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在中華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中國古代史占據著大部分時間段，有著特殊地位。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古代史研究確立唯物史觀的指導地位，探討中國歷史上的重大問題，涌現出大量學術成果。特別是改革開放后，中國古代史研究迎來新的春天，在學科建設、人才培養、對外交流、成果出版等方面都取得了更加驕人的成就。新中國70年的中國古代史研究，為揭示中國歷史的獨特發展道路與規律、深化全社會對中國古代歷史文化的認識、服務我們黨治國理政的需要、向世界展示悠久燦爛的中華文明都作出了獨特貢獻。

新中國成立70年來，在黨的領導下，中國古代史研究者堅持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指導，取得了豐碩研究成果，為揭示中國歷史的獨特發展道路與規律、深化全社會對中國古代歷史文化的認識、服務我們黨治國理政的需要、向世界展示悠久燦爛的中華文明都作出了獨特貢獻。

唯物史觀指導地位的確立使中國古代史研究不斷譜寫新篇章

中國古代史是指從原始社會到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為止的中國歷史。中華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留下的史料浩如煙海，眾多史學家撰著了汗牛充棟的史學典籍。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古代史研究不斷煥發新的生機、取得新的成就。改革開放前，中國古代史研究取得的重大成就主要可以概括為以下三個方面。

確立唯物史觀的指導地位。新中國成立后，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更多更系統地被翻譯和引進，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成為史學研究的指導思想，進入科研機構和學校講臺。在郭沫若、呂振羽、翦伯贊、范文瀾、侯外廬等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艱辛探索的基礎上，更多史學工作者開始自覺學習研究唯物史觀，并以這一科學理論為指導，研究中國歷史上的重大問題。與此同時，一大批堅持唯物史觀的研究和教學機構、學會和刊物紛紛創立，對中國古代史研究產生了重要促進作用。例如，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一、二所和中國史學會成立，《歷史研究》《史學月刊》《安徽史學》《文史哲》《史學集刊》《歷史教學》等雜志創辦。這一時期，堅持以唯物史觀為指導的研究人才隊伍也逐步建立起來，新的學術生態開始形成。

探討中國歷史上的重大問題。中國古代史分期問題、中國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問題、中國封建社會農民戰爭問題、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漢民族形成問題，這五個重大問題研究以馬克思主義社會形態理論、階級分析方法等為指導，關注中國歷史上長時段、重大歷史時期的政治、經濟、社會、思想變化，探尋這些變化與現象背后的深層原因，揭示其性質與意義。五個重大問題研究討論的主題主要集中在中國古代史領域，這些討論大大深化了人們對中國古代歷史的認識，推動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歷史具體實際的結合，有助于人們從宏觀上、理論上把握中國歷史的發展規律。五個重大問題研究以及由此引發的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原因、亞細亞生產方式、歷史主義與階級觀點、歷史遺產繼承、歷史人物評價、史論關系等理論問題的大討論，在中國歷史資料挖掘、中國古代歷史問題研究意識培育方面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并初步構建起新中國中國古代史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其所關注的問題與積累的資料成為后來中國古代史很多分支學科的生長點。

大量學術成果為中國古代史奠定了較好學科基礎。唯物史觀的指導地位確立后，眾多歷史學名家和史學新晉撰著、編輯、校訂出版了大量學術著作，諸如：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修訂本第一、二、三編出版，翦伯贊主編的全國高等學校文科教材《中國史綱要》出版，呂振羽的《簡明中國通史》修訂出版，郭沫若主編的《中國史稿》啟動編寫，尚鉞的《中國歷史綱要》出版，侯外廬主編的多卷本《中國思想通史》出版，對“二十四史”進行整理。此外，相關斷代史、專門史論著也不斷涌現，如楊寬的《古史新探》和《戰國史》、唐長孺的《魏晉南北朝史論叢》和《魏晉南北朝史論叢續編》、王仲犖的《魏晉南北朝隋初唐史》、谷霽光的《府兵制度考釋》、韓國磐的《隋唐的均田制度》、傅衣凌的《明代江南市民經濟試探》、史念海的《河山集》等，史學領域呈現百花齊放的局面。這些學術成果為中國古代史奠定了較好學科基礎，其中很多都是經典之作，是我們今天研究中國古代史仍然要學習參考的內容。

改革開放讓中國古代史研究迎來新的春天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思想路線指引下，經過撥亂反正，廣大史學工作者不斷開拓創新，中國古代史研究迎來新的春天。改革開放40多年來，黨對歷史研究的高度重視、國家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為中國古代史研究提供了政治和經濟上的保障，中國古代史在學科建設、人才培養、對外交流、成果出版等方面都取得了更加驕人的成就。

對唯物史觀的理解更加全面深刻。在社會形態理論上，學者們認識到人類社會歷史發展過程的復雜性與多樣性，對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的社會形態作出了更加合理、更有說服力的解釋。在強調歷史唯物主義是中國古代史研究理論指導的前提下，中國古代史研究者深入中國歷史實際，從具體史料出發研究具有中國特點的歷史發展道路，構建自身的史學理論體系。改革開放后，圍繞五個重大問題研究，圍繞亞細亞生產方式、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歷史人物評價、民族關系等問題的再探討，無論是對唯物史觀的認識，還是將唯物史觀與中國歷史實際相結合，都較之前有了明顯進步。

研究理論和方法日益完善。改革開放后，中國古代史研究不斷向縱深發展。在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和史學理論指導下，在科學汲取古今中外優秀史學理論和方法的基礎上，在新資料大量發現、整理、刊布的情況下，政治史研究、經濟史研究、社會史研究、思想史研究、文化史研究、民族史研究、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研究、中外關系史研究、歷史地理研究、邊疆史地研究等都開始形成自身的研究理論和方法。以甲骨文、簡帛、敦煌吐魯番文書、徽州文書、碑刻與圖像資料以及眾多民間文書為代表的新出文獻，極大豐富了中國古代史的史料。環境史、醫療史、疾疫史、社會生活史等新興學科、交叉學科異軍突起，讓中國古代史學科體系日益完善。

學術成果極為豐碩。通史編纂反映著一個時代整體的歷史認識水平。郭沫若去世后由尹達主持的《中國史稿》全部出齊，范文瀾去世后由蔡美彪主持的《中國通史》順利完成，白壽彝主編的《中國通史》在20世紀末圓滿完成，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纂的面向社會大眾的五卷本《中國通史》獲得良好反響，曹大為等總主編的《中國大通史》也已面世。這些通史在編纂理念與方法上都有創新之處。此外，政治史、經濟史、社會史、思想史、文化史、史學史等領域也都有專門性的通史出版。斷代史研究反映著歷史研究的深度與厚度。自先秦至明清大都有相關著作問世，而且很多是奠基之作，極大豐富了我們對相關斷代史的認識。

肩負起新時代的學術使命

黨的十八大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習近平同志強調：“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更加需要系統研究中國歷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類發展歷史規律，在對歷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來。”新時代新使命，中國古代史研究者要肩負起自己的學術使命，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貢獻力量。

堅持唯物史觀在中國古代史研究中的指導地位。習近平同志指出：“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是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區別于其他哲學社會科學的根本標志”。從時間上看，在中華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中國古代史占據著主要時間段，中國古代史研究在中國歷史研究中有著特殊地位。新時代的中國古代史研究必須堅持以唯物史觀為指導，深刻揭示中國古代歷史的豐富內涵與發展規律。這不僅是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需要，也是提升我國哲學社會科學整體發展水平的需要。為此，中國古代史研究者應繼續在唯物史觀的學習上下大力氣，掌握唯物史觀的核心要義，真正將唯物史觀與中國歷史實際緊密結合起來。

自覺將中國古代史研究與新時代黨和國家需要、人民需求結合起來。習近平同志指出：“歷史是一面鏡子，鑒古知今，學史明智。重視歷史、研究歷史、借鑒歷史是中華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的一個優良傳統。”新時代中國古代史研究者的重要職責，就是要從歷史的角度闡釋好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必然性，從歷史中汲取智慧、把握規律，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揮自身的學科作用；就是要堅持史學研究為人民服務的導向，把中國古代史研究與廣大人民群眾的精神文化需求緊密結合起來。

為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貢獻力量。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建設離不開歷史科學“三個體系”建設。中國古代史研究者要按照習近平同志“立足中國、借鑒國外，挖掘歷史、把握當代，關懷人類、面向未來”的要求，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汲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資源，借鑒國外哲學社會科學資源，努力構建起體現繼承性、民族性，體現原創性、時代性，體現系統性、專業性的中國古代史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

（作者為中國史學會副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

《 人民日報 》（ 2019年08月26日 08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