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學家孔尚任的名作《桃花扇》，是借離合之情，寫興亡之感；作家白木的長篇歷史小說《傳國玉璽》（作家出版社，2018年12月出版），則是借傳國玉璽之器，寫朝代興替之實。《桃花扇》有一句名言“桃花扇里送春秋”，我套用一下，傳國玉璽送春秋。白木的這部小說，通過傳國玉璽在南北朝時期曲折離奇的遷徙故事，把這個時期紛紜復雜的歷史煙云，巧妙收攏了進來，是一部填補空白的優秀作品。

　　應該說，作者選取中國歷史上這一段最為復雜卻十分重要的時期來寫，既是挑戰極限，也獨具慧眼。許久以來，人們對六朝有些低估，因為朝代更迭頻繁，歷史事件龐雜，所以研究得不透，文學表現更是少之又少。但當時南北有很多的交流，促進了民族融合，這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民族融合客觀上促進了中華民族的形成，帶來了文化的多樣化，交流、碰撞中形成了中華民族的大文化，那是一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誰也離不開誰的多元一體格局。眾多民族單位是多元，中華民族是一體，多元中的統一，使得中華民族在浩蕩的歷史進程中異彩紛呈，蓬勃壯麗，在多樣性中保持強勁的凝聚力。文學的自覺就是從南朝開始的。過去文史哲是不分的，《詩經》里好多作品不是文學，真正的文學作為一個獨立審美的東西，就始于南北朝的《昭明文選》。老莊告退，而山水方滋。三大文學批評巨著，都出現在那個時期。楊炫之的《洛陽伽藍記》、酈道元的《水經注》更是集大成之作。

　　從某種意義上講，南北朝百余年的遷徙、雜居甚至混戰，是在為一個嶄新的隋唐王朝做準備。那個時期即便是痛苦，也是為未來輝煌淬煉。我們在國外時，常常看到唐人街。唐人是什么？唐人就是民族融合后的中國人。

　　民族融合一方面讓中華文化更加蒼勁、豐腴，同時也促進了文化的認同、文化的凝聚。文化認同是一種肯定的文化價值判斷，是文化成員承認新文化或異文化因素的價值效用符合傳統文化價值標準的認可態度與方式。人民對自身文化的強烈認同，既是一個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偉大精神力量，又使這個民族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

　　作者以傳國玉璽在那個時代的流離轉徙作為故事線，串起中國歷史上有著特殊意義的五十年，這是個非常聰明的方式。傳國玉璽是一個象征。它既是權力的象征，更是文化的象征。李斯刻在那上面的八個字“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一代一代傳了下來。中國境內的任何一個民族再強盛，再落后，再兇悍，他們的首領同樣認為沒有這個東西就是白板天子，名不正言不順，言不順事不行。從某種意義上講，這也是一種文化的認同。它發源于漢文化，散發至整個中華大地。

　　文化自信，首先應該是文化的認同。中華民族之所以歷經五千年屹立不倒，就是因為文化的認同。這一點通過傳國玉璽的傳承就可以看出來。傳國玉璽在南北朝時期見證的歷史風云，更是一部文化史詩。從這個意義上講，作品的意義非常重要。據我所知，現在還沒有這方面的鴻篇巨制。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題材，而且還具有開創性、開拓性意義。

　　作者對歷史事實的尊重也令我印象深刻。歷史小說的創作，避不開史實和虛構的關系。史實是前提，虛構是文學的必要要求。無論虛實，最重要的，我認為，首先得尊重歷史、敬畏歷史。作者是在正史的基礎上進行創作的。作者讀了大量的資料，還多次到北魏的發祥之地內蒙古，實地考察歷史遺跡。這種嚴謹的態度值得肯定。在寫作手法上，作者以別開生面的紀實推理形式，層層遞進地講述歷史，這對當代歷史小說的創作，有著探索意義，它拓寬了歷史小說創作的寫作思路。

　　近年來，以架空為由頭的所謂歷史小說、歷史劇，泛濫網絡和熒屏，虛無和妄誕打破了歷史的鏡面，也踐踏了文學的邊際，給青少年帶來極大的負面誤導。如何能夠在正史中尋找文學的邏輯，如何能夠讓文學呈現正史的魅力，讓民族融合形成的大中華文化，綻放更加燦爛的霞光，《傳國玉璽》做了很好的示范。

　　 （作者：丁振海，系人民日報海外版原總編輯、文藝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