究中出現兩種傾向：一是隨心所欲，想當然，憑感覺；一是追求西方史學的所謂新概念、新說法。于是，在史學研究中，理論被弱化，研究只能流于就事論事，不見本質；史學碎片化，難見整體性或重大問題研究。改革開放40多年，人們的思想大解放，價值觀念大改變，史學大放異彩，各種研究成果遠超前兩個時期的總和。但是，理論思維的弱化甚至異化，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

回顧“歷程”的理論思考

回顧我國史學實踐唯物史觀的70年歷程，實有諸多經驗與教訓值得認真總結，認真對待。

中國革命的實踐證明：只有馬克思主義才是指引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正確理論。同樣，70年史學實踐證明：唯物史觀是指導史學的一條生命線，亦即史學的靈魂。確立唯物史觀的指導地位，才使中國史學獲得新的生命，最終將中國史學真正變成一門科學。

70年史學研究的過程，也是廣大史學工作者不斷學習、實踐馬克思主義，以及不斷加深對馬克思主義認識的過程。實踐表明，當我們正確運用馬克思主義，用以指導史學研究時，就能正確地解釋歷史，得出正確的結論；反之，必然陷入唯心史觀的泥潭！

我們知道，馬克思主義是由馬克思主義哲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科學社會主義組成的。其中，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的歷史唯物主義即唯物史觀與史學密切相關。在長期的學術研究實踐中，經過社會的檢驗，我們將應用的唯物史觀概括為三大要素：一是存在決定意識，物質決定精神，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二是勞動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生產斗爭與階級斗爭是推動社會發展的動力。三是歷史是發展的、變化的，呈現出多樣性。馬克思主義活的靈魂，就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這三個方面便構成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已在史學研究中廣泛應用，把唯物史觀用得好，用得準確，其史學研究必深入，必能服人，經得起學術的反復檢驗，才顯示出恒久的生命力。

學術爭鳴，即學術批評與反批評，實踐證明，這是學習與實踐唯物史觀最好的途徑之一。20世紀五六十年代，史學界掀起學術爭鳴的熱潮。所謂史學的“五朵金花”等，無不是在爭鳴中發展起來的。小人物挑戰學術權威，無名之輩也敢于“亮劍”。從本質上說，學術爭鳴實則是學習與運用唯物史觀實際效果的檢驗，學得好，運用得當，必然在爭鳴中技高一籌。反之，只能甘拜下風，唯有再學習，深刻領會，才能有望再占先機。

應該說，爭鳴是發展學術的一大動力。這是第一時期的一個寶貴經驗。可惜，改革開放后，爭鳴逐漸減弱，以至今日，在學術界幾乎看不到爭鳴，誰也不輕易批評誰，誰也不輕易對明明是錯誤的觀點或說法表示異議。經驗證明：錯謬大行其道，得不到應有的批評，正確的思想就無由表達，其結果，只能攪亂人們的思想。清初思想家李颙說過：“天下之治亂在人心，人心之邪正在學術。”可知學術之“邪正”，實關乎人心之“邪正”。學術之極端重要在此。

繁榮中國史學的必由之路

史學研究與共和國同步，共同走過了70年漫長的道路，又與共和國共發展，同繁榮，在助推共和國大變革中，發揮了獨特的功能。當然，也難免出現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但無法阻擋我國的史學繼續向前發展的總趨勢！

在改革開放40多年后的今天，如何面向未來，繼續發展唯物史觀指導下的史學，確立中國在世界史林中的話語權，是擺在每個史學工作者面前的一項不可推卸的歷史使命。

70年史學實踐證明，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是指導我國史學發展的唯一正確的科學理論。堅持唯物史觀，是發展與繁榮我國史學的必由之路，舍此，無其他途徑可走。

如前指陳，當下史學界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是理論思維淡化或缺失。欲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加強唯物史觀的理論信仰，是唯一可行的做法。首先，必讀馬列的著作，包括毛澤東的書，如《實踐論》《矛盾論》等。尤其在改革開放中成長起來的新一代史學工作者，沒經歷前兩個時期的唯物史觀的理論洗禮，要推進中國史學的新發展，取決于他們是否真正掌握唯物史觀！其次，需要認真學習和解讀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關于當代史學研究的指導思想，將總書記的話語應用到實際史學研究中。

創新是關乎史學發展狀況乃至盛衰的根本大計！不通曉唯物史觀，觀察歷史時便無從創新，最多只能從事于對古人的重復書寫而已。學術不創新，必然會失去生命。要創新，具有生命力，必回歸唯物史觀的指導！

經世致用，是中國史學的一個優秀傳統。清人總結前人治學，稱：“夫學之不經世，非學也。”一門學問若不用于當世社會，就不是真正的學問。失去“經世致用”的意識，僅為學術而學術，隨意拿來一題，既無史學研究價值，尤失理論認知，亦無“經世致用”之意。“歷史研究碎片化”，明顯地弱化了史學的研究價值。欲發展史學，必發揮其當世借鑒之用。這又必賴于唯物史觀的有力指導。否則，在歷史問題面前，難識其有無實際價值，就難做深入探討，淺嘗輒止。

上文已談到學術爭鳴對于學術發展極端重要。一方面，爭鳴的過程，實則也是學習馬克思主義、實踐唯物史觀的過程；另一方面，也是辨是非、別正謬的過程，發揮學術“正人心”的特殊功效。不爭不鳴，其結果只能是窒息學術，使之無以發展！“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中國共產黨一貫堅持的方針，把這個方針真正貫徹下去，史學就有希望！

如何正確對待歐美的學術理論，也是關系到中國史學能否發展的一個大問題。西方的創新理論只能解釋他們本國本地的歷史，并不能正確解釋中國歷史。我們對待西方史學理論，并非一概排斥，亦非一概否定，應當是擇善而從之。要發展中國史學，借鑒西方有益理論也是必要的。如果不辨真假，盲目崇信，還為之傳播，必將損害中國史的健康發展！

展望中國史學發展前景，仍然令人充滿信心，充滿希望。習近平總書記多次發表關于加強史學研究的指示，給廣大史學工作者指明了方向。有黨的堅強領導，有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引，堅守唯物史觀的指導，我國史學必將掀起新的研究熱潮，開辟史學再創輝煌的新時代！

（作者系云南師范大學特聘教授、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