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響應時代的號召，國家社科基金中華學術外譯項目、經典中國國際出版工程、中外圖書互譯計劃、絲路書香出版工程等項目紛紛落地，為中國學術“走出去”提供了強有力的平臺保障。盡管當前中華學術外譯事業(yè)如火如荼開展著，但在具體的翻譯實踐中，對一些問題尤其是源文本的哲學立場和讀者的接受立場的關注還很不夠，因而未能很好地將中華學術的核心要義準確地傳達出去，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

厘清源文本的哲學立場

美國著名哲學家布蘭德·布蘭沙德認為，哲學是理解世界的事業(yè)。哲學立場就是理解世界的特定方式，那么不同的哲學立場就反映了理解世界的不同方式。著書立說者在借用語言刻畫、描摹世界時必定摻入了其理解世界的特定方式。一般地講，理解路徑與客觀實際情況相一致，畢竟這是最省力的思考方式。譬如，亞里士多德就認為世界的本源是物質，是實實在在的客觀事物奠定了世界的始基。當然，也有不同的理解世界的方式。柏拉圖就認為客觀世界中的事物是“理念”的“摹本”，作為本源存在的是“理念”。前者通常被稱為唯物主義，后者通常被稱為唯心主義。如果對兩位先賢理解世界的方式不加以區(qū)分，對其著作的誤解乃至不理解也就成了大概率事件。

類似地，在翻譯實踐中，譯者也必須考慮源文本的哲學立場。如果忽略了對哲學立場的考量，結果要么是譯文內部不具有融貫性，要么是譯文幾乎無法被受眾理解。

第一，對源文本的誤解不僅具有邏輯可能性，更是現實情況的真實再現。以先秦名家的著作為例（從古漢語到現代漢語是語內翻譯），以公孫龍、惠施為代表的先秦名家被孔子、荀子等人斥為“詭辯”家，原因就在于前者提出的命題非常怪誕。當代學者也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見，或將名家視為唯物論者或唯心論者，或視為邏輯學家、理論科學家。這些看法都能在《公孫龍子》中找到例子來佐證。然而問題在于，以往的解釋框架都不能融貫一致地解釋名家的所有命題（而只能解釋部分命題），甚至有些解釋框架能被一些命題支持而又被其他命題反對。筆者認為，問題的根源就在于歷來解讀者沒有十分明確名家著作的哲學立場。需要提及的是，劉利民將名家視為理性主義語言哲學家，借用西方現代語言哲學中“使用”與“提及”的區(qū)分，將古漢語沒有標點符號的命題進行重新表達，可發(fā)現名家討論的不是經驗層面，而是語言層面，這樣言說的目的在于引起聽者對語言層面（而不是經驗層面）的高度關注。作者基于語言哲學立場解釋了名家的所有命題，達到了內部融貫性以及思想一致性。這為理解先秦名家提供了一種新的視角。暫且不論這種闡釋是否真的再現了名家的精神實質，這一新的解釋框架值得重視。

第二，這里說的“源文本幾乎無法被受眾理解”指的是譯者如果沒有事先澄清源文本的哲學立場，受眾很難把握譯文的內容實質，這與我們下文所談及的考慮讀者的接受立場還不是同一回事。例如，《西游記》在中國可謂家喻戶曉，然而《西游記》在國外的“旅行”卻屢屢碰壁。方柏林指出，美國大學生在閱讀《西游記》時面臨的最大困惑不是翻譯問題，而是信仰體系的沖突。如果譯者沒有把握并澄清《西游記》的宗教學背景（這里暫且把宗教學視為哲學的下義詞），不梳理清楚各種人物角色的來歷，而僅僅遵循源文本逐字逐句翻譯，結果便只是語言符號之間的轉換。這樣一來，即使受眾認識譯文的每個詞、句，譯文本身于他而言也是難以理解的，因為其牽涉的背景知識和哲學立場是異域的。

因此，明晰源文本的哲學立場十分重要。這為翻譯實踐帶來如下啟示：除忠實地翻譯源文本，譯者有必要在譯文的前言（或序言）部分廓清源文本的哲學立場，鋪墊好源文本的思想背景，以便讀者在進入譯文正文之前就能夠對譯文的思想定位有大概把握。

把握讀者的接受立場

2012年，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這是中國籍作家“零”的突破。學界普遍認為，翻譯家葛浩文對其作品的翻譯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葛浩文曾系統(tǒng)闡述了他的翻譯觀：第一，翻譯是跨文化交際活動。翻譯涉及將一個社會群體的思想用另一個社會群體的語言來表達。第二，翻譯要恪守忠實原則。翻譯的功能在于將思想從一門語言傳遞至另一門語言，因此翻譯的內容必須忠實于原文。第三，翻譯是“背叛”。這建基于翻譯是不可能完全對等的這一客觀事實。但是“背叛”也不是隨意的，而是依據目標語的特點、目標語文化和接受環(huán)境加以“修正”，使譯文更易于被讀者理解。第四，翻譯是重寫。中西方語言文化之間的差異，對待特定事物的態(tài)度是迥然不同的，因此在翻譯過程中需要重寫以符合目標語受眾的期待。

翻譯產生于語言不通，翻譯的目的是借助語言轉換實現思想的共鳴。如果不考慮同一語言社區(qū)內的翻譯活動，翻譯本質上的確是跨文化交際活動。但跨文化交際總是會遇到問題，語用失誤、誤解抑或不理解等現象比比皆是，背后的原因在于語言是公共的，而意義是私人的。這一看法不無道理：按蒯因的語義整體論，意義的承載單位不是單個的詞或句子，意義解釋取決于個人的整個信念體系。這樣一來，完全對等的翻譯幾乎是不可能的（硬科學術語的互譯應該是例外），背后原因就在于信念體系是個人特異的。換言之，語言符號本身就帶有個人知識體系以及集體文化背景的烙印。

通過考察莫言作品中最受西方讀者歡迎的英譯本——葛浩文翻譯的《生死疲勞》，邵璐指出該英譯本并非如學界和媒體所說的精確或忠實。譯者一方面通過刪減文化負載信息來降低譯文在目標語言文化中的受阻性；另一方面使用“偽忠實”譯法凸顯中國文化和語言特質以傳達源文本的異國風情。所謂“偽忠實”，是指譯文形式上“忠實”于源文本，而在意義和認知效果上“不忠實”于源文本。需注意的是，葛浩文刪減的是對于目標讀者略顯陌生的文化負載詞，而凸顯的是相對較普通、文體標記不明顯的詞匯。

筆者認為，葛浩文既在給譯文讀者增加“異域美”的認知負擔，同時又在為譯文讀者“減負”——避免過于陌生的“異域美”。實際上，這并不沖突：“減負”是為了讓讀者能夠順利、流暢欣賞國外作品的情節(jié)內容和篇章架構，而“增負”的目的在于增添作品的獨特文化魅力，以吸引讀者的興趣。毋庸置疑，這一理論上的翻譯指導原則在實踐中是不容易把握的，但是葛浩文譯本取得成功的事實恰恰說明他在這兩種矛盾的處理手段之間找到了平衡點，即他對于讀者的接受立場有清晰的認識。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讀者的接受立場”指的是譯本受眾群體中的社會集體信念，即社會集體規(guī)約而成的、對世界的基本一致看法，包括世界觀、哲學觀、價值觀、審美觀等。這是群體內部獨立個體之信念網絡的公約數。社會集體信念具有相對穩(wěn)定性，但其也是可以變動的——隨著經驗閱歷的豐富而不斷更新。

因此，葛浩文的翻譯觀具有內在的邏輯性：正是認識到了翻譯是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那么“背叛”和重寫則是在恪守忠實原則下采取的具體翻譯策略。具體而言，翻譯是跨文化交際得以進行的載體，而語言符號本身的文化特異性、個人特異性使得完全的對等翻譯幾乎不可能。在此背景下，要做到完全忠實于源文本是非常困難的，譯者必須在翻譯過程中作出調整——“背叛”或者重寫，這與讀者的接受立場密切相關。

翻譯觀是翻譯活動的指導思想，而翻譯的成功在于受眾能夠理解、欣賞譯本。從這個角度看，正是由于葛浩文將讀者的接受立場置于首位，他才得以提煉出指導翻譯活動的翻譯觀。讀者的接受立場對譯者翻譯觀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貢獻。

不能忽視譯者的主體作用

如果說語言的功能在于傳達思想，那么翻譯的功能就在于在不同語言之間傳達思想。不同的語言蘊含著不同的哲學觀與世界觀，所以翻譯就不僅僅是不同語言符號之間的轉換，而是文化內涵、哲學觀念、民族思想之間的磋商。因此，作為源文本與譯文之間的擺渡人，譯者的任務空前艱巨：不僅要把握好源文本的哲學立場，還要掂量讀者的接受立場。

譯者之于翻譯，猶如舵手之于巨輪。2019年4月2日，在復旦大學召開的“當代中國學術的國際傳播研討會”上，葛兆光表示中國學術“走出去”的關鍵在于譯者。譯文是作者和譯者共同再次創(chuàng)造的結果，目的就在于與英文世界讀者的信念網絡和認知習慣產生共鳴。

我們堅信，隨著一大批外語水平高、中文功底深厚的譯者隊伍的建立和成長，中國學術將加速走上國際舞臺。屆時，中華文明的偉大之處——為世界貢獻獨特的中國智慧，將體現得淋漓盡致，同時也將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奠定文化上的穩(wěn)固基石。

　（作者單位：西南交通大學外國語學院；四川大學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