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獻研究的海外鏡鑒

2018年4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西觀漢記：西方漢學出土文獻研究概要》一書。該書旨在總結歐美學界在以甲骨、金文、簡帛、石刻為主的“出土文獻”領域研究的歷史與現狀：各部分均先以“概要”為題，梳理相關領域研究的主要觀點；繼而為代表性學者寫作“小傳”，略述其生平業績；最后是詳細羅列論著書目；書末另有附錄、索引及后記。今擬從本書的學術價值、如何利用此書及所存在的問題等三方面入手，拾掇筆記成文，以就教于學界。

一、他山之石

不論是王國維“古來新學問起，大都由于新發見”之言，還是陳寅恪“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之語，無不揭示出新材料對于研究所具有的獨特意義——“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此古今學術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重要的是，對這些材料與問題的研究，很早就突破地域的局限而成為海外漢學界關注的焦點。因語言與文字的隔閡，除個別學者外，我們對海外學界研究的成果，尤其是以外文發表的論著，多數情況下是陌生的。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夏含夷為我們打開了一扇窺視海外漢學研究的窗戶，這是本書無可取代的價值所在。

聊舉兩例，以為管窺。

對于西周銅器銘文，國內多關注于文字內容方面，且多數情況下對之信而不疑。海外學界是另一番面貌。且不論巴納（Noel BARNARD）的銘文偽造說是否成立，但僅就銅器銘文的性質而言，就足以大豁閱者之目。羅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認為，要理解銅器銘文的全部內涵，須把銘文與器物的用途合起來考察；換言之，“銘文不是單純的文本”，也“并不是精確的歷史記錄（偶爾是的話，不過碰巧如此）”，它們主要還是禮儀活動遺留下來的產物。羅泰的論斷實際上是針對夏含夷而發的，后者“把銅器銘文當作‘史料’來加以研究利用”。一些看似不言自明的基本問題，轉換視角后，完全可能成為新論說的根基，開辟相關領域研究的新時代。

就簡帛研究而言，西方漢學界對于方法論的關注也值得留意。作者認為，鮑則岳（William G.BOLTZ）的古文字釋讀方法，是可以比肩巴納而被稱為“最有貢獻”的。鮑則岳以為，釋文應確切無疑地反映所寫的內容，不應該提供釋者的任何推測、先知或主觀的增減、改變或注釋，亦即“釋文應該完全反映寫本所寫的而已”。這與國內學界提倡的“破讀”法，即不拘泥于字形本身而是直接改定為通行字，存在著根本差別，由此凸顯的是中西前提預設之不同：就國內學界而言，“漢代以來的傳統讀法是正確的”，故可用來校正戰國時代的寫本；就西方學界而言，“寫本和傳世文獻如果出現文字上的不同，則時代更早的寫本應該更為可靠，更有說服力”。

當“西方學者可以發出與中國學術界不同的聲音，并在相關領域得出自己的結論”時，盡管我們沒有必要去迎合，但大概沒有理由視而不見。畢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可以為鑒。

二、論盜掘簡

了解歐美學界對中國出土文獻研究的概況，當然以閱讀本書各部分之“概要”為首選，但這還遠遠不夠：一則，既然名為概要，未必能面面俱到；二則，即便面面俱到，卻難保敘述準確；三則，對忌諱的問題，作者可以直接面對，但也可以選擇回避。所以，要準確把握相關研究，需以所附書目為中心，展開閱讀。

此處試以盜掘簡為例，略加說明。

對于某博物館購藏并整理的戰國楚簡，作者的態度值得玩味，“這個結果也許不算太壞，可是也并不理想”。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至今仍不清楚出自于哪座墓葬，而竹簡被盜墓和轉運到香港的過程中，“也受到一定的破壞和損失”。那么，海外學界對此持何種態度呢？可惜，作者并未告訴我們；或者說，是隱匿了一種聲音。在提及《道》（Dao）這份刊物時，作者羅列了2013年專號的目錄，其中有金鵬程（Paul R.Goldin）之文。

金鵬程此文圍繞由13枚竹簡構成的書籍簡展開，前半部分討論的是本組竹簡的編聯。在他看來，目前所見均存在著或多或少的問題，以至于文義不通。他以為學界未曾審慎考慮這種假設：也許遺失了一枚或多枚簡。他說道：“毫無疑問，如果我們更了解上下文，以上許多問題就能迎刃而解。也就是說，如今我們對其上下文幾乎一無所知。同一地點出土的簡中還有關于宇宙學說的嗎？或關于語言理論的學說？據說這些竹簡出土于墓葬之中，死者是誰？還有哪些隨葬品？以及是否有其他人合葬此墓？”他還說道，購買簡占原有埋藏簡的比例是多少，其中是否夾雜其他墓葬出土的資料，均不可知。

由此，進入文章討論的后半部分：從郭店楚簡被發現后，盜掘模式發生了巨變。1993年，郭店一號墓先后兩次被盜掘，第一次因盜洞未至墓室，故回填了盜洞；時隔不久，再次被盜掘，隨葬品幾乎被洗劫一空。在此情況下，考古工作者不得不進行搶救發掘；當然，也不認為該墓會有令人感興趣的發現，直到“有人注意到棺泥中微微顯露的東西，并大聲喊道：‘這很可能是竹簡’”。金鵬程為此寫道：“盜墓者洗劫了墓葬中的大部分隨葬品，卻留下了最為寶貴的簡牘。這或許是因為他們沒有意識到簡牘的價值，或許他們根本不知道自己要盜取什么。但盜墓者永遠不會再犯同樣的錯誤。”從1994年至今，至少有八批數量不菲的簡牘資料，以“捐贈”或“購買”的名義被文博或高校收藏。

對于盜掘與購藏的聯動關系，金鵬程語多激憤，可不稱引，但這并非是他個人的看法。2017年，馬碩（Maxim Korolkov）也指出：“有影響力的學術機構和個人迫切希望獲得這些出土文獻的所有權。這樣的市場需求催生出一個專門處理從考古遺址中劫掠的出土文獻的法外之地，即通過香港交易商將這些文物出售給富有的機構或私人買家。”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如金鵬程所言：“學者們主張研究出土文獻的原因正在于提供了明確而特殊的語境。有良知的考古學家仍在進行規范的科研，但最近研究熱度最高的竹簡幾乎都是盜掘而來的。”

為什么要研究盜掘簡，“搶救者”給出的理由已廣為人知：是對資料本身的“搶救”與“保護”，也因為資料本身所具有的獨特學術價值。問題的另一面是，當以“搶救”為名而接二連三購藏時，會不會刺激一波又一波更為嚴重的盜掘？盜掘猖獗與職能部門之失職有關，但僅僅如此嗎？金鵬程指出，是學者們應該捫心自問的時候了，他們的工作是否間接地支持了這種對知識的摧毀（行為）？

三、商榷之處

一部近700頁的大書，存在若干問題，在所難免。

首先，就某些表述而言，有些問題比較刺眼。在敘述馬王堆3號漢墓的墓主人時，作者寫道，“墓主是長沙王李藏的兒子”。按，“李藏”當為“利蒼”，利蒼為長沙國丞相而非長沙王。在敘述沙畹翻譯《史記》一事時，作者寫道，翻譯了“《史記》的四十七章”。實則，沙畹是翻譯了《史記》130卷中的47卷。類似問題，不一而足。

其次，梳理存在缺漏或失誤。比如，作者說Kenneth STARR在芝加哥菲爾德博物館工作時，“發現該館竟然收藏有將近4000片中國碑銘拓片”。按，由此及相關敘述看，作者未對這批資料進行調查。據新近統計，芝加哥菲爾德博物館所藏中國金石拓本約3700種、6510件，比東洋文庫或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所藏還多，堪稱富甲海外。20世紀初，勞費爾（Berthold Laufer）的三次中國之行是這批藏品入藏的重要契機；葛維漢（David C.Graham）的捐贈及購自李宗侗的舊藏，充實了館藏金石拓本的數量，也大大提升了藏品的質量。1939—1944年，館方以收集者筆記為基礎編寫拓本目錄初稿；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開始，Kenneth STARR與陳和銑等人合作，修訂并續編目錄，1981年正式出版館藏金石拓本目錄《拓本聚瑛》。忽略了這段歷史，勞費爾、費慰梅（Wilma Canon Fairbank）對漢代石刻的研究，被遺漏也就很自然了。

最后，相關評價或有待商榷。比如，作者說王國維的《簡牘檢署考校注》一文，不像沙畹的文章“討論那樣深入”。按，王國維之文題為《簡牘檢署考》，校注由胡平生、馬月華所作。1905年，有“第一位全才的漢學家”之譽的沙畹（伯希和語），受斯坦因所發現的漢晉遺簡之啟發，也基于對漢語文獻之熟稔、駕馭之得心應手，撰寫《紙未發明前之中國書》一文（馮承鈞譯本）。視之為中國古代書寫文化小史，絕不為過，至今讀來仍著實令人感佩不已。沙畹盡管詳細地考察了竹木簡的形制，但較之王國維所論，“簡之長短皆二十四之分數，牘皆五之倍數”，稱為“深入”似有過譽之嫌。相比之下，沙畹“兩家欲證明契約，則合其券；合券者，合其刻畫之齒也”一語，實為睿見。90年后，籾山明（MOMIYAMA Akira）對刻齒簡的驚世解讀，證明其語不虛，而這是王國維未曾措意的。以“各擅其美”稱譽沙畹、王國維之文，可能是更為公允的評價，但“皆不免時有舛誤”（借用余嘉錫評沙畹文語）。

此書雖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問題，相較于其價值而論，缺憾似乎是可以忽略不計的。有朝一日，國內學界能拿出基于自我立場審視歐美漢學的成果，方可宣告此書“在今天也僅只有歷史性意義，卻并無太多實用價值”（借用作者評價陳夢家著作語）。與歐美漢學出土文獻研究遙相呼應的是，日本對中國出土文獻研究的成果更是蔚為大觀，不過我們依舊關注有限。忽略或無視海外研究的成果而每每自矜于“第一”或“創新”時，坦白地說，更像是坐井觀天。翻山越嶺，才能俯瞰山嶺的前后；漂洋過海，才能領略海洋的深廣。對國內學界來說，要做到“第一”或“創新”，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作者：張忠煒，系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