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嘉慶年間是清代經學最為發達的時期。乾嘉學者反感宋明理學家玄談義理，他們崇尚漢儒重視文獻、講求證據的樸實學風，以輯佚、校勘、文字、聲韻、訓詁等考據方法，闡明經書中的圣人之意。考據學是乾嘉時期乃至有清一代最具代表性的學術流派，但關于乾嘉考據學是否具有義理的爭論卻始終存在。

乾嘉漢學無思想性之說

義理和考據是傳統儒學常用的概念。考據是以訓詁、文字、音韻等方法對經書內容進行考察。義理則側重闡明經文中的思想性內容，如發掘人倫秩序、倫理道德的依據和意義等。

乾嘉學者主張以訓詁等考據實學疏通六經典章制度，進而追尋經文中的圣人之意。部分近現代研究者認為乾嘉考據學沒有思想性內容，他們主要從經世和義理兩方面對乾嘉學術進行考察。

清末及民國學者大多認為，乾嘉考據學只在經書中鉆研考索，沒有經世致用的志向。研究者多將這種學風與清代文化政策聯系起來。如梁啟超認為清中期“文字獄”頻興，學者為自保故不敢講習觸及時諱之學，轉而從事“于世無患、與人無爭”的詮釋訓詁究索名物之學。因此，梁啟超認為，清代學派運動乃“研究法的運動”而非“主義的運動”。錢穆也認為，乾嘉學術已經與清初“不忘種姓，有志經世”的風氣大為不同，“一趨訓詁考訂，以古書為消遣神明之林囿”。

另一些研究者則側重強調乾嘉考據學沒有義理的追求。如臺灣學者陸寶千稱：“清儒之學，瑣屑纖細，乃其本色，并無宗旨之可言也。究其本質，是術而非學。”漆永祥則認為乾嘉學者將“述”圣人之意作為自己的歷史使命，因此多將自己視為文獻學家。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中談及清代哲學，認為清前期和中期的思想只是宋明道學家的繼續，漢學家的貢獻僅在于對道學家的問題予以不同的解答、對道學家所依據的經典予以不同的解釋。此說是從哲學史角度否認乾嘉漢學具有獨特的義理。

以經世義理為旨歸之說

隨著研究的深入，學者們漸漸意識到乾嘉學者雖從事名物考證的專門之學，但他們的考據工作亦以經世和義理為志向。

漆永祥在《乾嘉考據學研究》中專章討論乾嘉考據學的思想，認為義理是乾嘉考據學者的理想境界，乾嘉學人往往寓義理于考據之中。乾嘉學者分為吳、皖、浙東三派，分別以惠棟、戴震、錢大昕為代表，三人治學均以義理為最終目標。戴震在《題惠定宇先生授經圖》中闡明自己的治學思路是：“故訓明則古經明，古經明則賢人圣人之理義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可見戴震通過小學功夫解經的最終目標是揭示經文中蘊含的圣賢理義。這也正是惠棟的為學思路，惠棟是乾嘉漢學的“旗手”，雖然不滿宋人鑿空說理之風，但他的漢學研究仍以經書理義為最高追求。惠棟還提倡學者在生活實踐中遵循先儒正己修身之學，特書楹聯“六經尊服鄭，百行法程朱”以自勉。錢大昕精研考據和史學，其治學思想強調經以明道，明體致用。孔門弟子不高談義理，說明后儒者也是務實的明體致用之學。

周積明認為，《四庫全書總目》對歷史上經世學風的褒揚以及重視與國計民生密切相關的農學、水利、醫學等，均顯示出乾嘉學者的經世意識。臺灣學者張壽安討論清代禮學研究的興起時指出，在崇禮風氣的影響下，清儒參與和領導鄉約、整肅、賑災、恤貧等社會自治也越發增多。儒者的行動往往與他們的學術工作互為表里，如胡培翚自述撰寫《儀禮正義》的用世價值在于：“其中冠婚喪祭，切于民用。進退揖讓，昭明禮意。若鄉邑中得一二講習之士，使眾略知禮讓之風，即可消兵刑于未萌。此翚所以急欲成書也。”說明以經書經世致用匡正時俗是乾嘉學者的著述動力。

持此說的研究者認為，乾嘉考據的學術工作看似繁冗瑣碎，但卻以明晰圣賢義理、實踐經世致用為至高目標。雖然乾嘉學者并不能人人做到由考據上求義理，但由小學通義理的治學思路卻得到當時大多數學者的支持。

乾嘉新義理之說

持“乾嘉無義理”說和“以經世義理為旨歸”說的學者，大多從學術沿革的角度考察乾嘉學者治學方法。隨著研究的推進，學者們開始正面挖掘乾嘉學者的義理觀念，從思想史角度提出“乾嘉新義理”之說。

有學者借用龔自珍“尊德性”和“道問學”的分野，認為儒學自始即以學思兼致為標的，宋明理學家如朱子等人治學雖偏重“尊德性”，但未盡廢學，可謂是“凝學成思”。至王陽明及其后學，提出“以良知指示至善之本體，故不必假于見聞”，拋棄了聞見之知。清學的重點是“道問學”，換言之，清儒面對的問題是如何處理儒學中的知識傳統。清初儒者已強調聞見之知的重要性，至戴震提出“德性資于學問”，使德性之知徹底成為聞見之知的結果，清代考據學的治學精神可以說是“寓思于學”。在考據學的成熟期，戴震和章學誠都認為義理必須建立在客觀知識之上，義理只能源自對知識的認真考辨。在這個意義上，盡管清儒排斥宋儒的“義理”，卻在不知不覺中受到儒學內部一種新的義理要求的支配。

臺灣學者提出“乾嘉新義理”之說，其代表人物張壽安認為戴震、程瑤田、凌廷堪形成“由理到禮”的乾嘉新義理脈絡。

乾嘉時期學者獨標漢幟，但直到戴震新義理說出現后，才真正在理論上與宋學形成抗爭之勢。戴震重新審視理、性、情等概念，反對宋儒從天理的角度認識理，認為理不應是潔凈空闊的存在，而是客觀存在于具體事物中的“條理”。在戴震看來，理不是超越性的，而是內在于具體事物中的“條理”，需要人仔細思考方能得知，因此戴震之學必然“重智”。在治學方面，強調需從具體的考辨經書入手，以訓詁通典章制度，以典章制度明經義，方可得圣人理義。戴震在哲學層面推進了顧炎武“經學即理學”之說，使義理之學的關注點由理學的宇宙論，轉向人倫實踐。

凌廷堪在戴震之后提出“以禮代理”的主張，認為禮源于性，圣人制禮為人養情節欲，目的是使人不失其性，因此禮即源于最自然的性。人之性復雜且虛渺難知，但禮卻具體可行并見于“三禮”經文。凌廷堪從圣人制禮的原則出發，提出復性必資于復禮。圣賢之理即寓于禮中據禮以顯，因此言禮而理在其中。在治學方法上，凌廷堪認為當時學者由訓詁上求義理之法，雖然從實學出發但義理往往仍流于空疏，甚至使訓詁考據成為為程朱之學做注腳的工作。因此他主張道在典章制度，應注重從經書中考辨歸納典制，再從制度中提煉義理。凌廷堪的《禮經釋例》即從禮經中歸納通例再從通例上求親親尊尊等義理。從禮書中尋求義理，則義理必然不是虛渺的天理，而是側重于相與群居時的人倫秩序。張壽安認為，自顧炎武至戴震清人的新義理仍不免停留在思想領域，未能在學術實踐中落實，自凌廷堪“以禮代理”之說立，乾嘉新義理才有了從思想到實踐的一貫體系，也促成清代中后期禮學研究的繁盛。

乾隆末年至道光初年，是清儒新義理的形成期。戴震義理說被凌廷堪、阮元、焦循等人發展，形成一套具有清人特色的新義理。與宋明理學不同，乾嘉新義理的重心不在心性理氣，而在人倫日用之間。

直面乾嘉學術

針對同一對象的研究，為何會出現不同甚至互相對立的結論？筆者認為，原因在于近現代研究者對乾嘉考據學的評價往往受所處時代和個人立場的影響。

認為乾嘉考據無義理者，對義理的理解多囿于宋明理學。漆永祥總結儒學治學方法時認為，宋代提倡“不治章句，但求義理”的道學，但二程將訓詁考據作為道學的對立面看待。明末清初的學者因痛恨道學末流的空疏之弊，即以辨偽、校勘、輯佚等考據實學作為武器打破宋明理學的權威。清初儒者普遍認為訓詁以漢儒為勝，義理以宋儒為勝，呈漢宋兼采之勢。乾嘉時期，長于訓詁考據的漢學獲得長足發展，開始在實學基礎上進行義理層面的創新，以新義理代替宋明理學之義理。自宋以來義理與考據的分離，使儒者長期將義理等同于道學。清初以考據對抗道學，更加深了考據與義理（道學）相對立的印象。乾嘉學人曾有言：“惠氏雖標漢幟，尚未厲禁言理。厲禁言理則自戴氏始”，雖然戴震也討論理，但宋學家仍然認為“理”就是道學獨有的概念，因此才有戴氏厲禁言理的說法。此外，近代以來哲學被引入中國，在以本體論、形而上學、認識論等作為標準考察思想史時，宋明理學就被認為是中國哲學的高峰，清代考據學被認為僅具文獻學價值，進一步加深了考據學無義理（哲學）的印象。

近現代以來，乾嘉考據學被當作一種“準科學”的研究方法。楊念群梳理了章太炎、梁啟超、胡適等人建構清代考據學“科學性”價值的過程。在清末民初之際，章太炎、梁啟超、胡適激烈批判傳統的同時，對清代考據學則有意識地加以闡釋，使之與所謂的“科學知識”接軌。章太炎認為訓詁之學使清儒走出了宋明理學家采用的唯心主義傾向的哲學闡釋途徑，而尋求一種具有經驗主義式思維的講求通則意義的研究取徑。梁啟超認為清代樸學的治學聚焦于歸納，歸納是一種尋求客觀性的實驗科學手段。這種治學的目的是消除由宋人曲解圣人立教本意帶來的經典誤讀和理解混亂。胡適認為清代樸學具有科學精神，“真有大膽的假設和小心的求證的類似實驗主義哲學的本質意義，即歸納與演繹同時并用的科學方法”。總之，清末民初學者在時代背景下，認為宋學是主觀的、冥想的，漢學是客觀的、實證的、科學主義的，與“五四”時期倡導的“科學精神”頗有相通之處。這種判斷使后代學者更多強調乾嘉考據學作為治學方法的“術”的一面，認為訓詁、音韻等才是乾嘉漢學的價值所在，忽視了對“不夠科學”的義理的研究。

對乾嘉考據學經世意圖的忽視源于清代學術風氣的變化。明末清初的學者將明亡歸咎于道學末流的虛浮學風，因此主張博通經史以救國救民，大倡通經致用之學。清后期，中國面臨空前政治危機和社會危機時，晚清經世學派興起，將清初“明道救世”的主張視作經世運動的先驅，絕口不提清初儒者的考據之功。在清后期學者看來，乾嘉時期的考據學喪失了清初那種明道救世的追求，成為埋首古書的專門之學，已無法滿足清末的時代需求，乾嘉漢學以考據經世的面相被有意忽視。

以上可見，認為乾嘉考據學無義理追求、不談經世的觀點自有其學術史淵源，可謂是清末民初時代背景和學術思潮影響下的產物。時至今日，這些成說仍有影響力。不過隨著研究的深入，現代學者開始直面乾嘉學人的著作，考察其中蘊含的思想，直接從乾嘉著作中歸納提煉義理。經過海內外學人的努力，“乾嘉新義理”的圖景越發清晰地展現在世人面前。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