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國家治理的基本單元，“社區”已經成為推動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場域，其中“三社聯動”是重新認識社區治理的新視角。“三社聯動”的政策目標在于同時調動社區、社會組織和社工的資源和力量。作為具有本土化特征的政策話語和治理實踐，加強對“三社聯動”有效運行的條件、機制以及相應制度和組織保障的研究，將有助于推動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

城市治理邏輯的微觀視角

“三社聯動”涉及當前國家與社會關系的復雜調整。如果說“三社聯動”更強調社會層面的新變化，那它勢必會對政府職能轉變與改革產生更為深遠的影響。“三社聯動” 機制有效運行不僅要求“三社”提升治理能力，更有賴于“三社聯動”背后的制度要素與社區行動者的有效互動。這對于塑造城市社區新型的政社關系、重新認識城市社區的治理邏輯提供了微觀視角。“三社聯動”機制持續推進的治理意義在于重塑國家與社會關系，在激活社會力量的同時使得社會力量參與到國家宏觀治理轉型中去。由此，“三社聯動”既是創新社會治理體制、推動社區發展的自變量，更是社區減負增效、加快基層政府職能轉變、培育社會組織和社工的專業性因變量。

在研究議題和分析維度上，目前直接針對“三社聯動”的研究，注重分析“三社聯動”的具體問題。其涵蓋內涵界定、模式與地方經驗總結，以及運行困境與推進路徑的探討和研究。這些認知強調了“三社聯動”的差異化發展階段與模式特征，并開始從更為廣泛的制度和政策層面，以及“三社”涉及的行動主體方面探索優化策略。鑒于此，對“三社聯動”的系統研究與實踐探索，在于探尋“三社聯動”發展的歷史邏輯、治理功能與制度意義。這就要求結合國家治理現代化、社會治理社會化、城市社區治理轉型和激發社會活力等政策目標和現實需求。在社區建設、政府改革與國家治理轉型的多重背景中，重新理解“三社聯動”的歷史脈絡，確立“三社聯動”的階段性發展目標與長期發展方向。以此為基礎，政府與社會重新審視“三社”在聯動機制中的角色與功能劃分，重新理解“三社聯動”在國家治理與社區治理中的功能定位，理順國家與社會在社區層面的關系，以及“三社”彼此之間的邏輯聯系。

拓展研究視角 構建分析框架

現有的分析主要聚焦于從國家—社會關系視角，探討隨著基層治理體制歷經單位制—街居制—社區制的變遷，國家與社會在基層社會層面的互動問題。此種視角包括三種研究取向，一是強調基層權力的重構與優化，聚焦于重新回到國家如何介入社區建設，以及國家在社區建設中的角色與定位的思考與討論。二是關注城市基層力量的崛起，從應然層面論述社會組織和社會力量參與社區治理的趨勢和必然性，從實然層面總結“三社聯動”的經驗模式、提升“三社聯動”有效性的路徑與方法。三是強調國家與社會在“三社聯動”運行與實現機制中的政社分離和有效互動。

這些研究為我們從不同側面認識“三社聯動”所需要的發展條件提供了有益知識，但其仍側重于從權力配置視角分析“三社聯動”的運行，缺少將細節性事實放在統一理論框架下的研究。這些研究也就無法系統考察和闡述“三社聯動”發展的整個圖景，不能更好地把握“三社聯動”現狀的成因與具體機制，更無法從整體上窺探“三社聯動”機制的發展方向和有效運行所需要的各種條件配置。因此，亟須構建“三社聯動”機制功能發揮與成長條件的總體性理論框架。

中央與地方關系是“三社聯動”運行的制度基礎，國家與社會關系則是“三社聯動”運行的互動空間。借助于這兩種關系理論相結合的整體性、綜合性視角，不僅為研究“三社聯動”提供理論支撐，更有助于厘清其機制發揮背后的基礎條件和制度因素，致力于從整體性研究視角全面理解“三社聯動”所需的發展環境。

探究差異性及其成因

關于“三社聯動”的現有文獻大多關注“三社聯動”運行的具體舉措和流程設計，忽視了其本質上是一種基于社區治理中互動過程的認知，以及影響“三社聯動”推進的一些重要因素。“三社聯動”并非僅僅是社區、社會組織和社工的簡單組合，而是處于一定的“場域”和治理情境中。“三社聯動”機制運行的制度情境具有不確定性和復雜性。治理情境涵蓋不同的行為主體，這些主體具有不同的治理取向、角色劃分、行為邏輯和影響機制，其策略和態度具有差異性，對“三社聯動”實踐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治理情境塑造了“三社聯動”發展的制度基礎，以及成長的自主性空間，更影響了“三社聯動”的差異化實踐模式。因此，需要對“治理情境”進行分解式、精準化分析，進而揭示“三社聯動”機制運行的實際治理情境與制度環境多樣性的深層機理。由此，可以豐富和完善“三社聯動”研究的因果聯系和邏輯鏈條，挖掘“三社聯動”得以順利實踐的深層條件和改革的配套機制。

現有研究關注到社區治理過程的國家力量、社會組織、市場力量與居民等多元主體互動的局面。這些研究注意到政府主導，以及街道黨工委、街道辦事處、社區黨委（黨支部）和社區居委會等部門對“三社聯動”運行的實際影響，并倡導研究中的“國家中心論”以及“將政社關系帶回來”，但未對“治理情境”進行拓展性深入分析。鑒于此，應該把“國家帶回來”，將“國家”分為不同的制度生存主體。具體而言，黨是社區建設的重要治理資源，應分析其在“三社聯動”機制運行中的作用與機制；中央政府的政策法規文件、相應的制度安排、政府行政體制改革等會對“三社聯動”的運行產生影響；地方政府的層級性、條塊結構、分權體制和縱向治理機制等的共同作用，使得“三社聯動”機制的運行環境具有一定的差異性（如發展型環境或風險控制型的制度環境），導致“三社聯動”的差異化實踐。由此，基于不同治理邏輯，分析不同制度的生產主體對“三社聯動”的影響與作用，將是呈現“三社聯動”機制的運行特征，深層次分析其機制發展的重要研究方向。

“三社聯動”的制度環境正朝著發展型環境轉變。作為連接國家治理與社區治理的關節點，需要通過體制機制創新，提升政策設計的精準性，強化政策調整的完善性。在此基礎上，作為關鍵基層治理機制的“三社聯動”，要夯實適應治理情境、回應差異化社區需求的能力。第一，加強“三社聯動” 機制順利運行與持續發展的動力機制與社會基礎，增強“三社聯動”機制獲得持續推進的支持體系建設，包括縱向科層體制設置與橫向協調機制建設。第二，“三社聯動”機制的持續推進是一項系統性改革和全局性問題。它不僅涉及如何充分利用制度變革釋放的發展空間激發社會活力的問題，還涉及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領域，對推動國家治理現代化具有深遠影響。第三，對“三社聯動”實踐創新經驗的擴散效應給予足夠的關注和研究。基于宏觀政策的普遍性，以及具體治理情境的復雜性、多變性與特殊性，“三社聯動”實踐探索與創新經驗也具有多面性。“三社聯動”的研究要對這種多面性給予足夠關注，充分討論成熟的地方創新經驗如何逐步成為國家政策。

（作者單位：上海師范大學哲學與法政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