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文人的著作之中，關(guān)于閱讀方法的討論由來已久。“好讀書，不求甚解”語出陶淵明的《五柳先生傳》，后人均視此句為陶淵明關(guān)于讀書方法的主張，也多引用此句來解釋泛讀。“不求甚解”的讀書方法與《漢書》稱揚雄讀書“不為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魏略》稱諸葛亮讀書“觀其大略”一脈相承。宋人陸九淵也有類似觀點，“大抵讀書訓詁既通之后，但平心讀之，不必強加揣量”，“或未有通曉處，姑缺之無害”（《象山集·與邵中孚》）。“讀書不必窮索，平易讀之，識其可識者，久將自明，勿恥不知”（《象山集·象山語錄》）。不在一字一句的解釋上過分深究的“泛讀”方法，已成為我國傳統(tǒng)的文學閱讀方法之一。

與陸九淵同時代的朱熹對此卻多有質(zhì)疑，他認為“泛觀博取，不若熟讀而精思”（《朱子讀書法》）。“熟讀精思”是朱熹六條讀書方法中影響最為廣泛的，在他的著述中以不同的表述多次表達這個意思。他認為，“今人讀書，務(wù)廣而不求精，是以刻苦者迫切而無從容之樂，平易者泛濫而無精約之功”。他強調(diào)讀書方法在“熟讀精思”，即“大抵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朱子語類》）。“熟讀”要能做到“熟讀成誦”，這是“精思”的前提；“精思”應到“文字里面猛滾一番”，在文字不通的地方下死功夫，做到從無疑到有疑再到無疑，直至融會貫通。這便是“精讀”。

宋以前，我國傳統(tǒng)的閱讀方法大多散存于歷代文人的各類著述當中，宋人張洪從朱熹文集及當時流傳的朱子語錄中將其有關(guān)讀書的言論整理成集，即《朱子讀書法》，這是目前公認的我國最早的專門論述閱讀方法的著作。此后元、明、清這類著述屢見不鮮，如元代程端禮的《讀書分年日程》，明代胡承諾的《讀書說》、陳繼儒的《讀書十六觀》、明代重刊的《宋先賢讀書法》（作者不詳），清代唐彪的《讀書作文譜》、魏際瑞的《讀書法》、周永年的《先正讀書訣》等。當時對“治學”“讀書”“閱讀”并沒有作專門的區(qū)分，因而很多論“讀書法”的著述，實際上是論“治學法”，亦多是在論及“治學之法”時兼及“閱讀之法”。在《朱子讀書法》的原序中，編者對朱熹著述中的讀書法“撮其樞要，厘為六條，曰循序漸進，曰熟讀精思，曰虛心涵泳，曰切己體察，曰著緊用力，曰居敬持志”（《朱子讀書法》）。需要指出的是，從嚴格意義上的“閱讀方法”的角度看，這些讀書方法，有些應歸于閱讀態(tài)度或習慣，如第五條“著緊用力”、第六條“居敬持志”。盡管朱熹強調(diào)“熟讀精思”，對“泛觀博取”持有異議，但從一部《朱子讀書法》我們可以看到，我國古代先賢們已經(jīng)總結(jié)出很成熟的“精讀”和“泛讀”的閱讀方法，不僅有具體的操作方法，也有深入的學理思考。《朱子讀書法》云：“有前賢之所已言者，亦有前賢之所未及，而出于文公之獨見者。”宋以后有關(guān)讀書法的著作提到的具體閱讀方法，大多是對宋代已經(jīng)成型的“精讀”與“泛讀”方法的傳承。與朱子讀書法一樣，一方面是作者（或言者）對前人思想的提煉，一方面是自己治學心得的總結(jié)。

站在今天回望，不論是“泛觀博取”還是“熟讀精思”，都是我國閱讀史的重要思想遺產(chǎn)和方法遺產(chǎn)。中國古代文人的閱讀范圍，重心在讀《詩》《書》等經(jīng)典、諸子及史籍，由于其內(nèi)容深湛，當然需要仔細揣摩。但對于浩如煙海的集部著作，泛觀才能博取，也是應有之義。近代以來，隨著紙質(zhì)媒介的普及，閱讀的內(nèi)容大大擴展了。我國近現(xiàn)代有不少專門論及讀書法的著作，這些著作雖然也多是談?wù)撊绾沃螌W或如何閱讀整本書，但其中也有不少著作明確提出了具體的閱讀方法。比如：陳莘《讀書法》（中華書局1931年版）提出了精讀、粗讀、熟讀。文經(jīng)緯《讀書方法》（世界書局1934年版）提出了朗讀、粗讀。徐應昶和趙源景的《讀書法》（商務(wù)印書館1934年版）提出了精讀、略讀、做讀書筆記。

晚清至1949年期間關(guān)于閱讀方法的著述，較有代表性的是馬雪瑞的《讀書法》。該書1947年由中華書局出版，書中的“讀書”是指狹義的閱讀書籍，不再是泛指“治學”，作者所說的“讀書方法”即“閱讀方法”，包括短篇文章的閱讀，也包括整本書籍的閱讀。作者認為讀書的方法（即閱讀方法）有“精讀”和“閱讀”兩種，這兩種方法是對我國古代“熟讀精思”和“泛觀博取”兩種方法的繼承發(fā)揚，但作者沒有像朱熹一樣將兩種方法對立起來，而認為“精讀和閱讀，是讀書方法的兩個方式，須雙方兼顧，不能偏廢的”。“精讀著重認識文字，在這個認識文字的范圍中，包含正確的讀音，確切的解釋，字的寫法、源流和它代表的種種觀念”，“閱讀但求明白大意和作法罷了。”可見，這里的“閱讀”實際上就是前文所說的“泛讀”，其目的在于求“博”。值得注意的是，馬雪瑞提出，不同長短的閱讀材料應當采用不同的閱讀方法，這是值得肯定也是值得我們借鑒的；但他認為“精讀”適用于短篇文章，“閱讀”（即泛讀）適用于長篇文章，這樣的結(jié)論顯然過于絕對化。

在這部著作中，馬雪瑞還專門針對“精讀”提出了“朗讀”和“默讀”的閱讀方法，并對其各自的優(yōu)劣做了仔細分析：“朗讀是有聲的讀。默讀是無聲的看……朗讀在能率上有四種價值：（1）發(fā)音時可以使意義愈易明了。（2）可以養(yǎng)成有規(guī)則的眼動。（3）可以測驗理解的程度。（4）可以校正字音的聲調(diào)，同時更可避免外感的侵襲。默讀在能率上也有四種價值：（1）能夠增加閱讀的速率。（2）能夠有高的理解程度。（3）能夠得到很清楚的材料組織。（4）便于記憶。”

在我國近現(xiàn)代閱讀史上，閱讀材料的最大變化就是時效性強、信息量大的報刊雜志的出現(xiàn)。1815年英國傳教士威廉·米憐在馬六甲創(chuàng)辦的《察世俗每月統(tǒng)記傳》，是公認的世界上第一種中文近代報刊。在中國本土，1853年香港出版《遐邇貫珍》被認為是鴉片戰(zhàn)爭后中國境內(nèi)出版的第一種中文期刊。此后報刊業(yè)在國內(nèi)日漸興旺發(fā)達，一些有影響的報刊不但成為維新、革命的重要輿論陣地，也成為人們?nèi)粘Ｉ�活的重要讀物，如晚清的《萬國公報》《申報》，民國時期的《新青年》《晨報》《新潮》，及后來的《中國青年》等。這些報刊不僅影響著中國社會發(fā)展的方向，也影響著人們的日常生活方式，包括閱讀方式。從宋代的朱熹到現(xiàn)代的馬雪瑞，閱讀材料的變化導致了閱讀方法的變化。相對“四書五經(jīng)”等儒家經(jīng)典，報刊雜志最大的特點就是時效性強，同時信息量大。報刊雜志的大量涌現(xiàn)，必然導致人們閱讀方法的變化。“瀏覽”“速讀”的閱讀方法在近代被提出來，是閱讀材料發(fā)生變化的必然。今天，除了傳統(tǒng)的紙質(zhì)媒介外，各種電子閱讀媒介花樣迭出，且不斷更新，閱讀媒介的變革前所未有，閱讀方法也需跟進。

（作者：靳彤，系四川師范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