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新聞學”的價值體系

構建中國特色新聞學，勢必離不開“延安新聞學”的思想富礦，這得益于延安獨特的地緣屬性，還在于“延安新聞學”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新聞學話語體系的“航向”。然而，在現有構建中國特色新聞學的思想資源中，“延安新聞學”常常處于缺位的狀態，成為一種被忘卻、被淡化的歷史記憶。為此，從“歷史—當代—未來”的三維視角介入，闡述“延安新聞學”建構中國特色新聞學的價值意蘊便是一個頗為值得討論的議題。

其一，理解“延安新聞學”的歷史價值，能夠幫助我們明晰中國特色新聞學“從哪兒來”的問題。解決好這個問題，需要我們回望歷史，辨識中國特色新聞學與“延安新聞學”在邏輯維度、實踐維度及價值維度的繼承性、發展性與一致性。譬如，以普遍聯系的視角看，“延安新聞學”具備承前啟后的獨特價值，同時也彰顯了極具特性的革命性與先鋒性。就其革命性而言，它超越了五四時期梁啟超、徐寶璜等人了解、批判傳統政治影響新聞（傳播）事業中羸弱的實踐性趨向，篤定媒介及媒介實踐可以成為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有力武器。就其先鋒性而言，“延安新聞學”中的新聞實踐無疑具有很明顯的現代性主體意識，它實現了媒介話語、意識形態與工農大眾的有機結合，發掘并重構了工農大眾的個性及主體性。在此基礎上，它又將占當時人口基數最大的工農大眾的“生命體驗”“生命故事”編織進新聞生產的敘事體系和價值遵循之中，實現了經由新聞（媒介）文化接引“‘民族—國家’想象共同體”的現代性轉換，繼而催生出如“群眾路線”“群眾辦報”“典型報道”等中國特色新聞學的經典命題。

在這些經典命題的牽引之下，延安時期的新聞工作者都極為重視“新聞的作用”及“工農大眾的價值”，這在過往的新聞實踐中是難以見到的，甚至也是不可能見到的。緣何如此？大都在于他們將“新聞”及構成新聞的“事實（性）要素”視作一種終極追求，將維護人民利益、代替人民發聲視作一種至上信仰。返觀當下，中國特色新聞學極為強調的“以人民為中心”的根本價值取向，在一定意義上就是“延安新聞學”中優良傳統的繼承、延續與發展。

其二，理解“延安新聞學”的當代價值，能夠幫助我們明晰中國特色新聞學“如何出發”的問題。如何出發？這需要我們正確理解“延安新聞學”中彰顯的原則、結構、范疇與表述，對構建中國特色新聞學的積極作用。延安十三年間，中國共產黨在新聞與信息傳播領域進行了多種多樣的探索與實踐。譬如，在“延安新聞學”的成型中，《解放日報》及其改版中的運作機制始終是無法繞開的關鍵因素，尤為值得我們在構建中國特色新聞學中加以借鑒。彼時，毛澤東等中共主要領導人及時糾偏了《解放日報》改版前新聞生產的偏向與征候，采取多種手段調適與改造，使其能夠在新聞生產中有效地抓取現實中的主要矛盾、準確地對接現實中的主要問題，成為立場鮮明、形式生動、導向正確的中共中央機關報，借此來配合“整風運動”的整體性開展。

可以這樣理解，《解放日報》改版中“為新聞生產立規”的做法，既顧及了“整風運動”的形式，又彰顯了“整風運動”的實質，它以“規制新聞生產”為表征，是對媒介運作的價值內核進行結構性變革的有益嘗試。《解放日報》的改版使我們認識到，新聞生產從來都不單單是一個所謂媒介“慣習”“風格”“模式”的簡單問題，它關乎的更是認識論轉換、價值論重構的文化政治與實踐理性的問題。

其三，理解“延安新聞學”的未來價值，能夠幫助我們明晰中國特色新聞學“如何走得更遠”的問題。解決這個問題的前提，需要我們從宏觀上對“延安新聞學”的構成體系有一個基本的認識和了解，進而對構成體系中一些結構較為穩固的內容進行科學研判與縷析，以達成為構建中國特色新聞學借鑒之目的。一般來說，“延安新聞學”的價值內涵極為豐富，主要涉及理論與實踐兩個方面。就理論維度而言，它主要包含對新聞傳播規律的歸納、對新聞傳播事業角色與性質的總結，以及對“黨性與人民性相統一”等經典命題的論述；就實踐維度而言，主要包括對“正面宣傳為主”及“宣傳要以我為主”方法的強調、對新聞工作（者）基本要求的重視等。

盡管這些內涵形成于大半個世紀以前，但不能就此忽視其在當下新聞傳播場域中的適用范圍與解釋力度。相反，研究者需要進行價值復魅，將這些內涵中絕大多數要素作為構建中國特色新聞學的理論基石與實踐基礎。“延安新聞學”是20世紀前半葉馬克思主義新聞觀中國化的重要階段，而中國特色新聞學則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被理解為新時期馬克思主義新聞觀中國化的新探索。在這差異性的時間維度之間，“延安新聞學”應當成為構建中國特色新聞學學術體系、學科體系及話語體系進程中需要繼承的優秀傳統，成為未來階段里中國特色新聞學“走得更遠”的思想富礦。

（作者單位：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新聞與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