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話錄》（譯林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的主體部分，由作家王安憶與批評家張新穎之間的六次談話構成，內容從王安憶的個人經(jīng)驗出發(fā)，圍繞“成長”“關節(jié)口”“看”“前輩”“同代人”與“寫作歷程”六個主題展開，話題豐富，經(jīng)驗鮮活，洞見迭出，妙趣不少。

　　既然謂之“談話”，自然迥別于“訪談”。諸多作家訪談事先設有問題提綱，經(jīng)過理性設計與精心編排，并在過程中直奔主題，控制走向，也期待作家給出應題的結論，或在提供的框架內表述。而其中有些問題又不乏凌空高蹈、太過形而上，疏遠、遮蔽了作家生活與創(chuàng)作的具體經(jīng)驗，所以有時難免答非所問，造成彼此隔閡。而王、張二人的談話則不然，既是生成性的、敞開式的談話，也是日常生活世界的談話，是以生活為基礎的文學談話。

　　《談話錄》的鮮明特色是任意而談，很少刻意經(jīng)營：由一點蔓延開去，散射開來，隨興所之，興盡而返。這種自由生長、自如轉換的談話形式，顯然出自張新穎的自覺。他在一開篇就交代了對談話方式的期許：“如果把談話比喻成河流的話，我并不想事先為它準備好河道。”這點明了這場談話生成的品性。沒有預制河道的話語河流乃是生成之流，而非預成之物。前者強調動態(tài)發(fā)展、動線復雜的過程，后者注重預先計劃、循序展開、線路單一的流程。“過程”是充滿流動性、不確定性的境遇與際會，“流程”卻是線性而機械的。

　　雖然每次談話皆設一主題，但這只是劃下一個大致范圍，勾勒一個模糊的論域，而非構建界限嚴明、層次清晰、秩序井然的穩(wěn)定框架。實際上，圍繞各主題生發(fā)的言談始終是一個生成過程，其具體的起伏流變、舒卷開合并無事先規(guī)定。而其停止處，與其說是畫上句號的終結，毋寧說是打上省略號的暫歇。同時，談話之間的無數(shù)細部發(fā)問，甚或某一次談話的主題，如第三次談話的題目（“看”的經(jīng)驗），都是談出來的，邊談邊形成，具有靈活性與開放性。先“談”起來，才有了“話”，又生出“問”，繼續(xù)推動著“談”。漸漸地，王、張二人由一粒草籽“談”出一片草地。草地雖有暫時穩(wěn)定的范圍，卻難尋固定的根基與演進的邏輯。

　　全書雖結構散淡，流動而成，但絕非混沌一團，這自是因為張新穎不著痕跡的節(jié)奏把握，更緣于他事后追加的小標題。每一個主題之下，均有適量的標題作為切分與線索，這就減少了這種談話所造成的無章次感，較好地保持了向心與離心、井然與自然、集中與散漫的平衡。標題在各個局部賦予內容以線索提示，使讀者有關節(jié)可抓，不至于四顧茫然或溺于話語漫流。當然，標題只是基本提示，不是畫地為牢，其名下的內容遠為豐富，橫生外聯(lián)，早已溢出標題所限定的疆域。

　　生成之流的形象顯示出談話中的“款待”意識。依德里達之見，真正的“款待”即是讓自我被突然造訪，對排闥而入的造訪者保持敞開與傾聽的態(tài)度。約言之，削弱自我權能，傾聽他人聲音，是為“款待”或曰“好客”。因此，如何去聽便至關重要。作為讀者，我們關注王、張二人的言談內容當屬自然，但內在于《談話錄》中的“聆聽”理應得到重視。在一場談話中，聆聽是言說的軟性決定因素。何種“聽”的態(tài)度與方式，決定了何種“言”之形式與內容。雖然王安憶是應邀而來，卻更像是“不速之客”，不期而至。而張新穎對她的迎接，儼如是對一次突然“造訪”的款待，是無所準備的、敞開式的接引。在這場“款待”中，他并無事先設計，未曾為王安憶擬定言說的提綱與條件。因此，他也難以規(guī)劃談話走向，只能“貼”著王安憶的敘述，順流而行，隨機應對。

　　由《談話錄》這種生成性、款待式的談話形態(tài)，可見出批評家與作家的關系的重塑。《談話錄》的啟發(fā)意義在于把批評者與作者的關系想象為一種“談話”關系，一種具有“款待”意識的“談話”。這種談話不只強調如何對談，亦在于怎樣傾聽。

　　如果說“款待”是敞開式的接引，那么接引的即是王安憶的充盈、鮮活的個人經(jīng)驗。換言之，《談話錄》如此非邏輯化、非渠道化、非層級化的談話，正是為了切于身心，為了觸發(fā)、召喚與應和那些難以被概念范疇所規(guī)約的切身經(jīng)驗、那些難以被知識框架所限定的生命記憶、那些難以被主題化的幽微感觸。《談話錄》所談的內容，雖然也涉及文藝理論、文學評論與思想觀念，但絕非理趣玄遠的清言妙談，而是具體的物事體察、人際交往、生活踐履與存在感受。借用張新穎自己的說法，即“‘下降’到豐富的實感經(jīng)驗之中，回到最初的出發(fā)點”。這是《談話錄》的另一個顯著特點。對“實感經(jīng)驗”“生活的現(xiàn)象形態(tài)”的重視，是張新穎的研究路徑與知識習慣。他在談話之始便提出一個預想：“我不想很抽象地討論理論問題，我愿意從具體的、簡單的、感性的、經(jīng)驗的東西說起。”每當王安憶使談話提升至較為抽象的層次，進入到“更高級”的問題，張新穎又使之回落到實感經(jīng)驗之中。可以說，這條沒有準備河道的生成之流，旨在映照出王安憶的生命之流，這由她繁復的生命經(jīng)驗的涓涓細流匯合而成。

　　在《談話錄》中，批評家張新穎更多的是傾聽，傾聽作家充實的經(jīng)歷與體驗，傾聽其充盈的生活與創(chuàng)作的細節(jié)，而這些是未經(jīng)批評家的觀念塑形與理性設計的。因此，這場談話更貼近于作家的生命本真與創(chuàng)作本真。它致力于呈現(xiàn)創(chuàng)作與生命的內在聯(lián)系，而不是理論與創(chuàng)作的關系。張新穎的發(fā)問與言說，也時時往返于文學經(jīng)驗與生命經(jīng)驗之間，由此及彼，由文學而生活，由生活而文學，交織為文學的生活性與生活的文學性。“作者”首先是“生活者”，而作者的生活世界使其文學成為可能。在此意義上，《談話錄》不僅為此后的作家作品研究提供了具體、復雜、活潑、深入的實感經(jīng)驗材料，提供了創(chuàng)作背后現(xiàn)實的人的生活世界，也打開了多方面的闡釋空間，有助于突破從理論觀念出發(fā)的既成模式與闡釋限度。面對這無邊的沒有準備河道的河流，我們需要漫長的傾聽的耐心，并身心敞開地與之談話。它缺乏形而上的睿智哲思，多的是形而下的具體經(jīng)驗。但此中未嘗沒有“內在于人生的形而下之理”，留待有心者發(fā)掘。而這“形而下之理”帶來的往往是靈光閃爍的“啟示”。

　　 （作者：吳景明，系東北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