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市民社會的結構性困境

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拋出所謂的“激進民主”方案，能否超越黑格爾所提出的結構性困境令人存疑，因為在馬克思和葛蘭西看來，只要資本主義存在，這種結構性困境就無法超越。

市民社會是社會科學中最經久不衰的概念之一。按照馬克思對國家與市民社會之間關系變遷史的分析，古希臘時期政治因素貫穿于所有的私人領域，市民社會被完全納入國家之中，缺乏對社會與國家、私域之我與公域之我的區分。及至中世紀的歐洲，“人的生活和國家的生活”合二為一，二者也是相等同的關系。只有到了現代，市民社會和國家才表現出分離的趨勢。此后，如何超越這種分離所帶來的結構性困境，成為黑格爾、馬克思和一些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爭論的焦點問題。

市民社會的本質是一種交往形式

現代意義上的市民社會概念是由黑格爾提出的。他對國家和市民社會作了清晰的區分，并認為工業革命、法國大革命和“社會”關系領域的出現等歷史性發展使得二者之間必須有一個概念上的區別。他指出，資本主義工業化的發展產生了一個私人個體的互動和結社領域，這種“處在家庭和國家之間的差別的階段”即市民社會。它由三個環節或者說三個要素構成：需要的體系、警察和司法體系、同業公會體系。

然而馬克思明確拒絕了黑格爾市民社會的三要素概念，從而把市民社會縮小到“需要的體系”的范疇，即生產關系的總和。在馬克思的論述中，市民社會既意指“受到迄今為止一切歷史階段的生產力制約同時又反過來制約生產力的交往形式”，也指代“直接從生產和交往中發展起來的社會組織”，但“真正的市民社會只是隨同資產階級發展起來的”。至于警察和司法體系，在馬克思看來，事實上是國家機構，而并非市民社會的機構。這是由于“‘警察’‘法庭’和‘行政機關’不是市民社會本身賴以管理自己固有的普遍利益的代表，而是國家用以管理自己、反對市民社會的全權代表”。反之，黑格爾將警察和司法體系納入市民社會而不是政治國家的范疇，凸顯了其市民社會理論的局限性。

在黑格爾和馬克思關于國家和市民社會二分法的基礎上，葛蘭西的一個重要貢獻是提出經濟、國家和市民社會三分法的市民社會概念框架�；�于黑格爾的市民社會三要素概念，但與馬克思將市民社會對應于需求體系不同，葛蘭西將市民社會對應于法團系統，并將其與經濟社會（需要體系）和政治社會（國家）區分開來。與之類似，哈貝馬斯認為市民社會即“非政府的、非經濟的聯系和自愿聯合”，而柯亨和阿拉托指出市民社會乃“經濟和國家之間的社會互動領域”，涵蓋私人領域、結社領域、社會運動和公共交往形式等構成要素。

市民社會是一種利益工具

就市民社會與國家的關系而言，黑格爾認為，國家決定市民社會。不過，他也指出，市民社會中的那些倫理性制度是“公共自由的支柱”，“構成鞏固的國家基礎，以及個人對國家的信任和忠誠的基礎”。盡管國家和市民社會在概念上是分立的，但二者在結構上則是相互融合、相互滲透的。從黑格爾的角度看，警察和同業公會代表的是國家對市民社會的滲透，而等級會議代表的是市民社會對國家的滲透。

然而，馬克思認為黑格爾顛倒了國家與市民社會的關系，不是國家決定市民社會，而是市民社會決定國家�；�于“經濟基礎—上層建筑”的分析模式，馬克思指出，市民社會“構成國家的基礎以及任何其他的觀念的上層建筑的基礎”。換言之，作為經濟基礎結構的市民社會決定著作為政治上層建筑的國家。馬克思將市民社會內部的斗爭視為歷史的發展動力，政治上層建筑則是市民社會變遷的一種反映。更為重要的是，馬克思把市民社會看作促進資本主義統治階層利益的另一種工具。

與馬克思所主張的市民社會決定國家不同，葛蘭西強調市民社會是上層建筑的一部分。他指出，資本主義社會存在“市民社會”和“政治社會”兩個上層建筑層次。前者對應于統治集團在整個社會中行使的“霸權”功能，后者對應于通過國家和政府行使的“直接統治”或“命令”職能，二者在很大程度上是整合在一起的。但葛蘭西又強調，“霸權”是一種基于被統治者同意的柔性控制機制，這意味著必須有一個允許自由結社和行動的空間，從而使得挑戰霸權（和國家）的文化、社會和政治形態的產生成為可能。而哈貝馬斯、柯亨和阿拉托等則從生活世界與政治和經濟子系統的三部分模型來定位市民社會：它既不會也不可能完全脫離政治和經濟系統，反過來又可以通過公共領域對政治和經濟進程施加影響。因而，國家和市民社會可以說是彼此相互作用、相互塑造的關系

超越市民社會的路徑

市民社會領域存在的貧富兩極分化和社會沖突，有摧毀市民社會的風險。對于這種結構性困境，黑格爾主張以一種更高的秩序對國家和市民社會的分立加以取代或揚棄。他試圖通過警察、法庭和行政機關等一系列復雜的機構和機制來調解二者之間的對立，并主張以民主化國家的“普遍性”來超越市民社會的特殊主義，在一個作為倫理共同體的普遍國家中重新實現私人和公民的統一。

馬克思對此也強調要超越私人和公民之間的分裂，實現市民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再度統一。不過，馬克思更在意的是，普遍自由不能通過國家來獲得，因為國家內的解放或通過國家獲得的解放是政治解放，但政治解放并非人類的解放，因為政治自由不是人的社會的自由。這就需要建構一種新的社會形式，即市民社會本身必須民主化。解決市民社會中基于階級的不平等的辦法，在于超越市民社會本身，鏟除其私有財產的物質基礎，而不在于呼吁國家進行監管。市民社會的最終民主化需要廢除國家，走向超越資本主義市場社會混亂、對抗和不平等的“自由聯合”。

葛蘭西和馬克思都主張通過推翻資本主義來解決市民社會的結構性困境。二者的基本信念是，市民社會是革命行動的焦點，鑒于它與資本主義有著密切的聯系，只有轉變資本主義，才能使社會擺脫階級分化。盡管最終目標一致，但二者的路徑不同。馬克思指出必須推翻國家，而葛蘭西則主張擴大市民社會，直到它“吞并”國家。而哈貝馬斯、柯亨和阿拉托等則明確反對“社會的國家化”或“國家的社會化”這兩種激進方案，因為系統與它所依賴的生活世界的分化以及經濟、行政兩個子系統的分化是現代性的限定性特征，任何“去分化”斗爭或方案在他們看來就是反現代性的。因此，既要警惕和扭轉“系統對生活世界的殖民”，又必須要放棄“對一個自組織社會的整體愿望”，即推翻或征服國家并在新的基礎上加以重建。他們主張，市民社會的根本任務在于，從“自我限制的激進改良主義”立場出發來轉變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即扭轉生活世界殖民化的趨勢。

綜上所述，葛蘭西繼承了馬克思的批判方向，他們都反對黑格爾的超越路徑。因為階級對立和市民社會的結構性困境不可能通過國家來解決，調和階級之間沖突的結果只能是階級壓迫的合法化和永久化。而哈貝馬斯、柯亨和阿拉托等后馬克思主義者，既反對“社會的國家化”，又拒斥“國家的社會化”。他們拋出所謂的“激進民主”方案，能否超越黑格爾所提出的結構性困境令人存疑，因為在馬克思和葛蘭西看來，只要資本主義存在，這種結構性困境就無法超越。關鍵是，這種方案不僅在一定程度上丟棄了馬克思和葛蘭西那種對資本主義的尖銳批判，而且造成了社會主義和激進民主這兩種政治議題之間的截然對立。這也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政治實踐方向性錯誤的理論。

（作者單位：安徽師范大學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