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國瀅：中國法理學70年的回顧與展望

作者簡介：舒國瀅，1962年生，湖北省隨州市人。中國政法大學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錢端升A層次講座教授”，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中國法學會法理學研究會副會長。主要研究方向為德國法哲學、法學方法論、法美學、法律論證理論。出版著作《在法律的邊緣》《思如浮萍》《法學方法論問題研究》等。

中國法學源遠流長，歷經先秦兩漢禮法合流，成貞觀之治。代代相因，直至晚清變法，博稽中外，被迫轉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初具規模。70年來，中國法理學逐漸獨立，形成自己的話語體系、學科體系，不僅全面引領著法學學科的發展，更為貫徹習近平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戰略做好了理論準備。70年來，中國法理學克服“內憂外患”，奮力前行，為法治中國的未來之路積聚了寶貴經驗。

一、中國法理學70年的探索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開辟了中國歷史新紀元，中國法理學在與舊法統決裂的同時，開始學習和借鑒蘇聯的理論體系，這也為中國法理學日后發展中的挫折埋下隱患。彼時，對我國影響最大的理論體系來自于蘇聯政治家、法學家安·揚·維辛斯基。他將法律視為“體現政治的形式”和“實現政治的工具”，認為“法律科學的使命是科學地解釋階級社會中政治和法律上層建筑中的大量的社會現象”。當時的中國法理學基本上沿用“維辛斯基理論體系”，在“政治掛帥”、“政策高于法律”的話語空間尋求其學科的合法性根據，在大學的法理學教科書和研究者們的法理學論文中大量充斥著流行的政治語言。

隨著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中國法理學研究進入一個緩慢復蘇的階段。80年代，中國法理學界開展了三次大論戰，分別針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治與法治”以及“法的概念和本質”等主題，重新確立了社會主義法制國家的基本原則。在學科建設方面，北京大學試用教材《法學基礎理論》（1981年）和高等學校法學試用教材《法學基礎理論》（1982 年）相繼問世，在體例上打破了《國家與法的理論》舊有框架，將國家理論與法律理論區分開，凸顯法理學的基本問題和基本理論，這實際上是對多年以來法理學家們把法理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之信念、追求和不懈努力的確認。1990年以后，以鄧小平的南方談話為標志，中國法理學界進一步解放思想，真正進入了一個“學術的時代”。從這一時期開始，圍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法理學界對“市場經濟與法制的關系”、“人權與法治”以及“法制現代化”等問題作出了更為深刻的判斷。這一時期的中國法理學注重“請進來”、“走出去”的工作，并有了一個良好開端。

2000年至今，無論是深度還是廣度，中國法理學研究都有了長足的進步。這一時期的法理學面對的最核心問題是“法治國家的理論與實踐”。在反思批判“自然法學”、“實證主義法學”等西方主要法學流派的基礎上，對西方法學知識譜系做了一個較為完整的繪描。中國法理學研究已成多元化發展趨勢，并且從“立法定向”轉變為“司法定向”，這以法教義學的悄然興起為標志，逐漸波及到部門法學，出現了民法教義學、刑法教義學等等。他們把西方的法教義學傳統引入中國，并用這種理論解決中國司法實踐中的疑難問題，雖然遭到了學科內部的異議，引發了法教義學與社科法學之間的爭論，但正是這種內部的爭論使得法理學不斷自我革命，調整方法，深耕實踐土壤。然而此舉也只獲得了較大程度的共識，即便在我們中國學者所稱道的“西方”，對于“何為法學？”“何為法律教育？”“何為好的法律教育？”以及 “法學理論對法律實踐起什么作用？”等問題也存在著認識上的分野。

這些分野恰恰是70年來中國法理學“內憂外患”的一個側影，其面臨的外部困難是：如何定位自身？如何在前蘇聯/西方知識理論之上構建中國話語體系，從而形成具有中國氣派的法理學學科？其內部問題是：如何在當代中國司法實踐中定位法理學，從而促進理論與實踐的良性互動？如何擺正法理學與部門法的關系？如何完成方法論上的回歸并推進法理學的范疇研究？內部問題一旦得以解決，外部困難即可迎刃而解。未來社會日新月異，新的挑戰層出不窮，中國法理學當繼往開來，以解決上述問題為己任。

二、創新發展新時代中國法理學，建構中國話語體系

習近平總書記曾多次強調，“加強話語體系建設，著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創新發展中國法理學絕不是簡單照搬照抄西方理論，而是要在借鑒全球法理思想的基礎上，形成自己的概念和體系，為全球法治困境貢獻中國方案。

法理學一詞最早經由日本傳入中國，乃舶來品。新中國成立之后，不僅拋棄了自晚清以來所承續的中國律學傳統，而且拋棄了自1928年中華民國所積累的西方法學傳統。面對理論的缺位，中國的法治實踐不得不大量借鑒前蘇聯的法學理論，惜乎短暫繁榮之后便退出歷史舞臺。此時，中國的法治實踐又不能重新回到中國古代傳統法律文化中尋找理論支撐，于是再次學習西方法學理論成一時之選。我們現有的法學概念、認識框架、學術規范和研究范式、方法論，無一不來自歐美。但是，這種以移植和學習西方為主的模式也導致了所制定的法律與中國本土情況“水土不服”的問題，特別是在親屬法等領域出現法律被規避被虛置的現象。在理論界，中國法理學乃至整個中國法學研究，至今仍然難以擺脫“幼稚”的陰影。因此，我們必須要深化對西方法學知識譜系的理解，這項工作不單純是西方法學知識的本土化，更重要的是為構建“法律科學的中國/漢語表達”階段做準備，最終形成一套“運用漢語思維及其表達方式”的法學知識體系。

彭真同志曾說過：“我們的民法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法，不是蘇聯、東歐的民法，也不是英美、歐洲大陸或日本的民法。我國的民法從哪里來？要從中國的實際產生。” 一國法律一定產生于本國土壤中，一定要符合本民族的精神。所以，黨的十五大明確提出“形成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中國的法律一定要與中國的固有狀況扣合。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要拋開西方理論閉門造車，恰恰相反，我們要強化中國法理學“請進來”、“走出去”的工作力度，繼續系統地迻譯西方法學經典以及權威的教科書、法學方法論著作。我們對西方世界（尤其是以羅馬法學為基礎的歐洲大陸）的法律學問和知識體系還相當陌生，只有通過研究西方，才能超越西方。

在這個意義上，百年前沈家本先生在主持清末修律時，堅持以“參考古今，博稽中外”為指導原則，這一原則曾經有效，將來依然有效。其目標是成就以“優美而精確”的漢語表達的法理學體系。這是自沈家本以來中國法理學家面臨內憂外患之困迫仍持守中華文明生生不息之確信的一種反映，一種早覺的心動。其成功的標志是，未來的中國法理學蘊含自己傳統文化的底色，有中國之話語、范疇、方法、當下制度實踐經驗的總結、案例的積累和理論的提煉。要達臻這點，中國法理學家還要埋頭從事這份繞不過去的“雙重”作業，即：一方面，不應放棄對于西方法學知識的繼受；另一方面，要系統地整理中國歷史上各家各人的法學著述，在此基礎上進行思想史和學術史的分梳，澄清并復現中國法律思想之流變傳承的心靈史軌跡，建立一個中國法律思想的“譜系”，繼而形成“漢語版的法學”（漢語法學）詮釋體系。只有先完成這份“雙重”作業，才有可能建構中國法理學話語體系。

三、繼續推進理論與實踐的良性互動，強化法理學對部門法學的輔佐作用

中國法理學如果不想使自己的研究流于空洞、蒼白，就必須同時在法學之外和法學之內建立起良性互動。對外而言，法理學要勇立法學學科發展的最前沿來追蹤、吸納人文科學、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成就，反思法的基本問題，也從法學的角度對各種人文思潮作出積極回應。同時，還要關注人類命運共同體面臨的棘手問題。當下，全球環境污染、國際機構與跨國公司憲治化、互聯網數據跨境傳播、基因編輯、虛擬現實等新問題正前所未有地沖擊著現有的法律秩序，也對傳統法理學提出了挑戰。法理學不能孤軍奮戰，只有廣泛聯絡其它學科，才有可能突破固有理論實現絕地反擊。理論是灰色的，實踐是樹常青。在回擊現實的過程中，法學理論也同時返本開新迅速地自我成長。

對內而言，中國法理學應對實踐的最佳方式就是個案說理。復雜紛繁的現實生活從來不缺乏疑難案件，標準的法學教科書往往沒有答案。這些棘手案件不僅考驗法官們的斷案能力，也對整個法理學的知識和方法提出了挑戰。法理學者不應該躲在書齋玩文字游戲，而應與法律實務家通力合作，主動收集和解答這些典型案例。要從案件事實出發，提煉爭議點背后的理論分歧，捍衛或反駁某種理論立場，必要時還要進行價值權衡，但要盡量客觀化，最終形成裁判理由。通過反復實踐，就會形成“法學理論”與“法律實務”之間良性互動的機制，法官及其他法律家的實務技能不僅在此過程中得到提高，而且還能發展出指導實踐的法教義學。沒有教義學指導的法律實踐是混亂的，而沒有實踐推動的法理學必將成為一潭死水。經疑難案件反復檢驗的法教義學就發揮著“法理”的供給機和“制定法的延伸之臂”的作用。

實際上，當法理學著手分析疑難案件時，就已經在插手部門法的事情了，當然也會招致部門法學者的反對。但他們似乎忘記了幾乎所有的疑難案件要么在概念論層面、要么在方法論層面曲折牽涉實在法體系中的價值判斷，而部門法學無力解決價值對錯問題，因為實在法體系本身無法辯護自身的價值立場。而這種關于價值的一般理論就是法理學的拿手內容，在這個意義上，“法理學是任何法律判決的沉默序言。”但這并不意味著法理學要全面覆蓋部門法學，相反，二者要劃分界限，法理學不應插手實在法體系內部能解決的問題。同時，二者也要保持一定距離，法理學要時刻克制自己發揮輔助作用，為部門法學留下發展空間。所以，強化法理學對部門法學的輔助功能，一方面在于鼓勵法理學深入實踐戰場打磨自身，另一方面在于法理學自身方法論的革新和研究范疇的深化，如此，法理學方能打通理論與實踐，實現內部科學化和外部融貫化的理想。

四、立足現實，砥礪前行，形成法理學的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

中國法理學的未來是什么樣子的？相信每一個關心這門學問發展的人都會提出這個問題。當然，假如我們抽離掉一切現實的條件在完全“不及物”的真空里遐想，那么法理學所映現的可能是一幅任人依靠想象隨意涂抹色彩的景象了。可事實并非如此。中國法理學的歷史發展已經證明了這一點，我們誰也掙脫不了歷史和現實情境條件對研究者之視域、問題意識、方法和論述能力的宰制。

當代的法理學實際上還面臨西學強勢如何因應、確立中國話語體系及研究范式、如何建立獨創性理論的問題。具體而言，其內容包括：第一，未來的中國法理學應當培育世界知名的法理（哲）學家；第二，未來的中國法理學應當形成具有中國風格和特色而又能夠與世界法理（哲）學界展開對話的獨創理論與學說體系；第三，未來的中國法理學應當能夠反映時代的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總體精神及其成就。實現這些目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可能需要相當長的一個時間過程。對此，我們應當有足夠的耐心和足夠的心理準備、智識準備。在此，我們務必對當代中國法理學面臨的智識背景及其資源進行省察。

這里我們首先需要對西方法理學之影響有一個基本的判斷和客觀的態度。不管大家承認與否，自從20世紀初以來，中國的法學基本上受西方法學的宰制，我們現有的法學概念、認識框架、學術規范和研究范式、方法論，無一不是“舶來品”。至少從表層看，我們現代和當代的法學是西學式樣和西方傳統的，這對我們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國度的知識精英們確實造成了一種文化上的壓力。此種壓力在學人內心里形成深深的痛楚，生發封閉與開放、情感抵抗與理性認同之間的沖突。這種心理和文化沖突融入中國近現代歷史的過程，構成精英知識生成、知識融合、知識突破的框限。至少從法理學領域看，無視西方法理學理論和思想、方法對我們當下法理學者思維的型塑作用，是不客觀的。問題不在于我們承認或不承認這種影響，而在于我們到底如何看待這種影響。我相信學問是跨文化的，真正的法理學之學問也不應區分其國別性和地域歸屬。在法理學領域中研究的問題、分析問題的概念與方法、基本原理有一些是共通的，只是中外學者在“發現”這些問題、概念、方法和原理上可能存在出發點、視角和時間早晚的不同，而沒有智性上完全不可通約的本質差異。

面臨“思想之自我殖民化”的壓力，雄心勃勃、奮起“抗戰”的學者會另尋他途。其中，提倡通過回望“軸心時代”、尋求本土資源建立漢語文明的法理學之方案或許是頗有誘惑力的。我把這種學術努力看做是中國人的“族性意識”在法學領域中的覺醒。從積極的方面看，它是中國近代以來學人面臨內憂外患之困迫仍持守中華文明生生不息之確信的一種反映，是中國文化在復興或躍遷之前的一種早覺的心動。照我個人的理解，建立漢語文明的法理學，需要考慮的是未來的中國法理學要有中國人自己傳統文化的底色，有中國之話語、范疇、方法、當下經驗和問題。也就是說，在法理學領域要有中國人獨特的思想貢獻，它不完全是西方法理學學問的本土化，而是根基于中國本土固有的理論和思想資源，融通西人之智識，成就以“優美而精確”的漢語表達的法律思想體系。要完成這樣一個宏愿，目前應該做的其實還是一個基礎的作業，即首先要系統地整理中國歷史上各家各人的法學著述，在此基礎上進行思想史和學術史的分梳，澄清并復現中國法律思想之流變傳承的心靈史軌跡，建立一個中國法律思想的“系譜”，繼而形成“漢語版的法理學”詮釋體系。這個工作不應由西方學者（包括西方的“漢學家”）來完成，因為無論西方人多么心系漢學、多么虔誠志業，都會避免不了“西方的東方想像”之域限，多少會流失一些中國學人感同身受的價值關切和“內在的”心性體悟。在這方面，中國的法理學者所要考慮的，不僅僅是中國本土理論詮釋話語的權力之爭，而且也包括中國傳統法律智慧復興和“建設現代中國文明的法律智慧”之責任擔當。假如有一天我們在本土的法理學思想和問題上失去了發言的能力和資格，那么就不僅失落了法理學之創造的精神動力，而且甚至可能喪失心性寄托之所，身陷于諸文化的泥淖而不能自拔。由此，“心無定所”的痛苦將靈附于中國知識分子階層，中國法理學欲在國際法理學界爭一席之地的想法也終將成為癡人說夢。

對“馬克思主義法理學”的承繼和發展亦為當代中國法理學研究所不能夠回避的問題。馬克思主義作為新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指導思想，經過半個多世紀的實踐已經型化為我國政治、經濟、文化諸領域的制度原則，通過經年的強化教育甚至積淀為人們的某種信念力量。無論學者們怎樣想在“偶像的黃昏”里孤獨地徘徊，最終也脫離不了已經形成的思想基地，不會離這樣的思想基地太過遙遠。假如換一種思路看問題，也許我們可以提出如下設想：“為什么不能把中國建設成為馬克思主義法理學的世界學術中心？”應當說，有黨和政府的支持，有多學科幾十年研究馬克思主義積累的知識財富，有新中國歷史上按照馬克思主義進行革命和建設之正反兩方面的實踐經驗，有一流的學者參與馬克思主義法理學的研究，有當下政治－法治實踐問題之解釋的理論訴求，我們沒有道理不能在這個研究領域走在國際學界的前沿，成為該思想體系的理論重鎮。問題只是在于我們以什么樣的姿態、什么樣的進路和什么樣的方法來研究這門學問：假如我們的法理學理論家像以往一樣只是以意識形態的說教者的身份自居（政治家們也不一定期望理論家只擔當說教者的角色），那么馬克思主義法理學之“學”的成分就會被簡化而又無多少解釋力和說服力的教條所取代，以這樣的“理論”不要說難以在國際法理學界去對話，即使在國內也會愈來愈失去市場，難以吸引優秀的理論人才為之持守薪火。我們說維辛斯基版的“斗爭法學”不能視為正宗的馬克思主義法理學，就在于它有太強的意識形態的色彩，而較少理論和學術的性格。若以學術的眼光來建構馬克思主義法理學，中國的法理學界其實還缺乏一定的智識條件，還有許多基礎性的工作要做。且不說我們對“西方馬克思主義”法理學的理論研究所知甚少，即使對馬克思主義的法學經典文獻也閱讀不夠，而直接能夠運用德語、俄語等語言讀懂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的人更是少之又少。你讀不通馬克思主義法理學的基本文獻，憑什么說這門學問的中心在中國呢？還有，當今中國的政治－法治實踐哪些能夠作為馬克思主義法理學研究的理論之源？或者說，我們怎樣按照馬克思主義法理學的理論框架來解釋、總結中國當下的政治實踐和法治實踐？這些問題都還沒有令人滿意的理論闡釋。故此，建設“馬克思主義法理學”的理論體系仍然需要一個時間過程。

中國法理學的未來應當是腳踏實地的范疇研究，法理學范疇既是法理學的立根之基、立身之本，是法典的基本構成要素，也是檢驗法理學應對實踐之抽象能力的標志，在任何時代任何國家深化范疇研究都不為過。中國法理學的范疇研究已然走過30多年的歷程，從以前對階級本質等政治范疇、法制改革等實踐范疇的研究，轉向了對權利、義務等學理范疇的研究。用學理范疇定位法理學的研究范圍，才能把政治、經濟、社會問題規范化、法理化，才會讓法理學研究科學化。未來既要密切關注新型法學范疇，例如區域法治、數據權利等等，闡釋新型法學范疇的內涵及其在現行法體系中的地位；更要深化經典法學范疇的研究，注意其含義的社會變遷，在新時代面臨新問題新學科要善于挖掘經典法學范疇的解釋力，例如權利范疇如何在中國證據法學中發揮應有作用？對權利的不同理解直接影響證據法律制度的設計。并且，要在與部門法學的互動中雕刻和調適法理學范疇，提升法理學范疇的可通約性，確保法理學作為基礎學科的作用。未來中國法理學如果能借方法論的回歸深入司法實踐，在實踐中抽象法理教義，提煉范疇，并用范疇固化法理研究的階段性成果，步步為營，步步推進，那么，中國法理學擺脫幼稚與空洞則指日可待。

彈指70年，中國法理學風雨兼程上下求索，為法治中國的建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轉型時代日新月異，法治建設任重道遠，中國法理學必須扎根于中國的司法土壤，腳踏實地保持謙虛的姿態繼續梳理西方法理知識譜系，注重方法提煉范疇，才能潛心學習積蓄實力，形成有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的法理學。

【專家推薦意見】：文章頗有質量。文中的觀點源自作者自身的研究，對法理學的觀察總體而言是較全面的。除了歷史回顧，作者對現狀和未來所作的分析，論及法理學自身，以及與部門法、與外部的關系等因素，對學科發展有積極意義。

來源：黨建網微平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