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沒有社會學嗎

100多年來，所謂社會學只是“舶來品”，中國古代沒有社會學，已成無需論證即廣被承認的“鐵案”。20世紀初美國基督教傳教士來中國傳授西方社會學，即確立了其在大學講堂的獨占地位。社會學在中國恢復重建之初，1980年日本著名社會學家又來宣揚，中國不僅本無社會學，就是引進社會學也“比日本晚四分之一世紀”。在這一“洋教條”禁錮下，有人居然把中國社會學史視為西方社會學在中國的傳播史。至于中國本土到底有沒有社會學，竟然基本無人提及，就是罕見地談到荀子之時，也只是說他提出了“群”的概念，頂多承認他提出了“群論”，根本稱不上是“學”。如此以來，西方概念和理論就占據了獨尊的地位，以其裁剪中國經驗事實自然就是理所當然的了。可是這樣的話，怎么可能像吳文藻、費孝通等前輩所希望的那樣，在中國土地上從頭建立起一門中國自己的社會學，更遑論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社會學話語體系和學科體系了。由此看來，中國社會學到底有沒有自己的本土起源？搞清楚這個問題，對于中國社會學的前途命運至為關鍵。早在1902年，梁啟超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的總論中寫道：“上世史時代之學術思想，我中華第一也”，“中世史時代之學術思想，我中華第一也”，“雖然，近世史之前途，未有艾也，又安見此偉大國民，不能恢復乃祖乃宗所處最高尚最榮譽之位置，而更執牛耳于全世界之學術思想界者！吾欲草此論，吾之熱血，如火如焰；吾之希望，如海如潮。”

而發端于春秋之末，以戰國為主的數百年，梁啟超稱之為中國學術的“全盛時代”。荀子生活的戰國之末，則是“全盛中之全盛”時期。他盛贊荀子創立的群學，稱荀子是“社會學之巨擘”。早在1897年所作的《說群序》中，他就立下了要“發明群義”的宏愿，然則“理奧例賾，苦不克達，既乃得侯官嚴君復之治功《天演論》，瀏陽譚君嗣同之《仁學》，讀之釋然有當于其心”。于是，計劃“作《說群》十篇，一百二十章”。這一宏愿不知何故卻未能實現，留下了學術史上的巨大遺憾。不過，梁啟超在《新民說》等多篇著作中，還是對群學多有闡發。荀子群學是戰國末期處于世界學術“最高尚最榮譽之位置”的杰出成果之一，循著先哲的研究方向，回到荀子群學元典，探賾索隱，繼續“發揮之光大之”，亦是今日致力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吾輩之責。

中國社會學究竟始于何時

在今天，研究群學元典，不僅對于清末民初的先哲們而言具有接續的意義，對于建設中國社會學的學科體系和話語體系更是一個重大而迫切的任務。中國社會學究竟始于何時？這是不可回避的一個重大問題。百年來流行的“中國本無社會學”之論，完全漠視了中國歷史上深厚而璀璨的社會學資源。然而，費孝通先生多次引述英國功能主義大師拉德克利夫·布朗在20世紀30年代的論斷：中國早在戰國末期已由荀子創立了社會學這個學科。照此說來，中國社會學絕對不只是什么“舶來品”，中國社會學史絕對不只是“西方社會學在中國的傳播史”，它有自己的起源與演進脈絡。荀子群學就是中國社會學話語體系的初始版本。以此為歷史基礎，才可能“在中國土地上從頭建立起一門中國自己的社會學”，才可能真正增強中國社會學的學術自覺和學科自信。

為什么說群學是中國古典社會學的元典

在筆者看來，令梁啟超感到“理奧例賾，苦不克達”的，很可能主要是群學在《荀子》一書中的呈現形態問題——《荀子》一書并不是符合西方學科標準的單一學科“專著”，為什么說該書之中的群學是中國古典社會學的元典？這是一個必須回答的問題。這個問題，不僅在梁啟超所處的群學與西方社會學相遇初期是“理奧例賾”的，就是在今天也難免令人有“苦不克達”之感。事實上，這是一些人不理解群學就是中國古典社會學的“原因”之一，也是本文討論的重點。

顯然，《荀子》一書并不是單單講“群”的專著，我們說《荀子》一書中包含著群學的元典形態，根據就在于該書提出了群學的合群、能群、善群、樂群四層命題，形成了最主要、最基本的群學概念體系和命題體系，而不在于荀子是否提出了“群學”之名，不在于《荀子》一書是不是符合西方學科標準的“社會學專著”。以是否提出了“群學”之名，是否有西方樣式的專著，作為評判荀子是否創立了群學的標準，那是用現代人的“學科”概念去苛求2200多年前的古人。這就如同問荀子是否有“身份證”、群學是否注冊了發明權一樣。梁啟超稱贊荀子是“社會學之巨擘”，衛惠林肯定荀子是“中國第一位社會學者”，拉德克利夫·布朗認定荀子是社會學的老祖，顯然都不是依據那種表面的“標簽”，而是根據實質性的“內涵”——群學的概念、命題和原理。

“元典”初創的標志，是形成了核心概念和基本原理；“元典”完成的標志是形成了相對獨立的概念體系和相對系統的命題體系。群學命題體系是在群學概念體系的基礎上構建而成的。命題是由概念構成的判斷，由命題組成的命題體系可以完整地表達群學的宗旨、要義和功用。如果說概念體系可以證明群學的存在性，那么命題體系則可以直接呈現群學的豐富內容。而這些在《荀子》一書中都以當時可能的最完整、最系統的形式呈現出來了。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