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以來，中國的文體分類日益繁復細密，逐漸形成了一整套文體分類方法，同時也產生了“體制”“體式”“體要”等批評術語。在文體學研究中，對文體風格的辨析占據重要地位。徐師曾在《文體明辨序說》中說：“文愈盛故類愈增，類愈增故體愈眾，體愈眾故辨當愈嚴。”但與此相對，除了文論家強調的辨體之外，古代不同文體之間還廣泛存在并稱、滲透、融合現象。

依托類似的文體風格

從古代文體觀念發展變遷歷程來看，先秦時期出現了對各類文體用途及特點的初步總結，各類文體有了相對明確的分工，并形成各自的風格。宋人陳骙在《文則》中指出：“春秋之時，王道雖微，文風未殄，森羅辭翰，備括規摹。考諸《左氏》，摘其英華，別為八體，各系本文：一曰命，婉而當；二曰誓，謹而嚴；三曰盟，約而信；四曰禱，切而愨；五曰諫，和而直；六曰讓，辯而正；七曰書，達而法；八曰對，美而敏。作者觀之，庶知古人之大全也。”到了兩漢時期，針對文體風格的辨析開始逐步出現一些較為深入的論述，但辨體工作仍未完成。到了兩晉和南北朝時期，文體學中的辨體批評才發展成熟。

但我們也要看到，一方面，從先秦開始，文體分類日益繁復，文論家對文體風格的辨析也愈發精細；另一方面，雖然文體種類逐漸增多，但文論家卻并未對不同文體作出足夠清晰的區分。古代不同文體由于風格、功能、題材、使用對象的相似會出現文體的并列相稱現象。

曹丕說“夫文本同而末異”。“文本同”植根于對文學本質的認知，指一切文章均有共通性。在論及各類文體源頭時，劉勰有意識地將它們歸并于“五經”并指出：“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贊，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紀傳銘檄，則《春秋》為根。”顯然，劉勰之所以如此立論，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認識到各類文體之“同”。而這種“同”恰好就是不同文體能并列相稱的基礎。

考察古代文體之間的并稱現象，首先會注意到詩賦并舉。古人有“詩賦同流”之說。班固《兩都賦》說，“賦者，古詩之流也”。曹丕在《典論·論文》中將“奏議”“書論”“銘誄”“詩賦”四科八體并舉，也以“詩賦”并稱。其實，不同文體能并稱，與其在風格上的類似有關。曹丕所言“奏議”之雅、“書論”之理、“銘誄”之實、“詩賦”之麗，就是充分認識到了每組文體在風格上的相似性，故將其并稱在一起。

劉勰的《文心雕龍》將“頌贊”“銘箴”“誄碑”“論說”“章表”“奏啟”“書記”等并稱。在論及各類文體特點時，劉勰還采取了“章表奏議”“賦頌歌詩”“符檄書移”“史論序注”“箴銘碑誄”等四種文體并舉的言說方式（《定勢》）。在劉勰看來，每一種文體都有基本的規則，也即“設文之體有常”。（《通變》）劉勰認為，“章表奏議”要“準乎典雅”，“賦頌歌詩”要“羽儀清麗”，“符檄書移”要“楷式明斷”，“史論序注”要“師范核要”，“箴銘碑誄”要“體制弘深”。正因為上述每組中的四類文體具有大體相似的風格，劉勰才將其并稱起來。

立足相通的功能內涵

古代文體能夠并稱、滲透并融合，還與這些文體在功能上具有相通之處有關。比如漢代人常將“賦”“頌”并稱。這種并稱在漢代史書中大量出現，如《漢書·嚴助傳》說：“有奇異，輒使為文，及作賦頌數十篇。”王充《論衡》也在多處將“賦頌”并稱，如“以敏于賦頌為弘麗之文為賢乎？則夫司馬長卿、揚子云是也”。另外，《史記·司馬相如列傳》中，司馬遷兩次言及司馬相如同一篇作品，但分別用了《大人賦》和《大人頌》兩個題目，原因即在于“此賦專頌大人也”。

從漢代文體發展實際來看，“賦”與“頌”之間存在的“賦”影響“頌”、“頌”對“賦”有依附關系、二者并稱混用三種關系源于“賦”與“頌”均具有鋪陳排比、贊頌帝王等功能。賦可“誦”讀，而“頌”同樣有“誦”之意。鄭玄注《周禮》說：“頌之言誦也，容也，誦今之德，廣以美之。”摯虞《文章流別論》對“頌”評價說：“頌，詩之美者也。古者圣帝明王，功成治定而頌聲興。于是史錄其篇，工歌其章，以奏于宗廟，告于鬼神，故頌之所美者，圣王之德也。”正是因為“賦”“頌”有相似的功能，這兩種文體才被并稱在一起。

此外，由于“頌”具有贊揚、贊頌功能，因此“頌”體又與“贊”體形成了并稱關系。如《文心雕龍》就有專門的《頌贊》篇。“頌”體的這種贊揚功能還使其與“銘”之間存在并稱連用現象。如陸云在《與兄平原書》中說，“蔡氏所長，唯銘頌耳”；曹植的《承露盤銘》提到，“使臣為頌銘”；沈約的《齊故安陸昭王碑文》也有“乃刊石圖徽，寄情銘頌”的說法。

此外，像誄碑、論說、哀吊、箴銘、章表等文體之間也都存在類似情況。由此可看出，不同文體如果在功能及內涵上有相通之處，就會出現并稱現象。

吸納其他文體的特質

每一類文體的出現均受到當時多種文化因素影響，而一旦某種文體定型之后，其形式和內容則會呈現相對穩定的狀態。但隨著時代發展，文體又會發生諸多變化，故劉勰說“時運交移，質文代變，古今情理”。（《時序》）一些原本居于文壇中心的文體會逐步走向邊緣，而另一些文體又會隨著文學風氣的轉變而由邊緣向中心移動。一種文體在由邊緣向中心移動過程中，常會吸納其他文體的特質從而豐富自身的內涵，而文體間的滲透、融合也就隨之發生。

不同文體間的滲透與融合是文體發展革新的動力。比如漢代的主要文體是賦，漢代人認為，辭賦來自《詩經》之“賦”。漢賦在形成發展過程中吸納了《詩經》的四言體句式和《楚辭》的韻律節奏。而“賦”過于鋪陳排比的寫作形式及贊頌帝王的功能又被揚雄調整為“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法言·吾子》），進而強調“賦”所應具備的諷諫功能。因此，漢賦在繼承詩歌抒情性因素的同時，又進一步承擔起詩歌的美刺功能，從而發展出大賦、抒情小賦、駢體賦、律賦等不同的類別。由此，《詩經》《楚辭》對漢賦的滲透促進了其發展。漢賦中很多作品可被視為有韻的散文，所以，漢代以后散文的逐漸駢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詩”向“文”滲透并融合的具體表現。

而唐宋時期的“以文為詩”則可視為“文”向“詩”的滲透與融合。趙翼在《甌北詩話》中指出：“以文為詩，自昌黎始；至東坡益大放厥詞，別開生面，成一代之大觀。”作為古文運動的倡導者，韓愈的“以文為詩”可視為古文家在詩歌創作上的具體實踐，并進而影響到宋代文人的詩歌創作。嚴羽反對這種創作傾向，指出“近代諸公乃作奇特解會，遂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這固然是一種批評，但也從側面反映出當時文壇上不同文體互相滲透與融合的狀況。

此外，古代不同文體互相滲透與融合還體現在“詩”與“詞”及“文”與“詞”之間的復雜關系上，所以有以文為詞、以詩為詞等現象。宋元以后，戲曲、小說創作興起，話本、章回小說、戲曲等文體之間也出現相互滲透與融合的現象。

總體而言，古代文體之間的并稱、滲透與融合是文體學研究中非常值得重視的現象。這種現象從先秦時期各類文體誕生以來就一直存在，并在不同歷史時期呈現出各異的形態，由此也衍生出相應的文體批評方法。這些現象反映了不同時代的文學風尚，體現出古人獨特的思維方式和審美追求，成為中國文學和文論研究不可或缺的環節。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古代文體觀念文獻整理與研究”（18ZDA236）、中國社會科學院重大項目“中華思想通史·文藝編”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中國傳媒大學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