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90年代以來，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不斷深入，中國憑借要素稟賦和基礎設施的比較優勢，成為“世界工廠”。但是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全球經貿治理體系出現深度調整，中國傳統的增長模式也逐漸式微。一方面，國際形勢嚴峻，面對發達國家的掣肘、“制造業回流”以及發展中國家制造業的競相崛起，中國在全球價值鏈的地位正遭受“雙面夾擊”；另一方面，國內制造業企業尚存在大而不強、產品質量參差不齊、核心技術缺失等問題，迫切需要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實施創新驅動戰略和制造強國戰略，推動“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轉變。因此，探究中國參與全球價值鏈可能陷入“低端鎖定”困局的深層次原因，并找到破局路徑，是實現中國制造業價值鏈躍升的關鍵所在。

全球價值鏈“低端鎖定”的深層次原因

一是對全球價值鏈的過度依賴。一方面，傳統增長模式中，中國憑借勞動力要素稟賦優勢，被動融入發達國家主導的價值鏈分工體系，可獲得的附加值十分有限。例如，2010年一部蘋果手機的總價值中，中國獲得的增加值收益只占2.3%。另一方面，由于可以直接進口國外的高質量高技術中間投入，中國企業自主創新優質中間品的動力不足。例如，在中國半導體行業，3C生產商的崛起加上互聯網信息技術時代的呼吁，極大地增加了對高性能芯片的需求，但國內企業供應量匱乏，僅占到國內市場需求的1/5，在此情形下企業對集成電路產品的進口依賴度很高。

二是技術溢出的吸收能力較弱。市場開放度的提高與外商投資的引入，使得技術溢出效應給許多新興經濟體在參與國際分工時帶來技術進步。但是，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能否成功實現從外溢技術到本國創新的轉變，取決于其企業技術吸收能力的強弱。一般而言，較為扎實的人力資本積累以及較高的經濟發展水平等都有助于企業吸收先進技術的外溢，并最終轉化為自身的創新成果。同時，研究發現，企業的吸收能力需達到一定的門檻值時才能將全球價值鏈的技術外溢效應轉化為自主創新的動力。雖然“中國制造”的商品已遍及全球，但是相對于發達國家而言，中國對先進技術的吸收還存在吸收能力不足以及良莠不齊的問題。以我國的汽車產業為例，汽車產業存在技術引進規模大但技術吸收能力弱的特點，雖然中日韓的汽車產業都是通過“引進—消化—吸收—創新”這一模式成長起來的，但是日韓兩國在不到30年的時間內就形成了較強的自主研發與國際品牌優勢，而中國在歷經幾十年的全方位、大規模的技術引進后，還是無法達到國際競爭的前列，“以市場換技術”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起到了“以市場換利潤”的直接效應，自身的吸收能力不足仍然掣肘著中國汽車產業向價值鏈高端攀升的速度。

三是發達國家的“俘獲效應”。美國杜克大學的格里芬教授最早提出了全球價值鏈治理的五種模式，其中在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最典型的就是“俘獲型”模式。當發展中國家被動融入發達國家跨國公司主導的價值鏈分工體系初期，發達國家為實現全球最優資源配置，除了利用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成本和基礎設施優勢外，也會主動輸出一定的技術和標準，以幫助發展中國家更快地適應價值鏈分工的需要。但是，當發展中國家逐漸開始從價值鏈低端向高端攀升時，便會遭到跨國公司或大購買商的“俘獲”，它們不僅會利用市場勢力和先進技術對發展中國家的價值鏈攀升實行阻截，還會通過其壟斷地位建立不對稱的價值鏈治理方式，控制當地企業的專用資產以限制其自主研發，從而牢牢將企業困在微利化的價值鏈低端，使在技術層面“彎道超車”無法成為可能。

中國企業突破全球價值鏈“低端鎖定”的可能路徑

根據前述分析，要突破價值鏈“低端鎖定”困局，有三條可能路徑。

第一，通過延長國內的價值鏈，減輕對全球價值鏈的過度依賴。豐田汽車案例為我們提供了有益啟示。20世紀50年代，由于受到本國進口外匯的限制，豐田無法從美、德等國購買專業的零部件，面對戰后不斷增長的需求，豐田只能聯合其上下游的企業來構建自己的供銷網絡。豐田通過構建具有共同命運的生產網絡，極大地提升了其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發展中國家同樣可以通過延長國內價值鏈，逐步生產進口中間投入的替代品，降低對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價值鏈的過度依賴。延長價值鏈可以從三個方面增強企業的創新能力。首先，促進生產率的提高。企業價值鏈的延長有力地促進了其融入價值鏈的程度，增強了企業在國際垂直分工中的比較優勢，必然帶來企業生產率的提升，從而激起企業創新，助力企業的價值鏈升級。其次，促進產業集聚。延長國內價值鏈會使企業形成更高水平的規模經濟，增強企業間聯系與資源整合能力，成為企業提升創新能力的重要保障。最后，緩解企業的融資約束。由于供應鏈企業的“賒銷賒購”關系密切，更長的國內價值鏈將在很大程度上為企業提供更為穩定的資金鏈，繼而降低供應鏈不確定性的風險，為企業實現技術升級提供更多的金融資源。

第二，引入競爭機制強化企業技術吸收能力。技術吸收能力提升是發展中國家企業提升國際競爭力的關鍵環節。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提出“引進—消化—吸收—創新”的技術發展路徑，雖然在技術引進方面取得一定成效，但在消化、吸收方面還略顯不足。本土企業若能提升全球價值鏈中技術溢出的吸收能力，必然會在技術跨越中實現“低端鎖定”的破局，而競爭機制這一“鯰魚”的引入會激發企業的創新意識和危機意識。具體而言，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強化競爭機制。一是提升國內企業的異質性產品生產能力，并強化產業鏈上的協同效應發揮。通過強化異質性生產能力，使企業在競爭中更具比較優勢，并通過協調合作，互相彌補企業間的資源與市場信息，從而在與上下游企業合作嵌入價值鏈的過程中提升國際影響力。二是消除市場分割，增強區域間競爭，讓市場發揮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通過“社會創新”錦標賽加強市場對企業創新的引導作用，強化落實以創新為導向而非僅以GDP為目標的地方績效考核制度，并根據地方產業特色優勢營造“求新求異”的創新競爭環境。三是完善知識產權制度，從源頭上為企業自主創新提供最優的保護屏障。以激發企業創新創造活力與保證公平公正的競爭環境為基本原則，設計監管與競爭協調運行的知識產權機制，促進我國技術標準體系的建立，強化企業利用知識產權實現戰略發展的意識。

第三，構建以“一帶一路”為核心的區域價值鏈體系，逐步從價值鏈分工的“參與者”向“引領者”轉變。當前全球化生產網絡圍繞地區“中心”而形成，通過構筑雙向“嵌套型”全球價值鏈產能合作體系——主導“一帶一路”區域價值鏈體系并將其整體融入全球價值鏈體系中，既可以將部分高技術產品的引進從美國布局到韓、日、歐等地，從而降低外部風險，又可以將部分優勢產業和產能轉移到沿線國家形成優化配置，在區域價值鏈的核心位置發揮其“內外聯通”的樞紐作用，推動我國價值鏈升級。該合作模式具有以下三點特征。一是包容化的嵌套型分工體系。在“一帶一路”區域價值鏈中，中國可以搭筑好自身高端、低端產業鏈的銜接，并打通南北國家的產能合作。雖然該價值鏈是全球價值鏈的一部分，但是更加具有包容性和穩定性，既囊括了更多的國家又緩解了傳統發達國家“不穩定”的主導。二是個性化的異質性參與主體。在新型貿易模式（跨境電商、自貿區等）崛起的背景下，各國培育個性化產業以增強國際競爭力顯得尤其重要，中國可以通過進口各國優勢產品助力優勢產業的發展。三是合作化的國際企業載體。通過與沿線國家本土的大企業合資經營，可以在復雜投資環境下降低風險，并優化當地產業競爭格局。

（作者單位：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中國世界貿易組織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