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合作式對話”， 是說進行跨文化之間的交流時，不是一定要分清彼此，爭出個優劣對錯，而是對公共性的問題，特別是人類社會的共同問題，采取一種合作式的探討態度。我認為，“合作式對話”代表了“冷戰”結束、人類走向全球化時代最需要把握的一種富有建設性的思維方式。

不是從“拳頭”轉移到“舌頭、筆頭”，“合作式對話”帶來新的啟示

“用對話代替對抗”這樣的話，大家已經耳熟能詳了。那么，怎樣的對話，才不是僅僅從“拳頭”轉移到“口頭、筆頭”的對抗，而是真正成為相互理解、友好互動、尋求共贏的有效途徑呢？從學術的角度看，“合作式對話”這一觀念帶來了新的啟示。

關于“合作式對話”的最近正式表述，來自美國哈佛大學邁克爾·桑德爾教授。他是在多次來中國進行學術交流對話之后，對跨文化對話的不同方式本身產生了強烈的印象，因此產生了這個想法。他說：

在我看來，跨文化對話的范式有兩種，即“比較式對話”(comparative dialogue)與“合作式對話”(collaborative dialogue)，我們對前者比較熟悉。在“比較式對話”中，我們直接關注于不同哲學傳統的相似性與差異性，它讓我們關注整個的傳統，比如東方與西方，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比較式的跨文化對話產生了許多了不起的洞見，但它也不可避免地有這樣一種傾向，即把東方思想與西方思想截然二分。

……

對此，我們能做何改變呢？在我看來，我們可以試試合作式的對話路徑，也可稱之為“合作詮釋學”(Collaborative Hermeneutics)。我認為，共同合作研究將比那種整體比較的方法走得更深、更遠。

他的這一倡議，得到了筆者本人的贊賞和響應，覺得這是適合新時代文化交流的一種有效方式。

“比較式對話”的傳統特征和局限

“合作式對話”的宗旨，是要自覺地超越“比較式對話”的幾個情境預設及其限制，增強對話的建設性效果。而有待超越的“比較式對話”，不是指比較研究，而是指對話交流中有以下幾個特征和局限：

其一，“比較式對話”往往立足于文化傳統之間的“截然二分”。例如籠統地、粗略地劃分成“東方思想”與“西方思想”、“中華文化”與“西方文化”等等。然后在“比較”時，將其視為一個單一的整體，看不到由于來自內部的多元性和與外部多元文化的交匯，它們各自也含有多元因素。一旦貼上了簡單、模式化的標簽，就容易使之成為抽象的、僵化的教條和公式，從而脫離實際。而實際上，“我們深入思考各自的傳統，就會發現不同傳統之間的差異在很多情況下往往不像一開始看起來的那么大。差異很細微，而我們往往容易偏向一隅”，導致用成見代替了觀察和理解。

其二，“比較式對話”看重比較，也止步于比較。例如，僅僅致力于尋找不同文化之間的“異同”，進而判明各自的“長短優劣”。其潛在的動機，大多是想“取長補短，擇優汰劣”。就是說，這種比較的出發點和動機，往往忽視多元文化各自的基礎、條件和權利責任，卻用某種預定的（優劣）價值尺度來評價不同文化。這樣，比較就不僅有“觀察、參照”的意思，而且有“比量、計較、爭長論短”的意思了。如此下去，這樣比較的結果，有時會助長某種文化體系的自負或自卑，有時會強化某種文化歧視和強迫心理，有時則是使學者在忙于“自我辯護”之余，增加了對他者文化的隔膜感和神秘感。總之，沉溺于這樣的“比較式對話”，往往很難展示文化交流中的平等和善意，不足以提升對話的建設性。

其三，“比較式對話”的最大局限性，就在于它是以既定的文本或門派體系為中心，而不是以“問題”為中心。這樣就會“立場先行，自我導向”，使對話至多不過是對思想史上已有成果的展示、考證和比較，卻忽略對重大現實問題的共同觀照，因而流于形式，使對話的基礎和動力失去其應有的建設性。

“合作式對話”的基礎和動力

針對上述三大缺陷，試圖提出解決之道的“合作式對話”，則首先立足于對某一公共“問題”的共同關注，讓對問題的理解和回答問題的愿望，而不是一定要爭出個高下的沖動，成為對話的共同基礎和動力。

其次，基于對文化多元性的承認和理解，保持對話者之間的獨立平等。獨立平等的對話者，通過面對共同的問題，力求提供相應的理解和回答，必然會有針對性地挖掘整理各自的文化資源，在更有效地展示不同文化的成果、風格和特色的同時，也能夠彼此加深理解，在此基礎上找到彼此間的“共同點”和“銜接口”，互相借鑒，切磋琢磨，從而形成有深度的、建設性的共識，推動思考向著對雙方都有益的高度提升。

再其次，在討論問題時，“合作式對話”要求充分注意區分“實然”的狀況與“應然”的導向。首先要在對對象的認知上形成共識，消除背景和語境的隔閡。只有在共同了解和尊重事實的基礎上，才能明確真正的“問題”所在，避免由于“立場先行”和“主觀誤導”而流于形式，變成“聾子的對話”或無益的爭吵。在確立了“實然”的前提和對象性地位的基礎上，才能深入準確地理解多元文化各自的價值導向，并以“切實解決問題”為共同的價值目標和意向，去分辨不同價值判斷的邏輯條件和現實意義，從而提供各得其所的、最有說服力的“應然”指向。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呼喚的新的世界格局

我之所以積極贊成用“合作式對話”代替“比較式對話”，是覺得，“合作式對話”代表了在“冷戰”結束以后，人類走向全球化時代最需要的一種富有建設性的交往方式和思維方式。

人類的成長，經歷了原始的蒙昧、野蠻的奴役、接連不斷的掠奪與殺戮，幾千年里一直在受著一種自發的“叢林法則”的支配。弱肉強食，贏者通吃，強者獨霸。直到20世紀后期，以“兩大陣營全面對抗”為中心的“冷戰”結束，人類才有機會開始反思“叢林法則”，并認真思考：世界，應該是野獸競逐的“叢林”，還是“和而不同”、萬物繁榮的“百花園”？二者之間一個明顯的區別在于，叢林中隨時有“獸王”的爭奪，百花園里卻不需要角逐“老大”。這正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所呼喚的新的世界格局。

認識到需要構建百花園式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代表了一種新的歷史性覺醒，呼吁的是一種新時代的先進文明。因為在馬克思看來，以階級對抗和叢林法則為特征的時代，屬于人類的“史前期”狀態；而它的結束，意味著理想的人類文明的到來，才是真正人類歷史的開端。如果用馬克思歷史觀的這個大尺度來觀察，我們也許更能看清楚，對于整個人類來說，這個時代是一個新的成長期，是從“史前期”步入真正人類歷史的過渡期的一個新階段。這樣也許就能理解，在具有普遍性的意義上，用“合作式對話”代替“比較式對話”，具有怎樣的時代基礎和歷史意義。

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華民族正處于走向偉大復興的關鍵階段。對內堅持以人民為主體的全面深化改革，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和社會全面發展；對外則超越兩極對抗的“冷戰”格局，同時以“不缺席，有擔當，不爭霸”的全新的姿態，加入新的全球化進程，為人類的未來做出自己的貢獻，這些都意味著，中華民族的復興，既不可能是重走別人走過的路，亦步亦趨，也不可能是復歸“昔日”的輝煌，自我陶醉。只能是挺立新時代的潮頭，面對前所未有的境遇，開拓前所未有的境界，創造前所未有的輝煌，同時迎來新的人類文明曙光。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必然依賴于“合作式對話”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必然依賴于“合作式”的跨文化對話。這樣的對話，不應再是多元文化之間誰優誰劣、誰對誰錯、誰服從于誰的爭執。而是著眼于人類整體面臨的共同性、公共性的生存和發展問題，主張全世界的人采取一種合作的態度，探討如何防止共同毀滅，尋求“和而不同，合作共贏”，使人類永續繁榮。

要走向合作式的對話，就要真正地理解和尊重多元化的主體現實。過去冷戰時代的那種對抗主義思維，實際上是不太接受和承認多元主體的。總認為世界雖然是多元的，但是多元里頭總有好壞之分，先進落后之分。先進的就應該去教導落后的，好的就應該去戰勝壞的。霸權主義思維必然不是以客觀的、平等的、公正的態度來面對現實當中的多元化的主體，不能容忍從多元主體各自權利責任的角度來思考問題。

要超越這種兩極對立的舊式思維，首先要理解“人類命運共同體”是現實社會共同體中的一個層次、一種形態。所謂“共同體”的存在，在于把人連接在一起的紐帶。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參加很多不同的共同體，共同體之間的區別，不在于參加者個人，而在于紐帶是什么。比如經濟利益、生態關系、政治追求、宗教信仰，還有個人的興趣、品位都可以成為紐帶。因為紐帶的性質不同，所以導致共同體有真實的，有虛假的；有暫時的，有長遠的；有松散的，有緊密的。就是說，共同體是多層、多元的。

地球上的人類作為一個物種，相對于宇宙自然和其他物種來講，本身就天然地屬于一個共同體。但是過去因為人與人的分裂和對抗，使大家都忘記了這一點。自從政治上的兩大陣營結束對抗即冷戰結束后，人們發現存在著如環境污染、資源、能源和核戰爭等全球性的問題，于是關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意識在全球化的進程中又被強化起來了。我們不能落后于這種自覺意識。

（作者為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