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制造”要有怎樣一套新打法

近來，“上海制造”成為一個熱門話題。在新舊動能轉換階段，“上海制造”應該向何處去？一個發展方向是在“卡脖子”關鍵領域和制高點競爭中率先突破，形成產業鏈影響力。由此，“上海制造”的轉型升級需要一套新打法。

　　四個制約

　　制成品輸出為主導的重點產業規模擴張，曾經是上海經濟快速增長的主要動力。上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是上海制成品輸出優勢的調整培育儲備期。以上海石化、寶鋼、上海大眾等項目為標志，上海在調整中發展、發展中調整，開啟了從輕紡工業到重化工業的升級，資本密集型重化工業規模擴張。

　　上世紀90年代中期至21世紀初期，上海制成品輸出優勢快速提升，裝備、汽車、電子信息、鋼鐵、石化和生物醫藥等重點產業快速壯大，東西南北中的工業新高地建設取得積極成效，制造業成為上海連續16年兩位數增長的關鍵動力支持。

　　2008年以來，上海進入制成品輸出能力逐步減弱的階段。2008年至2015年，上海制造業年均增速6.0%，低于2000年至2007年12.9%的年均增速。同時，制造業占全市生產總值的比重逐漸有所下降，從2010年的38.08%下降為2018年的27.7%。

　　與之相伴，“上海制造”面臨一系列瓶頸制約：

　　一是要素層面的瓶頸制約，主要是勞動力等初級要素成本上升、土地空間受限、環境約束增強等。

　　二是技術層面的瓶頸制約，主要是關鍵核心技術對外依賴，特別是在底層操作系統、高端通用芯片等路徑依賴比較強的關鍵核心技術領域亟待自主化突破。

　　三是要素逆流動的瓶頸制約，主要是資源要素向高回報、低效率服務業的逆流動，具體表現是金融、房地產等高收益服務業快速擴張，對實體經濟特別是制造業某種程度上產生擠出效應。

　　四是路徑依賴型發展模式的瓶頸制約，如傳統的合資企業發展模式、開發公司主導的產業園區發展模式及適應性融入國際產業分工的開放經濟發展模式等，逐漸不適應新的發展要求，需要調整轉型。

　　四個推動

　　“上海制造”在國際、國內發展地位的變化，進一步強化了戰略轉型的緊迫性。

　　從國際上看，上海在汽車、裝備、航空航天、電子信息等產業領域，已形成了一定的中高端發展優勢。但是，芯片、航空發動機、工控系統等關鍵環節的“卡脖子”限制，使得相關產業難以真正形成競爭優勢。

　　這也是上海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沒有取得預期效果的重要原因。比如，上海制造業中規模最大的電子信息產業近年來發展放緩，一方面是中低端的組裝代工型產業領域向外轉移，另一方面則是受制于集成電路芯片制造材料、工藝和裝備的對外依賴。

　　從國內來看，上海經濟的新動能主要集中在向區外輸出與新興產業相關的生產性服務業，包括研發設計服務、總集成總承包服務、數據信息服務、智能化系統集成服務等。如果“上海制造”的產業鏈影響力和控制力越強，上海對外輸出的增長空間就會越大。

　　一要推動新興技術領域的前沿突破。重點是改變從中低端切入新興產業領域的發展模式，在工業互聯網和人工智能等新興領域的制高點競爭中占據主動地位。

　　例如，在工業互聯網領域，不僅要依托汽車、裝備、航空航天等優勢產業領域，建立能夠整合上下游企業的工業互聯網平臺，而且要在工業互聯網系統架構、標準體系、示范測試等制高點競爭中，逐步形成一定的影響力和話語權。

　　又如，在人工智能領域，不僅要發揮智能裝備等方面的基礎優勢，推動機器人的運用和企業的智能化系統集成，而且要在機器深度學習優化制造、人機融合協同制造等前沿領域率先確立發展優勢。

　　二要推動優勢產業領域的關鍵核心技術自主創新。重點是在電子信息、汽車、裝備和生物醫藥等領域，通過關鍵裝備、核心元器件和關鍵材料的自主化突破，突破“卡脖子”限制，形成產業鏈影響力。通過關鍵性突破，帶動制造業發展升級，支撐服務業對外輸出。

　　三要推動傳統產業新型化發展。重點是在石化、鋼鐵、輕工、紡織等領域，要積極運用新技術、新設備、新工藝和新材料。特別是，通過智能化和網絡化技術的推廣應用和模式創新，實現傳統產業的平臺化、服務化發展，重塑產業發展新優勢。

　　四要推動跨界融合的新業態、新模式發展。重點是把成熟產業的發展優勢、新興領域的創新優勢與多元化的市場需求優勢有效結合，聚焦技術集成創新、技術創新與模式創新，以中小企業發展為重點，培育跨界融合先發優勢。

　　五個發力

　　從更大的范圍來看，還需在政策措施上進一步發力。

　　第一，發揮開放優勢，探索關鍵核心技術自主化突破新模式。

　　自主創新不是封閉創新。上海應充分發揮自貿試驗區帶來的開放發展新機遇，探索建立具有自由貿易港制度條件的特定開放區域，進一步吸引國內外創新資源和不同區域的創新設備、材料和前沿技術集聚。在此基礎上，通過開放化引進單項技術、本土化實現創新集成，探索自主創新模式。

　　第二，在長三角一體化發展中，著力培育提升產業鏈影響力。

　　例如，整合芯片設計、制造、封裝、測試產業鏈環節，打造具有全球影響力的長三角集成電路產業集群；上海化工區與寧波灣一體化建設世界級化工產業集群，等等。

　　又如，上海的科創中心優勢與長三角的產業集聚優勢有必要進一步結合起來，實現從上海科創中心功能承載區、上海重點產業園區到長三角產業集聚區的產業鏈和創新鏈互動。

　　為此，可鼓勵機器人、高端數控機床、通信設備、軟件開發、自動化解決方案等企業與長三角高校、科研機構合作，組建輻射長三角乃至全國的智能制造專業服務平臺；可突破現有的行政區劃帶來的收益共享障礙，通過規劃、稅收、管理、政策和分配的一體化機制創新，構建創新研發收益和創新產業化收益的跨區域共享創新鏈、產業鏈一體化發展機制。

　　第三，在市場主體培育方面有新突破。

　　上海需大力培育既能承擔國家戰略目標、又具有市場化運作機制優勢的新興市場主體，改變國有企業擁有創新資源卻創新動力不足、民營企業具有運作機制優勢卻難以承擔國家戰略目標、外資企業創新優勢溢出效應弱的狀況。

　　為此，可進一步推動國資國企改革，探索國企、民企和外企的新型合作機制模式。比如，國企與民企聯手承擔國家自主創新戰略；國企、民企和外企聯合打造工業互聯網等新興功能平臺，等等。

　　第四，以體制機制創新突破工業用地資源限制。

　　一方面，上海需要重點培育的新興產業難以獲得工業用地支持；另一方面，一些中低端產業仍然占用大量的工業用地且難以退出。矛盾的關鍵是在園區二次開發和工業用地退出機制方面存在體制機制缺失，難以推動存量工業用地的優化調整。為此，有必要強化工業用地管理體制和收益分配機制的創新，突破土地流動障礙，為“上海制造”轉型升級提供更有力的空間支持。

　　第五，形成差異化的產業政策支持。

　　新一輪的產業升級，需要根據不同類型產業、不同發展階段產業的發展特征，形成差異化的政策支持。對于創新導向的初創型產業和關鍵核心技術突破的重點領域，有必要進一步強化國家和地方產業基金的支持力度；對于逐步進入成熟階段的產業，應逐步減少選擇性產業政策支持，轉而強化包括技術平臺建設在內的功能性產業政策支持；對于技術應用和模式創新型產業領域，應充分發揮市場作用、完善競爭政策，培育真正具有競爭優勢的重點企業。

　　（作者為上海社會科學院應用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