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新文化運動時期，馬克思主義思想和理論以及西方社會科學理論和方法傳入中國，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歷史唯物史觀在中國歷史研究中居于指導地位，同時，當代西方各種史學流派在改革開放以來也激蕩著中國學術界。

史學成果不斷涌現

七十年的中國古代史研究，其風氣變換，首先是受到中國政治現實的影響。新中國成立后，百廢待興，經歷過幾年的恢復重建，20世紀50年代初號召向科學進軍，《歷史研究》等一批高水平雜志創辦，學術專著如唐長孺的《魏晉南北朝史論叢初編》，斷代史教材如楊寬的《戰國史》、王玉哲《中國上古史綱》、楊志玖《隋唐五代史綱要》先后出版。

與此同時，關于中國古代史分期問題、中國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問題、中國封建社會農民戰爭問題、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漢民族形成問題等“五朵金花”的探討全面展開。由于郭沫若、范文瀾、翦伯贊、尚鉞等有政治影響力的學術領袖或參與討論，或啟動主編“中國通史”之類的大型項目，使得中國古代史研究有巨大的社會影響力，并且產生廣泛的溢出效應。

“文革”前就已經開始的包括“二十四史”在內的文獻整理依然在進行。農業學大寨和大搞農田水利建設等運動，也推動了重大考古發掘的進行，包括長沙馬王堆漢墓、“吐魯番文書”資料在內的整理工作得以開展。這些工作的最后結尾或深入研究，大多是在“文革”結束以后完成的。

史學人才輩出

20世紀70年代末，史學研究學術活動愈益熱絡起來。1978年，《歷史研究》雜志社、《社會科學戰線》雜志社在長春召開中國古代史分期問題學術討論會，來自北京、天津、上海、江蘇、浙江、廣東、吉林、遼寧等15個省市86名學者參加，除各高校和社科研究機構外，《紅旗》雜志社、人民日報社、光明日報社都有代表參加。這次會議被認為是中國古代史研究春天來臨的標志性事件。

在史學研究的春天里，被激發起創造活力的學者可以說是“四世同堂”，既有清季出生已是耄耋之年的老教授，如鄭天挺、侯外廬、白壽彝、鄧廣銘、韓儒林等，也有民國以來出生的年逾花甲的長者，如唐長孺、何茲全、傅衣凌、黎澍、楊志玖、史念海等，更多的則是新中國成立前后畢業、“文革”前已經嶄露頭角的中年學者，如龐樸、漆俠、胡如雷、田余慶、林甘泉、田昌五、寧可等，還有一些在“平反”后噴薄而出的學者如黃永年、張廣達，以及20世紀五六十年代畢業或“文革”前讀研究生的那一批學人，如陳得芝、陳高華、劉澤華、周良霄、馮爾康、顧誠、瞿林東、姜伯勤等。

中國歷史研究的長足進步，還受惠于高考制度的及時恢復和研究生學位制度的大力推進。七七、七八級本科生，七八、七九級研究生的入學和成長，成為最近40年來，中國古代史研究的生力軍。如果說，20世紀80年代的文化熱，是一曲不同輩分的學者之間的大合唱、大爭鳴的話，那么其后的種種史學熱潮的轉換，如社會史、計量史學、田野史學、口述史學、醫療史學、環境史學，則是這些新生力量的主打戲。他們都是共和國時期培養的學者，在改革開放中成長，也是90年代之后培養研究生的主體力量。

理論與方法并重

要在本文中具體描述70年來中國古代史研究的成就，是十分困難的事情，但我們大體可以將其歸納為以下四個特點。

其一，以歷史唯物史觀指導歷史學研究始終是中國大陸歷史研究的主流。西方學術理論和方法也極大影響著中國傳統歷史學的現代學科轉換。傳統中國史學主要停留在記述和鑒戒兩大功能。現代歷史科學，則試圖借用哲學和社會科學的各種理論，對于歷史人物和事件，進行考據和義理層面的挖掘。唐長孺在《魏晉南北朝史論叢》的跋語里談到：“在研究過程中，我深刻體會到，企圖解決歷史上的根本問題，必須要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但是，在運用唯物史觀進行歷史研究中，也難免出現教條主義或形式主義傾向。所謂“以論代史”“論從史出”的分歧和討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這種理論與研究結合中的不同偏差。但是，幾十年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運用，極大提升了歷史研究者的理論興趣，這是不爭的事實。“五朵金花”的討論就是其中的典型案例。

其二，改革開放以來，中外人員之間的交流互動頻繁，留學海外學者的歸國，大量海外著作的翻譯出版，學術熱點和主題，切換很快。文化史、年鑒史學、計量史學、歷史人類學，環境史、社會醫療史、全球史、活的制度史、新政治史，凡此種種，不一而足。20世紀80年代的文化熱，關于中國封建社會為什么特別長久、王朝更替的周期性危機原因的討論，在相當程度上，都是新理論、新思維引入歷史研究的結果。新的問題意識、新的觀察角度，大量社會科學理論與方法的借鑒和運用，大大拓展了中國古代史的研究空間。同時，也讓唯物史觀的研究在中層理論層面得到了落實和展開。

其三，在理論和選題創新的同時，不追求時髦選題，力求利用新史料（戰國秦漢簡簡牘、敦煌吐魯番文書、徽州文書等）在傳統制度史、經濟史、社會史、政治史、中外關系史上作出新成就，推出厚重成果的研究者，也不乏其人。這一部分研究成果，對于提升古代史研究的學術積累水平，有很重要的意義。可以這樣說，最近幾十年來中國古代史研究的進步得益于理論思維拓展的同時，也得益于新史料、新文獻的整理與出版。

其四，由于考古和文獻資料整理的電子化，特別是歷史資料數據庫的建設，給中國古代史研究帶來了一定的便利，同時也帶來很大的挑戰。所謂的“e-考據”展現的是史料搜集路徑的拓展，但也極大地增加了考據和辨別史料的難度。查找資料的速度無疑是快了，有些死板的考據學問，含金量減少了。但是，搜集、鑒別資料的過程，也變得復雜化了。運用史料構建歷史敘事空間能力要求也提高了。歷史資料數據庫對于中國古代史研究的潛在影響，在未來的幾十年，將會愈益顯現出來。

七十年來，中國古代史研究的成果，可以說多如牛毛。但是，令學術界和讀書界都感到滿意的斷代史或通史，始終不能出來。這是不能不說的一種遺憾。這種遺憾背后隱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研究成果的豐度問題，也有寫作方法的推陳出新問題，還有中國古代史領域學者之間的分工和合作問題。

在20世紀中國學術發展史中，可以觀察到一個從否定傳統到呼喚回歸本土化的歷史變化過程。陳寅恪有言：“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統，有所創獲者，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此二種相反而適相成之態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舊途徑，而二千年吾民族與他民族思想接觸史之所昭示者也。”這一點也適合于未來的歷史學研究。在重視傳承中國史學菁華的同時，也要注意吸收和學習域外的研究理論與研究方法，傳承與借鑒并存，在學習和消化中創新。21世紀的中國古代史研究，毫無疑問，亦將秉承這種宗旨。

（作者系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長江學者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