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意理論在歷史上曾經起到十分革命的作用，啟蒙思想家以同意理論否定神權統治，為新政治秩序的確立奠定了理論基礎。然而，20世紀以來，作為西方政治哲學之基礎的同意理論逐漸呈現出頹勢，風光不再。正如有的學者所明確指出的：“20世紀后期以來，主流政治哲學研究中出現了一股拒絕同意理論的趨勢，無論在國內政治還是國際政治層面上，學者們都不再承認同意作為政治義務來源與共同行動前提的地位。”

同意理論自身缺陷和社會歷史條件的變化導致其走向衰敗

西方政治哲學中同意理論的沒落并不是偶然的事件，而是某種必然性的表現。也就是說，為政治權威之合法性、政治義務之正當性進行辯護的同意理論之逐漸湮沒是有一定原因的。學界對此尚未有詳細探討，筆者認為主要包括以下兩個方面。

首先，同意理論自身存在著一些難以彌補的缺陷。在洛克甫一提出同意理論時，他就已經意識到明示同意的局限，并試圖以默示同意對其進行修補，而后的一些學者在面對關于同意理論的各種質疑時也想方設法對其予以改進，但形形色色的改進都未能從根本上彌補同意理論的固有缺陷。正如威廉·埃德蒙森（William A. Edmundson）所指出的：“用同意來為權威作辯護似乎是自然的而且是唯一可能的舉措：從蘇格拉底到格勞秀斯和洛克再到最近的David Estlund都試圖利用同意的道德影響力來為權威提供辯護。但這些嘗試全都以失敗告終。”由于迄今為止對同意理論的所有修補方案均以失敗告終，故作為政治理論之基礎的同意理論逐漸沒落就不足為怪了。

其次，20世紀以來西方國家社會基礎、歷史條件的變化，使得同意理論已不再具備資產階級上升時期的那種價值。洛克在17世紀提出的同意理論顛覆了為封建統治辯護的君權神授論，在客觀上適應了新興資產階級爭取統治權的需要，這是同意理論的歷史價值。而一旦資產階級取得國家權力，并穩固地確立起自身統治地位，同意理論的價值也便逐漸消解。換句話說，資產階級由被統治階級向統治階級的地位轉換，決定了同意理論之歷史價值的跌落。人們完全有理由認為，已經取得統治權的資產階級沒有多大必要根據同意理論來論證自己統治權力的合法性；相反，階級利益決定了其不能放任或允許公民追問統治措施、政策等是否經過被統治者的同意。

需辯證分析同意理論

由于理論自身的某些無法彌補或難以改進的內在缺陷及社會歷史條件的變化，西方政治哲學中同意理論的沒落已是不爭的事實。然而，作為政治哲學之基礎的同意理論的沒落，并不意味著同意理論就一無是處，也并不表明同意理論中的任何因素都毫無價值可言。盡管同意理論作為一個整體已經無法證成所謂的政治權威或政治義務，但同意理論中的某些核心要素，卻仍然有其存在的價值。例如，作為同意理論之根本的同意觀念，就是仍然具有重要價值的核心要素之一。對于整體上已經沒落的同意理論，我們應該持有辯證的態度：既不因其曾經有過的歷史價值而抱住不放，又不因其已經整體沒落而將其打入冷宮，而應當去其糟粕、取其精華。

其實，早在20世紀70年代，就有西方學者試著用辯證法的方法考察同意理論。例如，馬克·凱恩（Mark E. Kann）曾在指出同意理論遭遇的諸種困境后，分析了同意理論的辯證性質，“最合法的政府就是促進和容許最多異議的政府”；“最合法的政府于是便成了促進和容許對其自身權威性之最大質疑的政府”。他的意思是，用來證成政治權威之合法性的同意理論，最后在邏輯上必然導致要求有公民不同意的空間；政治權威之合法性程度，與公民不同意之可能性空間的大小呈正相關。可見，同意要求與不同意的可能性之間的這種關系的確是一種辯證矛盾。雖然馬克·凱恩對于同意理論之辯證性質的分析，目的是拯救作為政治哲學之基礎的同意理論，但是這樣的拯救與其他形式的拯救一樣，最終仍然無法扭轉同意理論整體上的頹敗趨勢。

盡管馬克·凱恩對同意理論的辯證分析是徒勞的，但這僅僅表明同意理論的沒落已經是不可阻擋的歷史必然性，而不意味著辯證分析方法本身是錯誤的或無價值的。如果我們在承認作為政治哲學之基礎的同意理論的沒落是不可改變的歷史趨勢的前提下對其進行辯證分析，那么，我們就既應看到同意理論整體上在證成政治權威或政治義務方面的失效或失敗，又應從其中解析出作為核心要素之一的同意觀念，挖掘其正當性內涵，并闡明其在各種現實境遇中的正確應用。如此，才有可能實現對于同意理論的揚棄。

同意觀念的價值廣泛存在

為了全面、客觀地認識同意觀念的辯證性質及其意義，我們應該意識到這樣一個基本的事實：今天的同意觀念不僅存在于傳統的政治領域，而且在政治領域之外大放異彩。同意觀念在政治領域之外的這種廣泛存在，恰恰表明其并沒有隨著同意理論的沒落而失去其自身的價值。

考察現當代西方思想史上的相關文獻不難發現：20世紀以來，人們已不限于在政治領域使用同意觀念，而是往往將其溢出政治領域之外，在經濟、醫療、保險、婚姻等社會生活中廣泛關注同意問題。作為政治哲學基礎的同意理論已經失去其原有的證成政治權威或政治義務的價值，但同意作為一般觀念，卻在其他領域中越來越深入人心，越來越顯示出其無法替代的價值。同意理論已然沒落，而同意觀念卻沒有式微。

尼爾·曼森（Neil C. Manson）在討論其提出的所謂“許可性同意”時這樣說：“我們探討的焦點是許可性同意，而不是作為協定的同意或會受到契約條款約束的同意等。我們的探討焦點也被限制在個體的同意，而不是制度、集體或群體給出的許可……許可性同意的作用涉及不同種類的規范：道德規范、法律規范、社會規范、禮儀規范及由契約設立的規范或協定等等。”從尼爾·曼森所說許可性同意涉及的規范來看，其顯然不限于政治領域。而且，許可性同意是個體的，這與在傳統的同意理論中作為政治權威或政治義務之基礎的、往往是群體性的同意有所不同。這意味著，對于同意觀念的理解，其實可以突破政治哲學同意理論的限制，賦予其更一般的含義，而不再局限于狹隘的政治哲學含義。

應當指出，早在近代之前，就有某些政治領域之外的同意觀念的運用。例如，大衛·約翰斯頓（David Johnston）所說的“確認了授權、生成了義務并將風險與責任從這一方轉移至另一方”的同意，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同意在非政治領域中的運用。而且，這種運用不是近現代才有的事情，而是貫穿于西方社會的全部歷史。然而，同意觀念的這種運用，在近代之后卻被政治領域的同意觀念所遮蔽了。根本原因在于，資產階級作為一個新興階級有著強烈的上升為統治階級的需要，決定了其勢必要否定“君權神授”的政治權威理論，而同意理論就是達到此目的的最實用的精神武器。彼時，用同意理論來否定“君權神授”的緊迫性、重要性，遠遠超過同意觀念的其他應用，故而近代以來，同意觀念在政治領域的應用十分突出，而其在非政治領域的應用則一度不為人們所關注或重視。

即使是在政治領域，也不能由于傳統的、經典的同意理論在證成政治權威或政治義務方面的失敗，就將同意觀念從政治領域中徹底驅逐出去。在今天的西方學術界，仍然有學者試圖用同意觀念解釋一些政治現象。例如，約翰·米德克羅夫特（John Meadowcroft）在評價公共選擇理論時指出：“公共選擇確認經濟不平等存在于任何發達的資本主義經濟中，而權力的不平等則不可避免地來自這些收入與財富的不平等。然而，如果資源與權力方面的這些不平等所得以產生的過程中有過一致性同意的話，那么，這些不平等就可能是合法的。”在這里，約翰·米德克羅夫特對同意觀念的運用，顯然不同于傳統的、經典的同意理論。雖然這種解釋不一定會為人們所認同，但在政治領域中如此運用同意觀念，的確為人們擴展了在政治領域中運用同意觀念的思路。同意觀念除了不能用來證成政治權威或政治義務之外，也許在政治領域的其他方面會具有一定的、不容忽視的作用或價值。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同意觀念從政治學向倫理學的遷移及其正當性研究”（17BZX019）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杭州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