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經濟與古代小說

　　英國著名經濟學家馬歇爾在其主要著作《經濟學原理》中曾經指出，經濟學不僅是一門研究財富的學問，也是一門研究人的學問。人文經濟學作為近年興起的一個學術領域，尤為鮮明地體現了把“研究財富”和“研究人”相結合的取向。其核心在于，它是有人文關懷的經濟學，致力于結合價值關切和經濟學的道理，分析各種人文現象和經濟現象。

　　近年來，人文經濟學不僅在經濟生活研究中生機勃勃，在文學研究中也逐漸顯示出它的活力。譬如，從人文經濟學的角度研究中國古典小說，以達成對作品和作者的深度理解，其勢頭甚好，有望為古典小說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就“中國古代經濟生活與文學”的研究而言，以往的成果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側重總結“經濟生活對文學的影響”，如馮保善《明清小說與明清江蘇經濟》、苗懷明《中國古代通俗小說的商業運作與文本形態》、張兵《戲曲與社會經濟生活》、王毅《明代“權力經濟”的法權基礎及其對通俗小說的影響》、藺文銳《商業媒介與明代小說文本的大眾化傳播》、葉燁《北宋文人的經濟生活》等；一是著力挖掘“文學作品所呈現的經濟生活”，如沈端民《中國古代文學作品中的經濟問題》、陳大康《論賈府經濟體系的崩潰》、邵毅平《中國文學中的商人世界》、周柳燕《論明清小說對商業資本流向的透視》、張麒《紅樓夢經濟學》等。

　　相較于以往“中國古代經濟生活與文學”的研究，以人文經濟學為理論工具研究中國古代小說，尤其是研究以日�，F實生活為題材的小說，視角和方法可以更加多樣或豐富。大體說來，其基本思路包括以下四個方面。

　　其一，人文經濟學視野下的古代小說作家研究。人文經濟學把人分為經濟人和社會人兩個層面，彰顯了經濟生活與社會生活的差異，經濟生活中的一些原則未必適合于社會生活，而社會生活中的某些原則也未必適合于經濟生活。經濟人與社會人在作家的創作中有著不同的影響和后果：一個小說家在何種社會關系中生存，以何種方式生存，誰給他提供基本的生活來源，以何種方式提供生活來源，小說家如何回饋給他提供經濟資助的人或團體，小說家作為社會人的一面如何超越其作為經濟人的一面，都是人文經濟學研究所關心的。以《聊齋志異》的作者蒲松齡為例：作為經濟人，蒲松齡有其個人的利益需求，《聊齋志異》中關于科舉失利的若干描寫，具有很強的個人牢騷意味，不能據以評判科舉制度。作為社會人，他癡迷和執著于藝術創造，矢志不渝地從事《聊齋志異》的寫作，充分體現了蒲松齡的藝術個性；他對中國志怪傳統和文言小說敘事傳統的改造，賦予了《聊齋志異》崇高的小說史地位。在人文經濟學的視野下考察蒲松齡，既不能忽略經濟人蒲松齡在《聊齋志異》中的烙印，也應充分揭示社會人蒲松齡在創作中的主導地位，對其創作作出更為恰當的解讀。

　　其二，從人文經濟學的角度對古代小說的情節展開系統研究。人與人之間錯綜復雜的經濟關系、個人意志與經濟因素之間的互動以及經濟影響與社會影響的交錯，構成了豐富多彩的小說情節。人文經濟學認為，在社會生活中，人的意志常�？梢詫ι�活發揮直接影響，但經濟因素的影響往往更為持久和巨大。以《紅樓夢》為例，大觀園的興衰歷程，就是在人的意志與經濟因素的交互影響下展開的。王熙鳳主持家務期間，雖然面對著沉重的經濟壓力，但看在元春和賈母的份上，堅持不把大觀園納入常規管理的范圍，顯示了個人意志的直接作用。而持續增長的經濟壓力，最終導致了其將大觀園納入常規管理即開源節流和裁員的范圍，擾攘的塵俗氣息因而彌漫其中，晴雯、芳官等人橫遭攆逐，大觀園逐漸成了不適合寶黛居住的一個空間。這些事實表明，寶玉大觀園之夢的破滅，賈府的經濟困境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個人意志的力量，不足以與經濟因素的影響力相抗衡。

　　其三，從人文經濟學的角度對古代小說中的人物形象展開系統研究。人文經濟學認為：社會生活中人的各種經濟行為，既是一種經濟現象，也是一種人文現象。人類之所以不同于動物，其中的一個方面在于，人類不僅有生存的需要，也有文化傳承的需要。這兩個方面不可或缺：沒有生存就不可能有文化傳承，但只關注生存也不可能有文化傳承。這一判斷同樣適用于中國古代小說。以《儒林外史》為例，作為經濟現象的“謀食”與作為人文現象的“謀道”，構成了其人物形象塑造的基本參照。一方面，是否有能力以正當的方式“謀食”，這是《儒林外史》區別“賢人”、準“賢人”或缺少尊嚴者的尺度之一；另一方面，對那些有能力以正當方式“謀食”的讀書人，《儒林外史》則以是否有志于“謀道”作為臧否的基本依據。《儒林外史》就“謀食”與“謀道”展開的描寫，既為讀者分析這部小說中的各色人物提供了切入角度，也提示了對其他清代小說中的人物展開類似分析的可能。

　　其四，對古代小說所描寫的經濟生活，以學術界已有成果為前提展開進一步研究。中國古代小說對不同的社會階層如士、農、工、商的物資資料生產方式、分配方式、交換方式和消費方式均有較為充分的描寫，內涵豐富。例如《儒林外史》《紅樓夢》等對不同消費方式的描寫，或寫出了不同階層經濟實力和消費內容的差異（如“名士大宴鶯脰湖”“約詩會名士攜匡二”“史太君兩宴大觀園”），或展現了社會與家族的盛衰變化（如大觀園時代的奢華氣派與賈母喪事的不夠風光），或寫出了社會階層的變遷流動（如一介書童萬雪齋之成為富商大賈，消費方式的變化即其表征），或寫出了人性的復雜性（如嚴監生極力壓縮自家的生存資料和享受資料，卻拿大把的銀子給嚴貢生等人花銷），在這些方面，學界雖然已有不少精彩的研究，但仍有繼續拓展的空間。

　　從上面的討論可以看出，以人文經濟學為理論工具研究中國古代小說，雖然也同樣關注人物、情節和文本內容，但比起單純的文學研究，關注焦點確有不同：經濟人與社會人，人的意志與經濟因素，經濟現象與社會現象，這些新的術語的運用，拓展了小說研究的視野，豐富了小說研究的內容。其成果不僅有助于深化中國古代小說研究，也有助于推進中國傳統文化研究和經濟學之間的相互融通。

　　 （作者：陳慶，系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