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駢文產(chǎn)生以來，揭示其弊端、否定其存在價值的言論就屢見不鮮，尤其是唐、宋及明代古文倡導者在這方面態(tài)度尤為激進。到了清代，這種觀念依然流行，如清初的姜宸英就強調(diào)“易排而散”，“力芟六代浮華之習”（《五七言詩選序》）。再如方苞也強調(diào)古文不能入“魏、晉、六朝人藻麗俳語”（《書方望溪先生傳后》）。正是在這種情況之下，清初一些駢文批評家站出來為駢文正名，從各個角度入手，論證駢文的存在價值。

　　一、直接從正面立論，強調(diào)駢文的存在價值。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毛先舒和田雯。毛先舒在其《陳迦陵儷體文集序》中直接指出：“原夫太極，是生兩儀，由茲而來，物非無耦。日星則珠聯(lián)而璧合，華木亦并蒂而同枝。關關鏘鏘，鳴必相和；鑣鑣俟俟，聚斯為友。物類且爾，況于人文者哉！是皆天壤自然之妙，非強比合而成之也……或謂三古六經(jīng)，氣留淳樸；先秦西京，體并高古。焉用駢組，聿開浮華？豈知‘萬邦九族’之語，已見諸《虺誥》；‘水濕火燥’之句，亦載于《文言》。嚆矢權輿，引厥端矣。至若武靈王之論騎射，丞相斯之諫逐客，往復征引，排比頗多；戰(zhàn)國龍門，云何損格？”從天理、物理、人文等多個角度立論，直接從正面論證駢文產(chǎn)生的必然性及其存在價值，同時，又列舉史實，證明駢詞儷語早已存在于歷史典籍之中，頗為文章增色，進而彰顯其存在價值。田雯的《學政條約序》也從正面立論：“國家取士，二場用表，三場用策，所以觀士子排偶之文，考古今通達之識也。奉行既久，視為具文，遂有四六不知何體，策問不知何事。非臨場倩人，即率意妄作，以為主司點策數(shù)判，無事須此。不知四書經(jīng)義，止試一場，而表策獨試兩場。其得土苴棄之乎！夫排偶之文，莫工于崔蔡，次則為徐庾，又次則為鄭穆，為眉山，悉有法度，可師多士。”一方面從科舉選士的需要入手，說明駢文存在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又標舉歷代駢文大手筆的駢文創(chuàng)作成就，特別指出其駢文“悉有法度，可師多士”一點，進一步證明駢文的存在價值。

　　二、從駢散關系角度切入，論證駢文的存在價值。在這一點上，傅作輯和黃始是突出代表。傅作輯在《思綺堂文集序》中指出：“世嘗謂散行、排偶兩體判不相類，甚或左排偶而右散文，似不諳個中三昧者。試觀章子是集，措詞雅，對仗工，而其開闔頓宕，起伏照應，盤旋空際，一氣折行，何嘗不可作韓歐大家讀耶？”結合章藻功的駢文創(chuàng)作實際，強調(diào)駢、散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批評尊散輕駢的觀點，認為駢文家也可以堪比韓愈、歐陽修一樣的文章大家。黃始在《聽嚶堂四六新書廣集序》中說：“理者，文之經(jīng)也；詞章者，文之緯也。文無定格而詞章之用亦無定體，故可以古可以今，可以奇可以正，可以散行可以比偶，雖體用各異，而終歸于理之當而已矣。”認為文無定格，亦無定體，所以既可以散，又可以駢，關鍵是看所言之理當與不當。同時，他還以自然之道比文章之道，揭示駢文與散文之關系：“日、星麗乎天而光華常旦，川、岳附乎地而經(jīng)緯恒新。是日、星、川、岳，天地之大文也。使天有其日、星，而無云霞為之披拂，雨露為之濡潤，則天亦頹然其光華爾；使地有其川、岳，而無波濤為之瀠洄，草木為之掩映，則地亦龐然其經(jīng)緯爾。曷以窮生態(tài)之奇，宣物華之盛哉？文章之道亦然。西京而下暨唐宋諸大家之文，文之日星、川岳也；魏晉而下自六朝以迄唐初諸子比耦之文，文之云霞、雨露、波濤、草木也。龍門、昌黎、歐、蘇諸家發(fā)其光華，彰其經(jīng)緯而無徐、庾、謝、鮑、王、楊、盧、駱諸子為之披拂焉，濡潤焉，瀠洄而掩映焉，則文之體終未備，文之奇終未宣，文之精英光怪終未畢呈而暢露。故大家之文與比耦之文不可不并傳也。”（《聽嚶堂四六新書序》）他將散體古文比喻為日、星、川、岳，駢體文比喻為云霞、雨露、波濤、草木，二者相輔相成，共造生態(tài)之奇，宣物華之盛，缺一不可。所以二者只可并傳，不能偏廢。以此為基點，他還從文法的角度進行分析：“或者曰：‘大家之文起伏呼應，賓主開闔，莫不有法，故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若夫比耦之文不過選聲諧律，句櫛字比。雕蟲小技，壯夫弗為耳。’嗚呼！是未知大家之文固貴乎法而比耦之文亦未始離乎法也。大家之有起伏呼應，賓主開闔則選聲諧律，句櫛字比之中未始無起伏呼應，賓主開闔也。（駢文）序事則有起伏，有呼應而虛實之法備焉矣；用事則有賓主，有開闔而反正之法備焉矣。況乎敘述而后先有次，敷陳則輕重有體。箴則有諷有規(guī)，頌亦無諛無濫。掇景而風云起其筆端，摛情則啼笑生于字里。莫不極天人之奧義，寫物類之妍思，則誠哉比耦之文與大家之文不得不相輔而并傳也。”（《聽嚶堂四六新書序》）文中將駢體文的行文之法與散體古文一一對比，說明駢文在行文方式上與散體古文一樣，起伏開合，皆有法度，其表現(xiàn)功能絲毫不遜于散文，不僅可以與散體古文并行傳世，而且還可以相輔相成，所以其存在價值毋庸置疑。

　　三、先破后立，強調(diào)駢文的存在價值。所謂“先破后立”，就是首先破除否定駢文的觀點，進而證明駢文的存在價值。如陳維崧和許自俊就是如此。陳維崧在《詞選序》中指出：“客或見今才士所作文間類徐、庾儷體，輒曰：‘此齊、梁小兒語耳。’擲不視。是說也，予大怪之。”“夫客又何知，客亦未知開府《哀江南》一賦，仆射在河北諸書，奴仆《莊》《騷》，出入《左》《國》，即前此史遷、班椽諸史書，未見禮先一飯。”首先批駁某些人否定和蔑視駢文的錯誤，這是“破”；然后又從正面立論，闡述駢文的存在價值：“蓋天之生才不盡，文章之體格亦不盡。”“鴻文巨軸，固與造化相關，下而讕語卮言，亦以精深自命。要之穴幽出險以厲其思；海涵地負以博其氣；窮神知化以觀其變：竭才渺慮以會其通。”文中把徐、庾駢文擺在與《莊子》《楚辭》《史記》《漢書》等名著同等的位置，從而彰顯其價值。同時又特別指出：由于作家才性資質(zhì)不同，文章體格也不相同，因而作者可以根據(jù)自己的特點選擇適合自己的文章體制進行創(chuàng)作，所以排斥駢體，強求一律是不公平的。許自俊在其《四六初征序》中也是有破有立：“說者曰：古大儒不屑為麗句，故司馬不習四六。不知溫公以辭知制誥，非不能為麗句也……至今讀王僧虔《勸進》、趙丞相《遺表》，令人色飛心動。讀李敬業(yè)《討武后檄》，江浩《宣布中原詔》，令人慷慨嗚咽，泣下沾巾。古之忠臣名將，倚馬作露布，草檄愈頭風，其英杰雄偉之氣，飛揚拔扈之才，皆能隨風生珠玉，擲地為金石，何至以寒蛩之唧唧，笑仙鳳之喤喤哉！”以事實為依據(jù)，先批駁“古大儒不屑為麗句”之說的荒謬，然后以王僧虔《勸進表》和駱賓王《討武后檄》等頗具影響力的駢文名篇為依據(jù)，證明駢文的存在價值和意義。其他如陳維崧之弟陳僖，在其《陳迦陵儷體文集序》中也是有破有立：“朱子亦曰：‘東漢文章，漸趨對偶，其氣日卑。’此昌黎譏其衰颯，子厚以為駢拇者也。然高文大冊，代有偉人，而折柳寄梅，不無逸致。聲偶之學又何可少也？今觀家兄其年所著，錦心繡口，玉佩瓊琚；思若涌泉，辭如注水……皆足以發(fā)奎璧之光而傳之千百世也。”首先對否定駢文的論斷加以批判，主要是以史為據(jù)，說明駢文代有大家，不可或缺；然后以其兄陳維崧的駢文創(chuàng)作成就為依據(jù)，論證駢文的存在價值，認為駢文可以“傳之千百世”。此外還有沈心友、吳壽潛等駢文批評家也是有破有立，論證駢文存在的價值，這里不再贅述。

　　總之，在清代初期，伴隨著駢文批評的深入開展，特別是駢、散論爭的深入，對駢文存在價值的分析和探討成為當時文學批評中的重要議題，為清代駢文復興做好了理論準備。

　　 （作者：于景祥 孫麗娜，分別系遼寧大學文學院教授、沈陽大學文法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