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抗戰社會動員的紅色基因

延安獨特的鄉村抗戰動員模式，充分實現了動員的目的，有效拓寬了抗戰精神的內涵。隨著媒介技術的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發展，今天社會動員的手段、方式、路徑已與延安時期大為迥異，但延安抗戰社會動員的優良傳統并未過時。

在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圖譜上，“延安道路”作為特定的稱謂，已經演變為一種符號與象征，吸引著中外學者探秘與解碼。抗戰時期，延安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指揮中心與命令樞紐，巍巍寶塔與湯湯延水升騰為全國人民抗戰精神的象征，為革命圣地延安增添了永放光芒的紅色基因。今天，解碼和繼承這些紅色基因，能夠為國家治理和民族復興提供方略與智慧。

延安抗戰社會動員的時空背景

抗戰時期，延安民眾文化水平低。延安地處中國西北邊陲，土地貧瘠，溝壑縱橫，梁峁交錯。李維漢在《回憶與研究》中描述了陜甘寧邊區政府創建前的狀況：“知識分子缺乏，文盲高達99%；學校教育除城鎮外，在分散的農村，方圓幾十里找不到一所學校，窮人子弟入學無門。”

正確的動員方式是社會運動成功的關鍵。黨的宣傳機構在社會動員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陳毅賦詩云：“試問九州誰做主？萬眾矚目清涼山。”延安的清涼山是紅色的“新聞山”，山上曾經設有新華廣播電臺、新華通訊社、解放日報社、中央印刷廠、新華書店等機構。1939年陸定一在《目前宣傳工作的四個問題》中指出，宣傳工作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是發動民眾參戰熱忱和生產熱忱的一個重要武器。

延安抗戰社會動員的體系建設

在多年的延安抗戰實踐中，中國共產黨形成了成熟的抗戰社會動員體系，有力地保障了抗戰的最后勝利。

第一，黨在戰略上高度重視社會動員工作。黨深刻認識到要實現中國革命力量由小到大、由弱到強的轉變，必須要有效地進行民眾動員。早在1929年的古田會議上，毛澤東就指出，紅軍的宣傳工作是紅軍的第一個重大工作。1937年在洛川會議上，中共中央通過了《抗日救國十大綱領》，要求全國軍事總動員、全國人民總動員等。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寫到，動員了全國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敵于滅頂之災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彌補武器等缺陷的補救條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戰爭困難的前提。1939年《中央關于國民精神總動員的第二次指示》中提出，國民精神總動員成為我們黨的武器，實現的方法應依各地不同的情況加以區別。1941年，《中央宣傳部關于黨的宣傳鼓動工作提綱》提出，在思想意識上動員全民族與全國人民為革命在一定階段內的徹底勝利而奮斗。

第二，社會動員的目標設計具有黨性的底色和彈性。黨的抗戰社會動員總目標為：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國。這個目標實現了愛國與建國的統一，堅持了抗戰、團結、進步三位一體的方針。1940年2月12日，《中央、軍委關于在新地區發表布告或宣言傳單內容的指示》要求，喚起民眾一致抗日。1941年1月18日，《中央關于皖南事變的指示》強調，各抗日根據地經過刊物、報紙、會議、群眾大會等，向國民黨提出嚴重抗議。1941年3月20日，《中央宣傳部關于反敵偽宣傳工作的指示》要求，必須估計到敵軍士兵的覺悟程度，不要提出過高的口號，不要把最高的政治任務與具體的宣傳任務混為一談；對日本士兵而言，激發他們的思家思鄉情緒、厭戰的情緒等；對偽軍偽政權的主要口號是，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不要幫助日本人來壓迫中國人等。

第三，建立起全黨辦報和全民參與的動員體制。列寧指出：“報紙不僅是集體的宣傳員和集體的鼓動員，而且是集體的組織者。”延安《解放日報》社論《本報創刊一千期》里說：“我們的經驗一言以蔽之，就是全黨辦報四個字。”1942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宣傳部《為改造黨報的通知》指出，要有與黨的生活與群眾生活密切相聯系的通訊員或特約撰稿員，要規定黨政軍民各方面的負責人經常為黨報撰稿。在學校教育方面，建立廣泛的小學網，推行識字小組、夜校、半日校、冬學運動等。在社會教育方面，建立民革室（民族革命室）、救亡室、俱樂部等。各俱樂部有報紙一份，每周至少讀書報一次，1944年邊區就有1萬多群眾加入讀報組。

第四，充分發揮典型報道的特色動員作用。邊區黨政軍在大生產運動中樹立了吳滿有、趙占魁、楊朝臣、郭鳳英等典型，特別是在南泥灣實現生產自給的八路軍359旅。1939年3月18日，毛澤東等在發給八路軍、新四軍各政治機關的電報中指出，收集和宣傳八路軍、新四軍民族英雄事跡，對外宣傳與對內教育均有重大意義。1942年4月30日，《解放日報》在頭版頭條刊登了吳滿有“連年開荒收糧特多”的消息，并配發《邊區農民向吳滿有看齊》的社論。據方漢奇主編的《中國新聞事業通史》統計，僅1943年上半年，《解放日報》上出現的模范人物多達600名以上，有關南泥灣和南區合作社的新聞報道達40余條。1943年冬，召開全邊區勞動英雄大會，表彰了有關先進人員。

第五，在對外傳播中善于講述延安故事。中國共產黨積極尋求外國記者到延安進行采訪報道，精心講述延安故事，傳遞延安聲音。在延安《解放日報》的社論《歡迎美軍觀察組的戰友們！》中指出，由于國民黨統治人士的欺騙政策和封鎖政策，把邊區封鎖得像鐵桶似的。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指出，在國民黨統治區，同時在國外，由于國民黨政府的封鎖政策，很多人被蒙住了眼睛。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以坦誠的姿態迎接到訪的外國記者，對于外國記者的提問，不設禁區，敢于回答，善于講敘中國革命的核心元素，力爭破除外國記者的錯誤認識，成效顯著。

第六，建立有效的“在地”動員的媒介形態。在延安的抗戰社會動員上，黨因地制宜地使用版畫、戲劇、歌曲等形式，同時也創造性地使用電影、廣播等新興媒體。1940年開播的延安新華廣播電臺，被國民黨統治區的聽眾稱為“茫茫黑夜中的燈塔”，成為永不消逝的電波。1938年成立的延安電影團拍攝了中國共產黨第一部紀錄片《延安與八路軍》。1943年春節，影片《生產與戰斗結合起來》放映，邊區軍民稱之為《南泥灣》。在延安電影團的推動下，免費觀看電影成為延安民眾的一大享受。延安版畫家以刻刀為武器，創作了大量抗戰版畫作品。1939年3月，“魯藝木刻工作團”成立，曾去呂梁山、太行山敵后根據地及八路軍所在地舉辦木刻展覽。1940年4月，“魯藝木刻研究班”成立，主要活動是宣傳全民抗戰方針，曾舉辦“延安首屆木刻展覽會”。1943年4月25日，胡喬木在《從春節宣傳看文藝的新方向》中指出，魯藝的木刻以及許多美術工作者的街頭畫，都收到了很大的教育效果。在歌曲方面，如《黃河大合唱》《延安頌》等，鏗鏘戰歌曾經響徹延安。此外，新秧歌《兄妹開荒》《組織起來》等都產生了良好的動員效果。

紅色基因在新時代的繼承與發展

中國共產黨的抗戰社會動員目標固守根本，因時而變，甚至一事一策，達到了短期目標和長期目標的有機統一、局部目標和整體目標的融會貫通，為抗戰勝利后中國共產黨的崛起完成了輿論準備工作。中國共產黨秉持辯證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堅持抗戰中的獨立自主，爭取和堅持無產階級領導權。特別激發民族國家意識，屢次提到不全面抗日就亡國亡種。同時不忘灌輸階級意識，通過喚醒人民的階級意識，激活身份的邊界，打破宿命的看法，爭取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國。

延安獨特的鄉村抗戰動員模式，充分實現了動員的目的，有效拓寬了抗戰精神的內涵。隨著媒介技術的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發展，今天社會動員的手段、方式、路徑已與延安時期大為迥異，但延安抗戰社會動員的優良傳統并未過時。2014年9月3日，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偉大的抗戰精神是中國人民彌足珍貴的精神財富，永遠是激勵中國人民克服一切艱難險阻、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斗的強大精神動力。在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中，中國人民將會創造更加偉大的輝煌，抗戰社會動員的紅色基因將會得到更好地繼承和充盈。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抗戰時期陜甘寧邊區中國共產黨媒體的社會動員研究”（15BXW006）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陜西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