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確立自己政治信仰并不斷發展出自身的政治信仰文化，不是一個形而上學的理論邏輯推演過程，而是一個長期的政治信仰實踐過程。中國共產黨人的政治信仰不是寫在稿子上、書本上的，而是深深地寫在中國大地與中國現代歷史進程之中的。可以說，這種獨特的政治信仰文化的養成過程，確立了中國共產黨人對自身政治信仰的堅定性。

中國共產黨黨內政治文化，是中國共產黨在自身長期政治生活與實踐中所創造凝結而成的，集中反映了中國共產黨自身獨特的政治精神與政治文明，主要表現為崇高務實的信仰文化、忠誠團結的組織文化、先進純潔的行為文化和嚴厲嚴密的制度文化。回望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與使命就會發現，中國共產黨黨內政治文化始終扎根在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堅守與使命擔當之中，不斷深入中國共產黨黨內政治文化研究，將有助于我們在具體政治生活實踐中彰顯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進而為深入推進黨的自身建設、繁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起到關鍵的引領作用。

信仰文化獨特養成過程確立了政治信仰的堅定性

1921年7月黨的一大召開，標志著中國共產黨誕生。從黨的一大黨綱的內容可以看出，中國共產黨是具有堅定的馬克思主義信仰的無產階級政黨。在黨的二大通過的《關于議會行動的決議案》中，對黨的性質進行了界定，“中國共產黨為代表中國無產階級及貧苦人民群眾的利益而奮斗的先鋒軍”。黨的二大對黨的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進行了新的規定，體現出黨的意識形態的崇高性與現實性的有機統一。在黨的七大上，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一次歷史性飛躍的理論成果，毛澤東思想被寫入黨章并被確立為全黨的指導思想。毛澤東思想系統回答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什么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怎樣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時代課題，標志著信仰文化走向成熟。

改革開放以來，在黨的十五大上，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二次歷史性飛躍的理論成果——鄧小平理論被寫入黨章，確立為全黨的指導思想，鄧小平理論系統回答了“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發展社會主義”的時代課題，標志著信仰文化實現轉型。在黨的十六大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被寫入黨章，上升為全黨的指導思想，“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回答了“建設一個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的時代課題，為信仰文化創新提供了指導綱領。在黨的十八大上，科學發展觀被寫入黨章，確立為全黨的指導思想，科學發展觀回答了“實現什么樣的發展、怎樣實現發展”的時代課題，從政治目標、政治價值、政治倫理等方面進一步推動了信仰文化創新。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治國理政的偉大實踐中形成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在黨的十九大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形成系統完整的理論體系，并被寫入黨章，確立為全黨的指導思想。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系統回答了“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什么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大時代課題，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擘畫了宏偉藍圖，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21世紀馬克思主義，為新時代信仰文化建設提供了全新的指導綱領。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紀委第七次全體會議上曾指出：“我們的黨內政治文化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基礎、以革命文化為源頭、以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為主體、充分體現中國共產黨黨性的文化。”這就從理論指南、文化根基、歷史源泉、主體內容、鮮明特征層面為信仰文化指明了基本方向。

從以上梳理可以看出，中國共產黨確立自己政治信仰并不斷發展出自身的政治信仰文化，不是一個形而上學的理論邏輯推演過程，而是一個長期的政治信仰實踐過程。中國共產黨人的政治信仰不是寫在稿子上、書本上的，而是深深地寫在中國大地與中國現代歷史進程之中的。可以說，這種獨特的政治信仰文化的養成過程，確立了中國共產黨人對自身政治信仰的堅定性。從黨的自身政治信仰建設出發，從黨的政治信仰的具體實踐出發，從黨的政治信仰實踐指導中國社會歷史發展進程的具體實施出發，中國共產黨人用行動確立了與世界其他政黨不同的政治信仰文化，并在這種政治信仰文化的浸染與熏陶下發展出自身獨有的政治文化，完善自身的政治建設。用今天中國的政治語匯表達，就是中國共產黨人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組織文化建設凝聚黨的政治力量

黨的一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公開表明了中國共產黨對于其他政黨的態度：“對現有其他政黨應采取獨立的攻擊政策。在政治斗爭中，只維護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同其他政黨建立任何關系。”在黨與其他政黨的關系上，黨的二大體現出開放合作的態度，“我們共產黨應該出來聯合全國革新黨派，組織民主的聯合戰線”。黨的二大闡明了黨員對黨組織的忠誠觀，“個個黨員須犧牲個人的情感意見及利益關系以擁護黨的一致”。在延安整風中和黨的七大上，全黨形成了對群眾路線、干部路線、民主集中制等組織原則的廣泛認同，標志著組織文化開始成熟。

1956年9月，黨的八大召開。劉少奇在黨的八大政治報告中指出，避免犯主觀主義錯誤，堅持黨的集體領導，擴大黨內民主，對犯錯誤的同志采取正確的態度。鄧小平在黨的八大《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中強調，作為執政黨，中國共產黨必須堅持群眾路線，保持同人民群眾的密切聯系，必須堅持民主集中制，反對個人崇拜。這些都表明中國共產黨高度重視政治生活中的組織規范，組織文化持續發展。在長期的實踐和探索基礎上，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六中全會上明確提出“加強黨內政治文化建設”的重大命題，并把弘揚忠誠老實、光明坦蕩、公道正派、實事求是等共產黨人價值觀作為黨內政治文化建設的核心內容。中國共產黨人要旗幟鮮明講政治，牢固樹立“四個意識”，增強“四個自信”，組織文化由此實現了新時代的跨越式發展。從組織文化的豐富發展，可以看出，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對忠誠老實、實事求是等共產黨人價值觀的繼承和弘揚。

作為政治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組織文化的豐富與發展在客觀上對中國共產黨自身政治組織能力建設起到了關鍵性作用。我們常說，一個政黨的根本力量來源于所信仰的主義，其現實力量則體現在政黨的政治組織能力的強弱上。中國共產黨對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仰，使得自身組織能力建設擁有了源源不斷的思想動力，而這種思想動力在客觀組織化的行為實踐中，被不斷具體化為組織行動力。例如：對黨的理論、政策、制度的高度自信，對黨組織的忠誠，對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堅定貫徹，對黨的組織紀律嚴格執行等行為，都深刻反映了中國共產黨組織文化建設對黨的組織能力提升的關鍵性作用。從組織能力建設上說，中國共產黨政治組織能力建設是一貫的，不僅沿襲了革命戰爭年代所形成的組織文化傳統，并在繼承和發揚傳統中不斷與時俱進創造著新的內容，這些新內容又被熔煉在當下的具體組織行為實踐中，并發揮著巨大作用。

可以說，中國共產黨的組織文化在黨的政治文化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是政治文化的關鍵內容。只有不斷深入發掘和建設組織文化，才能在具體的政治實踐中把準脈絡和方向，才能為黨的建設持續不斷提供強大動力。

制度文化建設展現黨的規范性行為特征

1922年7月，黨的二大召開，確立了黨的代表大會制度和民主集中制原則，制度文化開始形成。黨的六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于中央委員會工作規則與紀律的規定》等三部黨內法規，延安整風中通過了《關于統一抗日根據地黨的領導及調整各組織之間關系的決定》、七大黨章規定了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安排——選舉制、報告制、服從制、執行制，七大黨章對黨的代表大會制度、黨內監督制度也作出了明確規定，這些制度規范逐步成為全體黨員的行為遵循，標志著制度文化建設走向成熟。解放戰爭時期，黨中央從戰爭需要和全國執政需要出發，健全民主集中制，建立黨內請示報告制度，制度文化建設進一步完善。1980年2月，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通過了《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標志著制度文化進入系統性建設階段。此后，制度文化在思想建黨與制度治黨相統一中進一步發展。

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先后修訂和頒布了90多部黨內法規，比如《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修訂完善《中國共產黨章程》，制度的籠子越扎越牢，越扎越密，遵守紀律、尊重規矩成為全體黨員的思想自覺和行動自覺，制度文化建設實現跨越式發展。

從現實上說，中國共產黨制度文化屬于規范性文化建設。它獨特的規范性特征，決定了制度文化必須依托自身的制度化內在行為邏輯才能成立。對制度文化建設而言，依托中國共產黨制度建設中的各項規范，比如《黨章》《條令》《條例》《準則》《規定》等條文規定。這些看似具有“法”的效能的規范性文件，構成了制度文化的基礎，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些規范性條文就是“黨法”。同時，中國共產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社會主義法治最根本的保證”，“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法治是一致的，社會主義法治必須堅持黨的領導，黨的領導必須依靠社會主義法治”。

從這一系列表述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共產黨制度文化建設有內外兩個維度，一個是中國共產黨人將自身制度規范行為實踐始終挺在國家法律實踐的前面，要求“紀在法前”嚴格執紀；另一個則是黨的自身建設與黨的領導要始終在憲法和法律范圍之內進行，可理解為黨的建設走法治化道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共產黨制度文化建設不僅僅局限于黨自身，而且將這種影響拓展到國家建設層面，切實把完善自身的建設與鞏固黨的執政基礎有機統一在一起。在制度建設實踐過程中，中國共產黨人所形成的獨有制度文化，正在逐步從情感、觀念等主觀范疇由內而外過渡到客觀的制度化范疇，從而在系統性規范黨的政治建設中，完善黨的自身建設。

總體而言，中國共產黨黨內政治文化在秉承紅色基因、凝聚組織力量、創新制度建設上，展現了中國共產黨人獨特的精氣神，是中國共產黨的獨有政治優勢。在長期的革命、建設、改革中，正是在堅定忠誠先進嚴厲的黨內政治文化的滋養下，中國共產黨人譜寫出“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恢宏詩篇。正是堅定忠誠先進嚴厲的黨內政治文化，為中國共產黨人領導中國人民實現民族獨立、國家富強、人民幸福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動力！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延安時期黨的政治建設的歷史經驗與當代價值研究”（18BDJ040）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國延安干部學院教學科研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