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我們必須內外兼修：一方面，要立足自身的傳統與民情；另一方面，也要立足理性，批判地理解、解釋國外學術源流。唯有如此，我們才能正確理解新時代的中國與世界。艾倫·梅克辛斯·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的《西方政治思想的社會史》為我們梳理了西方學術與社會史之間的關系，突出了理論話語蘊含的時代精神，也為我們理解西方及現代性提供了一個特殊的視角。

艾倫開篇就向讀者闡明“現代早期”的意義。舊秩序逐漸走向瓦解，新秩序得以生成和確立，新與舊的斗爭在此間分出了勝負。政治思想亦是一種斗爭行為，直接參與了秩序建構：它要么為既有的權力辯護，要么表達權力在進取中的訴求。在權力更替的現代早期，政治思想具有最肥沃的土壤，“不足為奇的是，西方政治思想的正典不成比例地云集于‘現代早期’那里”。

我們通常認為，《君主論》《利維坦》等“正典”（canon）奠定了現代政治思想的基礎，開創了理解正義與秩序的新方式。這意味著，“正典”具有某種超越歷史的獨立性；它們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們發現并闡述了某種真理與理性，足以塑造信念、建構秩序。但是，當艾倫有意將社會轉型置于“正典”之前，她便致力于消解這種獨立性，著力強調思想對“社會”的依賴。在她看來，脫離社會語境的文本是空洞的，社會史才是政治思想的筋骨血肉；盡管思想并非必然是對社會語境的反映，但它必然要在具體的社會語境中發揮作用，其影響力則由社會決定。

政治思想影響力由社會決定

在艾倫看來，政治秩序之構建源于權力平衡的生成，政治思想必須借助現實的社會權力才能釋放其影響。政治思想是對權力意志的論證與展示，也是現實權力結構在觀念層面的延伸。因此，與社會條件和“語境”相比，思想自身的邏輯與結構便顯得無足輕重。

我們必須注意，艾倫無意寫作純粹的“思想史”，而是要借思想來呈現“社會史”。她的寫作本身就表達了一種批判立場：思想并不具有獨立于社會的自為品格。現代政治具有其內在的穩定結構，它是傳統社會經歷漫長轉變的結果。因此，艾倫必不認為：某一部“正典”、某一個時刻或某一個事物堪當現代性的結晶體，它凝結了現代政治最根本的特質。這樣的方式既簡化了歷史，也簡化了政治。在她看來，我們應當更多關注長時期的歷史進程，即“資本主義興起”的社會史。理解現代政治的關鍵便在于理解資本主義的權力結構。

艾倫用“自由與財產”為其作品命名，以此概括她對現代政治的理解。我們可以認為，自由（liberty）體現了政治體（或國家）的普遍精神（general spirit），以及公民在國家中的狀態。它是一種構成性原則，類似于孟德斯鳩為三種政府類型賦予的原則（德性、榮譽、恐懼）。與之相對，“財產”則意味著諸社會階層的經濟狀況，以及從中衍生出來的權力關系。自由與財產構成了一組張力，展示出公共權力與私人財產權之間的辯證運動。“如果說本書有唯一一個統領全書的主題，那么，它與我們時代發生的私有財產權與公共權力的某些獨特轉變有關”。這一權力關系的轉變奠定了現代政治的基礎，是古今之變的實質。這是西方文明經歷的“大轉型”。它也是一個長時段的歷史過程，歷經整個現代早期，并隨資本主義的興起而走向完成。

《西方政治思想的社會史》的論述依據艾倫對現代政治的理解搭建起來。從表面上看，艾倫仍在圍繞思想“正典”組織其論述；但實際上，所謂“正典”只不過是她構建理論體系的腳手架，她要搭建的“大廈”是上述“大轉型”的社會史。對艾倫而言，“正典”的作用在于如下兩個方面：一為標示年代和具有典范意義的政治體形態（比如城邦、帝國、絕對國家等）；二為引出政治論辯的核心問題，及其背后的權力關系。亦即，正典之所以重要，不是因其具有超越歷史的理性與哲學，而是由于它們最典型地展示了時代問題及其背后的斗爭。

艾倫并未嚴格遵照時間的順序來搭建論述。她將經典思想家及其著作安置在特定時代與政治體的范疇下，并按照“大轉型”的權力邏輯予以排列。例如，在年代上，啟蒙運動時期的法國哲人要晚于霍布斯與洛克，但她仍將這段思想史的終點設置為“英格蘭革命”，并把洛克當作最后一位值得重點論述的經典作家。因為，洛克的著述最先也最典型地闡述了資本主義的權力邏輯；“英格蘭革命”亦會不斷成長，既在歷史中延伸，也向外拓展——法國便在與英國的競爭中被迫轉向了資本主義。所以，英國與洛克的思想才是現代性的真正起點，因為它們代表了上述“大轉型”的完成形態。所以，通過剖析洛克的學說，我們便可洞見現代社會的權力基礎。

重視思想所承載的理性與道義

基于對財產權的論述，洛克從人的自然平等出發，論證了土地與財產不平等的合理性。這一不平等基于自然權利與人的同意。依據艾倫的評論，洛克的財產權理論是英國社會狀態在思想上的反映：“高度集中的土地所有權和大資產同獨一無二的高產農業結合。”洛克讓生產與“改良”成為整個論證的樞軸，不僅支持了對土地與資本的不平等占有，也重新界定了“超經濟”權力與私人財產權之間的關系，因此建構了一種對議會和“有限”政府的有力辯護（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辯護并不擁護民主）。

在艾倫看來，洛克無疑是現代政治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展示了英國社會權力關系的革命性轉變，也奠定了后世（18世紀）哲學話語的基本框架。艾倫一再強調思想與現實之間的同構。從洛克發源而來的思想傳統為何具有如此強大的生命力？“那是因為它代表著統治精英內部已經達成的共識”。艾倫試圖告訴我們：當我們剝去理論的“權利”外衣，其權力本質就會浮現。

艾倫著力還原政治思想的歷史語境，揭示思想與修辭背后的權力意圖，展示“資本主義興起”這一歷史進程中漫長而繁復的斗爭與變化。這的確有助于我們把握思想的現實感，從而獲得對“現代性”更為豐滿和具體的理解，也能更為真切地體會“現代性”的權力基礎。然而，當艾倫強調思想對社會的依賴，將之解釋為權力結構的延伸時，她事實上忽視了思想自身的獨立性，忽視了思想所承載的理性與道義。

如果思想只是權力的延伸，只是統治階層為既得利益（或既有的不平等）構建的一套話語體系；那么，面對著資本主義的權力真相，我們又當如何？即便我們清晰地認識到，資本主義只是有產者的權謀，是其在面對平等派壓力時構建起來的話語體系；除了等待新的權力平衡，我們又當如何？可見，如果思想只是權力的延伸，政治便陷入循環往復的死局。“社會史”消解了正義本身。它看似令單薄的思想變得深厚，實則瓦解了“思想”，消解了“思想”的力量。

（作者單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