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認識論危機中尋回中國教育思維

《中國的教育、課程知識與文化印跡：隨“風”起舞》（China’s Education, Curriculum Knowledge and Cultural Inscriptions: Dancing with the Wind, 趙偉黎著，Routledge出版集團紐約、倫敦同步發(fā)行，2019）是一部別開生面的比較研究著作。在西方學者看來，它是用中國的教育研究打破西方主導認識論視野的一項富有遠見的努力，是一個對學校教育理論假設與寓意進行文化歷史理解的、獨特的、富有創(chuàng)新性和學術(shù)挑戰(zhàn)性的研究思路。

具有殖民性特征的西方認識論危機

該書立意高遠，從當下世界學術(shù)領域廣為關注的認識論危機出發(fā)，聚焦此問題在中國文化、社會特別是教育領域廣泛而深刻的癥候，身體力行地探索中國教育研究中突破此危機的可能路徑。認識論危機 （Epistemicide）概念最早由葡萄牙籍社會學家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于2007年提出，用來指稱西方主流文化對南半球拉美等國的文化殖民后果，2016年后被遷移到教育領域，學者提出課程認識論危機概念。具體來說，就是指世界范圍內(nèi)西方—歐洲中心的英語話語和實踐，對發(fā)展中國家存在的其他知識形式的壓制與削弱，盡管后者對這些西方認識論的核心內(nèi)容可能全然無知。這種認識論危機并不一定是明晃晃地宣揚現(xiàn)代西方歐洲中心認識論的優(yōu)越性，而是居高臨下地聲稱這種認識論是獨一無二的認識可能，從而在殖民體制結(jié)束相當長時間內(nèi)，在文化與知識生產(chǎn)領域依然存在的殖民性特征。

在作者看來，中國的認識論危機伴隨著中國的現(xiàn)代化進程。20世紀初的白話文運動，基本上改變了中國傳統(tǒng)的語法結(jié)構(gòu)，西方詞語通過翻譯的加入，極大地推進了西方的認識與思維方式，而后的第二次漢字簡化運動，使?jié)h字從字型上與文化內(nèi)涵相去更遠，有的中國人即使學過古漢語，也讀不懂很多中國古籍，理解不了自己的文化。橫亙在當代中國人與自己文化間的除了文化自信不足，還有非常大的本體論與認識論鴻溝。在教育學術(shù)界，西方的理論、概念、方法不只被認為不同于中國的，還被標定為先進的、科學的，以至于20世紀90年代后期以來，引領著中國學術(shù)界的主流話語和研究熱點，成為中國學界的學術(shù)評判標準。

突破西方認識論圍困

書中重點分析了最近大熱的“核心素養(yǎng)”概念，認為如“素質(zhì)”“素養(yǎng)”這樣有著中國意味的詞在學界沿用，基本上是用西方概念和思維解釋其內(nèi)涵，失卻了漢語的文化內(nèi)涵和思維方式，這樣的鳩占鵲巢就是典型的中國教育領域中的認識論危機。值得一提的是，當下的學術(shù)評價中，對SCI、SSCI的熱捧，以及單純以發(fā)表數(shù)量為目標的比拼，可能成為加重這種危機的一記重錘。這種認識論危機不只在教育領域，而是當下文化與學術(shù)界整體的認識論危機。中國已經(jīng)認識到這種危機，很多學者呼吁要擁有中國自己的學術(shù)話語權(quán)。

突破西方認識論圍困，尋回中國的思維方式與文化內(nèi)涵，是重建文化自信、學術(shù)自信，向世界講述中國故事的重要一步。正是在這一文化情境中，該書努力跳出西方話語體系，挖掘中國的思維方式，從中國學校中普遍存在的“校風—教風—學風”的“風—教”思維入手，回到“風”的最初文化蘊含，回到孔子“教”之始源性的教育內(nèi)涵。

走出西方認識論危機

如何突破西方認識論圍困，作者對突圍方法的展示不是邏輯論證性的，而是身體力行式的。“風—教”“身體”及其他當代中國教育話語的研究是案例性的，是作者用來展示其方法與出路的例子。為走出認識論危機，作者在研究中主要選擇歷史考古學的研究方法，以此破解現(xiàn)有跨文化比較研究中的西方中心傾向。因為歷史考古學方法重構(gòu)了時間、歷史和傳統(tǒng)，把它們看作可脫離任何外在特定時間軸的事件、活動和時刻。由此，為西方框架外中國（包括其他非西方國家）的教育思維、話語本源性解釋的重生搭建了可能。正是在這個框架下，作者得以回到漢字“風”（風）本身的構(gòu)字特點，回到中國文化源頭之一的周易思維方式及觀卦，回到孔子注釋觀卦，從而尋回中國“教”的思維源頭與文化意蘊——化。在這個框架下，作者發(fā)現(xiàn)當下中國關于教育問題的輿論中，看上去對立的觀念實際上都是西方理性思維主導的結(jié)果，這種結(jié)果失去了中國“身體思維”的整體性，忽視了儀式情境中身體活動而產(chǎn)生的情感互動與影響。

該書作者畢業(yè)于美國威斯康星大學，現(xiàn)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學，其研究歷程本身就是一個具有后基礎主義（post-foundational）特點的旅行。對國際學界特別是中國當下認識論危機的憂慮，成為照亮中國文化及教育中的“風”“教”“身”的文化之光，引導作者不斷發(fā)現(xiàn)被西方化和現(xiàn)代化進程遮蔽的中國教育的本源性思維與文化哲學意蘊。起始時并無確定目標，過程中沒有體系化的框架與規(guī)范性的學術(shù)邏輯，在某些時刻突然邂逅某些習以為常的生動風景，喚起作者內(nèi)心的學術(shù)靈動，故而成就該書。作者把這一過程稱為“道家的本體領悟”（Daoist onto-un-learning）。

于中國哲學而言，道之通達決非一次性完成，而是需要不斷深化、永無止境的求索。對中國教育中被掩埋的文化珍寶的發(fā)掘任重道遠，特別是對已經(jīng)在很大程度上失卻了中國式認識論、哲學觀的當代學人來說，這一重任如何可能？作者滿懷對中國文化的赤子之心，以嫻熟的英文素養(yǎng)與扎實的中國文化基礎，得以在西方與中國話語中穿行，迂回至大洋彼岸，在西方之鏡中走進中國文化，隨“風”起舞，徜徉思索近十年，為當代學人奉上此心路歷程。

（作者單位：南京師范大學道德教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