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與恩格斯是在批判與教化、個人與制度、理性與情感、自由與必然性的張力結構中理解和思考啟蒙的。正是在這種對啟蒙的辯證理解中，歷史唯物主義理論得以創建，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得以不斷發展。馬克思主義對啟蒙的繼承和批判，都沒有采取徹底、極端的方式。

啟蒙意味著對偏見、迷信、獨斷、特權、壓迫的批判，也意味著通過教化提升公眾智識、道德和審美能力以及對社會正義、自由、平等的期盼。恩格斯曾經在《反杜林論》中指出，從理論形式上說，科學社會主義就表現為“18世紀法國偉大的啟蒙學者們所提出的各種原則的進一步的、據稱是更徹底的發展”。恩格斯的說法既喻示著歷史唯物主義與啟蒙運動的內在聯系，也喻示著對啟蒙運動的批判、推進、超越和發展。被冠以“據稱”的這個“徹底”在這里意味著什么？到底如何理解歷史唯物主義與近代啟蒙運動之間既內在聯系又批判、超越的關系？在何種意義上歷史唯物主義繼承、發展了啟蒙運動的原則，在什么意義上又批判和超越了它？

對啟蒙激進性的批判與歷史唯物主義的創建

在傳統的印象里，談及近代啟蒙運動似乎首推法國啟蒙運動，而蘇格蘭啟蒙運動、德國啟蒙運動則相對黯然失色。但就馬克思、恩格斯生長于德國后來又長期生活在英國而言，把近代啟蒙運動更多地與法國啟蒙運動相等約的傾向是值得商榷的。與之相對應，那種把馬克思和恩格斯與啟蒙運動的關系理解為主要繼承了啟蒙運動對外部權威、獨斷、特權、壓迫的批判，且認為這種批判越激進越有利于馬克思主義的創立和發展的觀點，也是值得商榷的。

實際上，僅就哲學、思想和政治層面來說，從語詞和形式來看，青年黑格爾派一些成員的激進性比馬克思和恩格斯有過之而無不及。如施蒂納把一切物質、精神的偶像和一切社會組織、權威都視為實現個人自由的障礙，只有具有獨自性、唯一性的個性自我，才是啟蒙追求的最終目標。在施蒂納的邏輯中，在哲學、思想、政治層面的革命性變革，越激進就越領先。但眾所周知的是，馬克思、恩格斯把施蒂納的這種激進批判性視為軟弱無力的德國小資產階級缺乏社會物質基礎的幻想，一種在物質層面無法做到而只能在思想層面展開的幻覺。所以，問題的關鍵不在于批判的激進程度，而在于激進批判的方向和合理性。

青年黑格爾派的某些成員雖然一副要徹底推進啟蒙批判的激進氣派，但他們僅在思想、哲學、政治上相互較勁。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德國人是靠長期的痛苦摸索，“通過哲學”成為共產主義者的，雖比“通過政治”走向共產主義的法國人“知道的更多些”，但仍需向“通過實踐”得到結論的英國社會主義者學習，因為“在有關實踐、有關影響現存社會的實際狀況方面，英國社會主義者大大超過了我們”。受恩格斯《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的影響，馬克思也很快發現，作為哲學革命、政治革命的啟蒙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必須把啟蒙的關注視角轉向社會和經濟層面，才能進一步釋放啟蒙的內在潛力。啟蒙不能固著于思想、政治層面，必須向經濟、社會層面推進，這個理論轉向是恩格斯首先發現的，爾后馬克思做了重要的推進工作。這應是恩格斯相對更早到達英國，接觸到重視社會生活和市場經濟的蘇格蘭啟蒙運動所致。在深入社會經濟層面理解啟蒙的問題上，馬克思晚于恩格斯，就像柄谷行人所說，“這種‘落后’來自于馬克思身處黑格爾左派之中而執著于‘宗教批判’。他試圖把國家和貨幣作為另一種宗教來把握”。如果沒有從哲學批判向政治經濟學批判的轉向，就很難設想歷史唯物主義的創建和發展。不同于法國啟蒙運動重視政治層面、德國啟蒙運動重視思想層面，蘇格蘭啟蒙運動把重心置于社會經濟層面，這對歷史唯物主義的創建十分關鍵。

通過政治經濟學批判，馬克思超越了僅在思想和政治層面被理解的啟蒙，更全面深刻地認識到啟蒙運動的社會和經濟意義，從而認識到自己早前某些激進見解的不合理性，如取消分工與貨幣、消滅國家等等。正是通過在社會經濟層面理解啟蒙，在哲學、經濟學、政治學的統一中理解啟蒙，馬克思才把握住了啟蒙的完整性和全面性。也正是更多在社會、經濟層面理解和推進啟蒙，才使得極端、片面的啟蒙得以遏制。實際上，啟蒙是無法完全徹底化的。一些歷史流傳下來的文化、制度、思維方式并不都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就指出，形而上學并不因為辯證法的出現而全部失去合理性，其在一些場合還是必要的、合理的。這與國家、貨幣、分工、物化制度在一定范圍和程度上具有存在的合理性是一樣的。歷史唯物主義的創立意味著確立了一種更加現實的思維方式，馬克思不再過于理想化地看待消滅私有制、國家、貨幣、資本，理想化的主張被逐步調整為更加溫和和實際的方案。這種方案的調整，不是憑空的思想創建，而是在現實的場景、刺激和論爭中逐步確立和發展起來的。事實上，馬克思的理論進展，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推進，是與反思啟蒙的激進性，并將其調整到一種合理化水平直接聯系在一起的。啟蒙批判，絕不是越激進越好，而應是越合理越好。所謂合理，就是在啟蒙推動的經濟和社會發展中取得不可替代的成就，并在認可和肯定這些成就的基礎上拒絕極端浪漫主義現代性批判的尖銳性，并保持啟蒙內在沖突的張力結構。

歷史唯物主義對浪漫派啟蒙批判的超越

歷史唯物主義誕生于德國，自然與德國啟蒙運動關系密切。與蘇格蘭啟蒙運動、法國啟蒙運動相比，德國啟蒙運動在展開過程中似乎遭遇了更多的批評，這與德國封建傳統更為深厚相關。相較于英國和法國，德國的市民階層更少受到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的沾溉，缺少植根于自然法和啟蒙觀念的政治人文主義與市民運動�？肆_科夫認為：“只有這種有缺陷的對極的形成，才讓歷史的相對論在德國完全發揮如此深刻的影響。”在對啟蒙的批判中，與歷史唯物主義的產生和發展密切相關的主要是德國浪漫派思潮，以及與之殊為一致的施蒂納思想。狂飆突進運動曾指出，自滿的理性主義及由此衍生的簡單樂觀主義是啟蒙運動的一大弱點，浪漫派對德國啟蒙運動的批評繼承了這一觀點。浪漫派對德國啟蒙的審視、批判、質疑，雖然在理論上對反思啟蒙有一定意義，但由于當時德國社會缺少合理的啟蒙傳播，反對和妨礙啟蒙的勢力較大，導致其思想很容易極端、偏頗。青年黑格爾派就比較充分地體現了這種偏頗，提出了種種激進的理論方案。歷史唯物主義的產生是對這些激進方案否定之否定后的告別，并在對啟蒙內在矛盾的準確把握中實現了對浪漫派啟蒙批判的超越。

首先，啟蒙對偏見、迷信、獨斷、外部權威、特權與壓迫的批判，與在智識、道德和審美能力方面對民眾的教化之間存在矛盾。啟蒙批判的過度化，可能會走向懷疑主義、相對主義和虛無主義，其不但消解固有的舊道德價值，甚至會把啟蒙教化所建構起來的道德原則也消解掉。極端化的啟蒙批判會消解普遍化的崇高價值，消解社群意識和集體歸屬感，把崇高價值的判定交給獨立的原子化個人，從而點燃啟蒙運動自身的內在沖突之火，這種自我反噬最終會傷害啟蒙自身。正如拜澤爾在《浪漫的律令》中指出：啟蒙運動“它的批判似乎必然以懷疑主義和虛無主義為終點，但它的教化理想卻以信奉某些確定的道德、政治和美學原則為前提”。德國早期浪漫派也看到了啟蒙的內在矛盾，并力圖維持啟蒙運動的溫和狀態，防止極端化的啟蒙。但馬克思并不會贊同中晚期浪漫派對啟蒙運動的刻薄批評，而以新的方式思考和回答德國浪漫派所提出問題。通過歷史唯物主義的創建，馬克思以新的方式解決了浪漫派提出的現代性問題，如以生產、實踐替代浪漫派的反諷，以史詩為浪漫詩奠定根基，以物質生產力發展替代文本創造的想象力，把推進啟蒙的事業規范在具有社會經濟基礎的空間內，確保啟蒙的合理推進與發展。

其次，啟蒙還內含有個人與社會之間的矛盾。為促進公平、正義、自由等現代價值的實現，需要不斷完善社會制度的建設。但當日益嚴密的社會制度完善到滴水不漏時，個人反倒被制度塑造成一種模式化存在，成為海德格爾所說的“常人”，失去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為了發展生產力，提高生產效率并促進社會公平，生產關系勢必越來越規范化、法制化、精確化、程序化、嚴格化。個人會在這個社會生產關系體系中感受到一種不得不遵從的程序化力量，進而失去自由。從早期浪漫派思想家到施蒂納再到后來的卡夫卡等現代派作家，都在反復地為這種被嚴格規制了的個人搖旗吶喊，批評這種嚴重的“異化”與“物化”，呼吁現代制度體系給個人的自由、個性、尊嚴留出足夠的存在空間。施蒂納就聲稱一切物質的、精神的、社會的普遍規制都是個人自我實現之障礙，都應該加以虛無化，使之變成一個“無”。啟蒙批判沿著維護個性個人的單一方向走到否定一切普遍化制度這個極端程度，就淪為一種缺乏任何現實基礎的小資產階級幻想。馬克思恩格斯在批評施蒂納時明確肯定，當法的關系隨著市民社會的發展“不再被看作是個人之間的關系，而被看作是一般的關系”后，“它們的表現方式也變文明了”。所以法律規范的社會關系的程序化、嚴格化，是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積極存在，是為個性實現奠定基礎的，而不是阻礙個性實現的存在。

歷史唯物主義的啟蒙辯證法

通過歷史唯物主義，馬克思為啟蒙及其推進規定了一個合理的空間和限度。這個空間與限度造就了防止極端、過度的啟蒙辯證法，為合理理解現代性奠定了基礎。這種合理性不僅體現在啟蒙對迷信、偏見的批判與通過教化提升人們的智識、德性能力之間保持一個張力結構，也體現在運用理性、追求自由的個人與保證公正、自由的制度之間存在一個合理的張力結構。歷史唯物主義對后者尤為重視。在《資本論》及其手稿中，馬克思看到，現代生產體系的運作越來越依賴于規模、復雜性、合理性日益提高的物化系統，而不是具體的人和人際關系�！叭藗兿嘈诺氖俏铮⊿ache），而不是作為人的自身”，人們依賴的也是物化的（Versachlichen）關系，而不是人自身，“物的社會性離開人而獨立”了。獨立性越來越強的物化系統意味著更嚴格的程序化和理性化，意味著更高的生產效率和更高的社會公平。從此而論，“這種物的（sachliche）聯系比單個人之間沒有聯系要好，或者比只是以自然血緣關系和統治從屬關系為基礎的地方性聯系要好”。于是，啟蒙的合理化、理性化更多地體現在社會組織、社會管理制度之中，而不僅存于個人身上。這種合理化越來越成為社會關系“物化”的本質內涵，并獲得歷史必然性和合理性。只有立足于更高社會發展階段的更高要求，才能對它提出批判。如果僅立足于個人一端，把一切妨礙個人的現代制度視為自由和解放的障礙，像施蒂納那樣，就不再是合理、辯證的啟蒙而陷入極端了。由此，作為社會管理職能的“國家”也就不會消亡而只能完善，正如伊格爾頓所說，“馬克思本人其實并沒有寄希望于一個烏有之鄉。在他構想的共產主義社會中，并沒有擯棄以中央管理的方式建立國家的理念。任何一個復雜的現代文明都需要這種方式�！�…馬克思所希望的，是作為暴力工具的國家能夠消亡”，列斐伏爾在《論國家》中也表達過類似的觀點。

合理的啟蒙辯證法還體現在很多方面，如自由和必然性、理性與情感之間等等。如果僅僅從理性、必然性方面理解啟蒙，正如僅僅從社會制度的規范化、嚴格化方面理解啟蒙，從教化和建構方面理解啟蒙一樣，是有失偏頗的。當然反過來也是一樣：如果我們僅僅從個性自由、批判與解構、情感與直覺方面理解啟蒙，也會把啟蒙推向極端、偏頗之處。顯然，馬克思與恩格斯是在批判與教化、個人與制度、理性與情感、自由與必然性的張力結構中理解和思考啟蒙的。正是在這種對啟蒙的辯證理解中，歷史唯物主義理論得以創建，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得以不斷發展。馬克思主義對啟蒙的繼承和批判，都沒有采取徹底、極端的方式。激進、全面、不顧一切展開的那種“徹底”，不是馬克思主義對待啟蒙的合理方式。任何抓住一點不及其余的啟蒙理解，不管出發點和動機多么好，都可能走向偏頗和極端，從而偏離甚至遠離馬克思主義的正確立場。

（作者系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