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人小傳

袁世碩，文學史家，1929年生于山東兗州，1953年山東大學中文系畢業(yè)后留校任教，從事中國古代文學的教學和研究，1983年晉升為教授，1986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評定為博士研究生導師。曾任山東大學中文系中國古代文學教研室主任、山東大學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山東大學校務委員會委員。先后兼任山東省作家協(xié)會副主席、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guī)劃學科評議組專家、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guī)劃小組成員、山東省古典文學學會會長等職。現(xiàn)為山東大學講席教授。

20世紀50年代末，袁世碩廣泛查閱文獻，編寫了極具史學價值的《孔尚任年譜》，其《蒲松齡事跡著述新考》于1988年由齊魯書社出版后，在國內外同行中獲得一致贊譽，“是蒲松齡研究的一個里程碑”。此后，他又相繼出版了《蒲松齡評傳》《文學史學的明清小說研究》《敝帚集》；主編了《元曲百科辭典》、《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蒲松齡志》、《中國文學史（四卷本）》（第八編）、《中國文學史（馬克思主義課程教材）》；整理校點了《清詩別裁集》，主持整理出版了《王士禛全集》；編輯出版了《馮沅君古典文學論文集》、《馮沅君創(chuàng)作譯文集》（與嚴蓉仙合編）、《蒲松齡研究集刊》（1—4輯）等，在《文學評論》《文藝研究》《文學遺產》等報紙雜志上發(fā)表了百余篇有影響的論文。多次獲得國家和省部級優(yōu)秀成果獎，也是山東省社會科學首批突出貢獻獎獲得者。

山東大學講席教授袁世碩先生，執(zhí)教六十五載，歲月悠悠，他著作甚富卻仍堅守躬耕三尺講臺，蜚聲學界而從未放棄古典文學的鉆研追求。袁先生始終堅持正確的學術方向，嚴格恪守學術規(guī)范和學術道德，在中國古代小說、古代戲曲及元明清文學等研究領域均取得了令人矚目的豐碩成果。與此同時，袁先生以豐富的教學經驗和誨人不倦的精神培養(yǎng)了多位在學術上饒有成就、在文化工作上做出了突出成績的學生。

拓展通變

袁先生一向以治學嚴謹著稱。他繼承了老一輩學者馮沅君先生的治學方法和謹嚴學風，在研究中注重從基本的訓釋古義、稽考史實做起，不憑主觀臆斷，不尚空言浮議。他堅信讀古人書要“知人論世”，不贊成只就作品論作品的所謂“本體批評論”，但也不贊成煩瑣的無甚意義的考證。

袁先生總是力求掌握最充分、最翔實的文獻資料，通過審慎的分析，搞清有關歷史事實。例如，他曾細致地考察了明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正文中的許多小字注，聯(lián)系《錄鬼簿續(xù)編》中記載的羅貫中的行跡，論斷《三國志通俗演義》成書于元代末年。他通過對明嘉靖朝的權貴郭勛其人其事的考察，聯(lián)系《水滸傳》多寫與大小權勢者抗爭的內容，以及寫北方地理混亂、寫南方地理較合乎實際的情況，論斷這部小說絕不可能是出自武定侯郭勛或其門下士之手。武定府只是這部小說最早的刊行者。這類研究課題，對解決中國小說史研究中的一些爭議問題，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

為了解析古典戲曲名著《桃花扇》的創(chuàng)作起因和社會意義，20世紀50年代末，袁先生廣泛查閱有關文獻，編寫了《孔尚任年譜》。這部年譜詳細地呈現(xiàn)了孔尚任一生的行跡，著重考察了與他創(chuàng)作《桃花扇》有關系的一些人物，其中許多史實為已往的研究者所不曾涉及。此后多部《中國文學史》都曾援引其中提供的資料，作為評論《桃花扇》的立論依據(jù)。

即使取得如此成績，袁先生并沒有終止這個課題的研究，而是繼續(xù)留心有關新文獻的發(fā)現(xiàn)，斟酌原來的記述是否圓滿確切。十幾年之后，他又對《孔尚任年譜》作了增補修訂，使其內容更加充實，對孔尚任在《桃花扇始末》中所言及的人物事件，全部做了考索分析，更加清晰地展示出這位杰出劇作家一生升沉榮辱之軌跡，以及因創(chuàng)作《桃花扇》而罷官的政治底蘊。

從20世紀70年代末起，袁先生開始著手研究蒲松齡的著作，他廣泛搜集、深入發(fā)掘有關文獻，多次去蒲松齡的故鄉(xiāng)淄川探訪，到國內多所圖書館查閱圖書，甚至東渡日本，閱覽了東京慶應大學“聊齋關系文庫”的文獻圖籍，搜集到了多種已往研究者未曾發(fā)現(xiàn)的珍貴資料。

在此基礎上，袁先生完成了兩項研究——

一是對蒲松齡的行跡、交游、著述進行了深入細致的考索，揭示出許多后人罕知的隱秘情節(jié)。如從其摯友張篤慶的詩作，可知他年方及冠便已開始創(chuàng)作《聊齋》；從他曾與友人之妾顧青霞的交往，可以發(fā)現(xiàn)他對兩性關系問題的新思考；從他在西鋪畢家坐館30年的生活狀況，可知他何以能夠堅持《聊齋》創(chuàng)作直至年逾花甲；從他與詩壇領袖、朝廷顯宦王士禛的交往始末，可知兩位文學家之間的真實情況等等。這些翔實的考證極大豐富了對蒲松齡的了解，也基本上搞清了他創(chuàng)作《聊齋》的具體過程。

二是對《聊齋志異》幾種早期抄本和傳世不廣的早期刊本做了較為具體的考察，基本搞清了它們各自的年代、篇章存佚、抄主情況，以及與作者原稿（僅存半部）相比較在內容文字上的差異。這既有助于探明作者原稿的全部情況，也為重新整理出一部《聊齋志異》的定本奠定了基礎。

這些研究成果輯成《蒲松齡事跡著述新考》，由齊魯書社于1988年出版，獲得了學術界的一致好評。國內的《文學遺產》《文史哲》《上海社會科學》，日本的《中國古代小說研究動態(tài)》《東方》，美國的《亞洲學會學報》等報刊都發(fā)表了長篇書評予以評介，稱此項研究“是蒲松齡研究的一個里程碑”。

袁先生堅守傳統(tǒng)的讀其書須知人論世的理論原則，不僅注重考證有關作家的創(chuàng)作史實，也著意觀察稽考作品的文體、題材、作法轉化的實況，他考察作家的生平不停留于生卒、行跡、交游，更重視顯現(xiàn)其性情與思想。因此，他的考證不僅細密，而且超越了一般的實證方法。他所著《蒲松齡與王士禛交往始末》《解識龔開》等，便是這方面的重要成果。

問題意識

從袁先生的研究內容來看，自《三國演義》《水滸傳》《金瓶梅》《西游記》《醒世姻緣傳》《聊齋志異》《桃花扇》《紅樓夢》等文學名著，到這些名著的作者研究、意義闡釋和傳播研究，再到對其他學者研究成果的價值評判，都表現(xiàn)出了他所倡導的“問題”意識。

20世紀50年代，歷史學界提出要正確評價歷史人物曹操，將丑化曹操的罪責歸之于《三國演義》，進而否定這部小說的文學價值。袁先生考察了由“尊曹”到“貶曹”的歷史過程，指出《三國演義》表現(xiàn)的是宋元時期人們的價值觀念，遵循的是傳統(tǒng)的道德標準。他認為，作為小說藝術的人物形象，《三國演義》中的曹操反映了古代政治家的典型性格和政治謀略，具有極高的文學功能，不但不應否定，而且應當給予充分的肯定和借鑒。

對于《西游記》的主旨，歷來眾說紛紜，如果僅僅從時代不同、讀者觀點不同去解釋，即便做得十分周到仔細，也不能解決根本問題。袁先生發(fā)現(xiàn)，明代中葉文學領域呈現(xiàn)出一股強烈的重情尚欲、反禁欲主義的思潮，于是對《西游記》進行了新的詮釋。他從取經故事的演化入手，運用歷史和文化的方法，得出了如下認識——

玄奘取經的事跡，在通俗文藝中神魔故事化，原來弘揚佛法的主旨，逐漸被神魔斗法的趣味性沖淡，道教神仙進入佛教故事，內容便復雜起來，取經的主角發(fā)生了易位。到明中期受到了崇尚人性的人文思潮浸洗，重新書寫的取經故事發(fā)生了內在肌質的裂變，主題故事與具體情節(jié)描寫表現(xiàn)出不和諧的傾向性，神佛有了世俗相，連同情節(jié)的神圣性都受到了揶揄、戲謔，呈現(xiàn)出了人文主義的思想特性。

這就是《西游記》思想和藝術的歷史特征，以往批評家忽視了這一本質特征，用各自時代流行的觀念，強行概括小說的主題思想，自然不合實際，難以自圓其說。

當袁先生較為細致深切地把握了蒲松齡的生存狀況和心理狀態(tài)之后，再對《聊齋志異》進行分析時，發(fā)覺其中蘊含著蒲松齡的身影和心跡，最為明顯的是那些敘寫書生科舉失意、詛咒科場考官的篇章。

由此，袁先生對魯迅說《聊齋志異》“用傳奇法而以志怪”的論斷產生了懷疑。《聊齋志異》雖然不外乎記敘花妖狐魅之事，但與六朝人的志怪小說有著性質上的差異，蒲松齡作《聊齋志異》不是為了“志怪”，而是有意識地虛構狐鬼花妖故事來寄托自己的情志，這些故事是表現(xiàn)思想的載體，內容具有了形式的功能。這與古代的寓言故事相似，要傳達的不是故事本身，而是故事所寄寓的某種生活哲理。

袁先生認為，“紅學”界在揚棄了“自傳說”之后又發(fā)生了賈寶玉是不是“封建叛逆者”或曰“新人”的問題，于是發(fā)表了《賈寶玉心解》一文。他從正反兩種意見中悟出：意見分歧的原因是沒有意識到小說人物賈寶玉的文學素質，賈寶玉不是寫實小說中與現(xiàn)實生活中可以等同的人物形象。實際上，在賈寶玉這一形象中既有寫實的因素，又有意向化的因素，如性情異于常人，說了些“囫圇不可解”卻意蘊甚深的話語，曲折地反映出了作者的心靈。如果完全用現(xiàn)實的眼光、準則品評其舉止、話語，就失于膠柱鼓瑟，丟掉了文學的審美意趣，稱揚者隔靴搔癢，貶之者則難免迂闊。

古代文學研究歷來有一個回到作品或作者本義的愿望，但是現(xiàn)在的研究者不可能回到作家創(chuàng)作作品的那個時代，所以，今天的研究只能用新的觀念來詮釋過去的文學作品，從而給出盡可能接近原旨的解釋。只有如此，文學研究才能發(fā)展，民族文化才能發(fā)揚光大。

袁先生的許多研究成果都驗證了這一道理。新觀點的提出，需要幾個必備條件，一是新材料的發(fā)現(xiàn)，二是新方法的使用，三是觀念的變革。正因為他以尊重歷史的態(tài)度，從考證出發(fā)奠定學術研究的堅固基石，進而強調文學觀念和文學史觀念在文學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和關鍵作用，才能夠在古典文學研究領域不斷有新的開拓和建樹。

理論升華

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西方文化思潮逐漸涌入，就文藝美學的理論與方法而言，從老三論到新三論，從存在主義、現(xiàn)象學到語言哲學，異彩紛呈，目不暇接。在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文化氛圍中，對于西方文學理論方法，袁先生既沒有采取全盤接受的方式，也沒有采取簡單排斥的態(tài)度，而是主動接觸，審慎辨析，汲取其中對于研究古代文學有益的內容，建構完善自己的理論框架，并在學術研究中創(chuàng)造性地發(fā)揮運用。他對于那些帶有明顯理論偏頗或者違反文學規(guī)律的觀點進行細致分析，指出其學理上的缺陷與實踐中的弊端，給予冷靜客觀、實事求是的評價，嘗試進行中西理論的比較研究，使西方的灰色理論在中國學術領域煥發(fā)出綠色生機。

在學術實踐中，袁先生嫻熟地運用哲學方法研究文學史，從意識形態(tài)內部構成的諸種關系入手，高屋建瓴地揭示了文學與哲學的內在聯(lián)系。如對《聊齋志異》狐鬼精魅故事蘊含人生哲理的尋繹，對《西游記》神佛故事由宗教意識轉化為審美意識的論斷等，都體現(xiàn)了他的哲學思維功力和研究深度。

袁先生以《儒林外史》《紅樓夢》等作品的“玄言詩”為例，闡釋了哲學影響文學、文學蘊含哲學的表現(xiàn)方式與深層規(guī)律。對于現(xiàn)象學美學方法的借鑒和運用，體現(xiàn)了他關注作品本體價值的學術追求，這同只專注于考據(jù)史實、力圖還原歷史真相的研究有著明顯不同。

袁先生特別注重詮釋學的研究和運用，他從中國古代詮釋學切入進行分析，體現(xiàn)了中西理論結合的特色，重點探討了文學作品的歷史客觀性，指出文學詮釋的本質屬于認識，特別強調了歷史主義是詮釋學的基本原則，并以《桃花源記》《三國演義》《圓圓曲》《紅樓夢》等作品進行了具體論述，把理論辨析與作品闡釋相結合，體現(xiàn)出理論服務于研究的鮮明傾向。

與此相關，袁先生還對伽達默爾的哲學詮釋學進行辨析，提出了中肯的批評意見。他從四個方面對伽達默爾的理論提出質疑：一是以游戲為建構其詮釋學入門的論述，混淆了游戲與文藝作品性質上的差異；二是說文學作品是未完成事物，雖有一定道理，但否認其為客觀存在則是錯誤的；三是作品的先在性，語言意指的穩(wěn)定性，表明文學作品并非只存在于讀者的理解中；四是無視文學作品對理解的制約性，詮釋的歷史性便成為相對主義。

袁先生對西方接受美學三位理論家的代表觀點——姚斯“期待視野”、費什“讀者反應”和伊瑟爾“召喚結構”等核心概念也進行了深入解析，明確指出接受理論放逐作品本文、過度抬高讀者接受（即文學消費地位）的片面性失誤，緊緊抓住“作品本文”這個無論任何流派的任何理論家都無法繞開的核心概念，置接受理論于無法自圓其說的尷尬境地。

憑借理論的敏感、邏輯的嚴密與思維的清晰，袁先生排除了西式表達與翻譯生澀造成的理論迷障，抓住問題關鍵和理論要害，進行客觀冷靜的科學分析，清理出基本的邏輯結構與推演脈絡，最后破解其中的疑難并給予有針對性的理論匡正，充分顯示了他的大家風范——寬闊胸懷、求實精神、兼容并包。

袁先生樸實無華、平易近人，恥于追名逐利。時常有同行、同事、研究生請他審閱文稿，他總是認真提出修改意見，甚至幫助修改。作者要求發(fā)表時署上袁先生的名字，他認為侵占別人的研究成果是不道德的事情，都一一婉言謝絕。

相反，袁先生從不把自己掌握的資料和研究心得視為己有，從不計較別人使用他提供的資料，或根據(jù)他講述過的意見撰文發(fā)表。他注意言傳身教，為人師表，對研究生在業(yè)務上盡心指導，在生活上熱情關懷，卻堅持不讓學生為自己辦事，即使是查找資料、抄寫文稿之類的小事，也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才偶爾有之。

袁先生特別注意嚴于律己，行為端正，維持教師應有的尊嚴。尤其在學術問題上，他更是一絲不茍，嚴肅認真，對學生高標準、嚴要求。因此他培養(yǎng)的一批批學生，無論在何種工作崗位上，都能繼承發(fā)揚恩師的這種精神，在各自的工作中做出了一定的成績。

（作者：趙秋麗，系本報駐山東記者站站長、尼山世界儒學中心理事、三屆中國新聞獎獲得者、三屆山東省政協(xié)委員；王平，系山東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導，兼任中國水滸學會副會長、中國金瓶梅研究會（籌）副會長、中國西游記文化研究會學術研究中心秘書長等職；馮仲平，系山東大學1996屆文學博士，廣西民族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