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需要的倫理審視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讓人民過上好日子，是我們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我們將堅持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同時他也反復強調要引導人們“向往和追求講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這里就提出了人的需要和道德之間的重要關系問題。正確認識和把握這個問題，對于我們正確理解“美好生活”的科學內涵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理論意義。

　　一

　　人的需要是和人的本性、本質有著內在關聯的，可以說，一個人有什么樣的需要，他就是一個什么樣的人。

　　德國古典哲學家黑格爾指出，人是由他的一連串行為構成的。這就是說，人的本性、本質乃是通過他的一連串的行為活動呈現出來的。那么人的行為活動的內在動因或驅動力是什么呢？不是別的，就是人的需要。恩格斯指出，“人們已經習慣于以他們的思維，而不是以他們的需要來解釋他們的行為（當然，這些需要是反映在人腦中的，是被意識到的）”。在馬克思主義看來，正是由于人的需要才顯示出人的本性、本質，“人的需要即人的本性”。因此，當我們要回答人是什么的時候，首先要關注的是人有什么樣的需要以及人怎樣來滿足自身的需要。而人的需要是十分復雜而多樣的，不同時代的人有不同的需要，同一時代的人其需要也是千差萬別的。那么，到底什么樣的需要對人來說才是必需的、現實的？哪些需要對于發展人的本性、豐富人的本質才是應當的、合理的？這就需要我們進入道德領域，對其進行倫理審視。

　　事實上，倫理學作為一門研究社會道德現象的學問，乃是各個時代的倫理學家們在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面對著人們特殊的生存境遇，對生命的尊嚴、生活的意義和人生的價值的一種理論反思，是人們對什么是“好生活”、什么是“健康人格”的一種觀念上的頂層設計和價值建構。倫理學的使命就是要通過對一些特殊的范疇，諸如善與惡、義務與良心、榮譽與恥辱、幸福與節操等的考察和闡發來告訴人們：人們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哪些需要才是重要的，應該用什么樣的方式來滿足這些需要；如何來抵制和消除那些不現實、不合理甚至是有害的、虛幻的需要及其滿足方式的誘惑，從而使自己活得有尊嚴、有價值。因此，盡管不同時代的倫理學說都深深地打上了那個時代的歷史的、階級的烙印，有著這樣或那樣的局限性，但健康的、有生命力且能夠成為人類精神財富積累成分的倫理學學說，都應該奠定在對人的需要的科學分析和現實把握的基礎上，應該能夠為促進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和精神完善提供道義的支撐和價值導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倫理學更應該把“人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作為一個基礎性的范疇，納入自身的理論體系之中，滲透在對各種道德問題的分析之內，努力揭示需要的道德維度和德性基礎。

　　二

　　既然人的需要是和人的本性、本質內在關聯著的，人有什么樣的需要，他就是什么樣的人，那么，對于每一個具體的人來說，如何對待和選擇自己的需要？怎樣來實現和滿足自己的需要？就是一個必須認真對待、理性思考的重大而嚴肅的問題。所以馬克思曾經指出，吃、喝、性行為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機能。但是，如果使這些機能脫離了人的其他活動，并使它們成為最后的和唯一的終極目的，那么，在這種抽象中，它們就是動物的機能。很顯然，馬克思這里提出的是在對待需要的問題上，深藏著一個如何做人、做什么樣的人的問題。

　　首先，需要的本質就其主體方面而言，乃是人區別于動物的根本標志，是人的本質力量的確證。人的需要的本質是什么？各個學科都對其作出了自己的界定，如果從哲學倫理學的視域來考察需要的本質，那么可以說，所謂需要乃是人對外部世界的一種特殊的攝取狀態，它一方面表明人對外部世界的一種客觀的、必然的依賴關系，另一方面也表明人具有能動地改造、獲取和享有外部世界的“本質力量”。很顯然，人需要吃、喝、拉、撒，他就依賴外部的自然界。但人在需要中對相應的外部對象的依賴性和動物是有著本質不同的。動物只能消極地適應外部對象，而人則可以能動地去改造、獲取和享用他所需要的外部對象，使之來滿足自身的需要。這就是說，人的需要不僅把人和動物本質地區別開來，成為人對外部世界的一種特殊的攝取狀況，而且它也是人的“本質力量”的一種確證。因此，對于人來說，如何選擇自己的需要和確定需要的對象，不僅有一個可能性的問題，更有一個正當性和合理性的問題，因為正是它確證了你的本質力量，彰顯著你是什么樣的人。

　　其次，需要就其形成而言，只有“社會創造的需要”才能真正成為人的需要。需要作為人對外部世界的一種客觀的、必然的依賴關系，其產生有兩種途徑：一種是由自然形成的，一種是由社會形成的。因為人“天生是社會動物”，他既有自然屬性又有社會屬性。前者決定了他和動物一樣有對食、住、行等生存或生理的需要；后者則決定了他有和動物根本不同的社會需要，例如有學習文化、人際交往和發展自我、超越自我、創造新我的需要等。人的需要雖然就其形成來說有這兩種不同的途徑，但是從根本上說都是“社會創造的需要”。因為在社會存在及其不斷發展的條件下，哪怕最初純粹是一種生理的自然的需要，也會逐漸地、必然地越來越失去其自然的色彩。例如吃喝，在原始先民那里純粹是為了充饑果腹，可是到了后來人們越來越不能滿足于這種起碼的需求，越來越講究營養的搭配，追求色、香、味俱全，追求美食、美器和美境統一等，形成各民族和地區自己特有的飲食文化。這就證明，人的任何需要只有進入“社會創造的需要”的范圍，才能成為人的實際需要。所謂“社會創造需要”就是社會生產和社會關系創造的，因而它也必然體現著人們的道德關系，要受到一定的社會道德規范的制約和評價。

　　最后，就需要的滿足方式而言，不同的滿足方式具有不同的道德評價和道德價值。馬克思說：“人的需要是同滿足需要的手段一同發展的，并且是依靠這些手段發展的。”馬克思這里講的“滿足需要的手段”，首先是指社會的擴大再生產。馬克思這里講的“依靠這些手段發展的”，實際上是說生產決定需要。我們知道，任何生產只能在一定的社會生產關系中并通過社會生產關系才能進行。因此人的需要的滿足過程也是和人們社會關系的生產和再生產過程聯系在一起的。從再生產過程來看，生產為需要的滿足提供實在的對象，這里就必須引入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問題；分配按一定的社會規律把人需要的對象加以分配，這種社會規律就是一定經濟關系的本質聯系，是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的實現；交換依照個人的需要把已分配的東西加以再分配也是受經濟關系制約的；消費作為直接滿足個人需要的方式，這個過程的經濟方面如消費關系的矛盾、消費的構成、水平和發展趨勢，以及社會消費力的合理組織等，無不是同社會生產關系緊密相關的。所以，處于不同社會關系體系中或處于同一社會關系體系中不同地位和作用的人的需要，其社會效應是極為不同，甚至是完全對立的。有的人的需要是符合社會發展規律的，因而能對社會生產和發展產生積極的促進作用，而有的人的需要則只能起到消極的阻礙甚至破壞作用。馬克思就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每個人都力圖創造出一種支配其他人的、異己的本質力量，以便從這里找到自己本身的利己需要的滿足”。在現代西方發達國家中，在所謂“消費道德”的蠱惑下，一些人的需要完全被扭曲，造成了一種病態的消費心理，在所謂“體面的消費”口號下，一些人變成了消費狂，希圖把盡可能多地去消費社會的財富看作是人生的最高目的，因而造成了“在物質生活的富饒和精神生活的沙漠”中不能自拔的社會現實。

　　總之，如果說，利益不過是對人的相對穩定恒常需要的一種自覺表達，那么既然我們肯定“利益是道德的基礎”，我們也就沒有理由離開道德來談論人的需要，否則只會使需要被扭曲、被異化，以致成為奴役人的異己力量。因此在今天，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人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首先應該是也必須是一種“講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需要。離開了這種基本的規定性，生活就無所謂“美好”可言，需要也不可能是真正的人的需要。

　　三

　　應該指出的是，人的需要和道德的內在聯系并不是抽象的、超歷史的，不是任何類型的道德都能保證人的需要的合理性、現實性和道義性。道德經歷了人類原始社會的醞釀、萌芽到文明社會的形成以后，也是隨著歷史的發展、社會的變遷而不斷變化發展的，不同的歷史時代和社會發展的不同形態與階段，有著不同的道德。

　　我們知道，人是從動物長期進化而來的。人和社會是同時產生、不可分割的。人總是處在一定社會關系中的個人，而社會則是人賴以存在的特殊形式。這就決定了任何時代任何人首先都是一個“個體的存在物”，這是由每個人的自然機體所決定了的，每個人都是他自己不是別人。但是任何人又都是生活在一定社會共同體中的，是一種“社會的存在物”，所以馬克思指出：人是一種“只有在社會中才能獨立的動物”。人就是把矛盾著的兩個方面內在于自身的一個矛盾體。

　　人存在的這種矛盾性表明人的需要也是二重性的。作為一個“個體存在物”，人有維持其個體生存和發展的需要，就是我們通常講的個人利益，普列漢諾夫曾經指出，個人利益是一個科學的事實，不是一條道德的戒律。但人作為一個“社會的存在物”，又有維持社會共同體的生存和發展的需要，這就是我們通常講的社會共同利益。這種需要或利益不管你自覺與否也是客觀的、必然的。所以任何時代、任何人都始終必須面對如何對待和處理內在于自身的個人需要或利益同社會共同體的需要或利益的關系問題。這個問題也就是道德得以產生和對人的需要或利益必須進行道德調節的最深層、最基礎的根源。

　　需要強調的是，人存在的需要或利益的上述二重特點及其相互關系，總是歷史的具體的，在不同的歷史時代，有著不同的社會內容、性質和發展方向。因為“個人是什么樣的，取決于他們進行生產的物質條件”。在原始社會，由于個人和社會還沒有分化，個人還天然地融合在原始群體（原始群、氏族、部落）之中，因而人的二重存在還處于天然純樸的原始同一之中，這時人的二重需要或利益也沒有分化，而是直接地融合在一起的。可是隨著私有制的出現、階級的產生，造成了人們之間的分裂和對抗，因而人的原始同一及其二重需要或利益的天然融合也隨之分解了。于是，與人作為“個人的存在”相適應的個人需要或利益，便轉變成了私有者的私人利益，形成了私有的觀念，這就使得與人作為“社會的存在物”相適應的社會共同需要或利益只有通過階級的對立和斗爭才能曲折而隱晦地表現出來。與此相適應的，社會主流的道德觀念或者是否認個人利益的合理性，維護那種打“社會共同利益”的旗號而實際上是少數占統治地位的階級的“虛幻的共同體”的利益，例如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的整體主義的道德就是其集中表現；或者是否定社會共同利益的實在性，維護占統治地位剝削階級的個人利益為旨歸的道德，例如資本主義社會的利己主義。無論是傳統社會的整體主義還是近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利己主義，雖然產生之初都有其歷史的合理性，也在歷史發展的一定階段上產生過某種積極的作用，但歷史發展到今天，它們都已經成為腐朽道德了。

　　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開辟了人的發展的新方向，也使人的道德生活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因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德建設的重要使命就是要建立和健全各種有效的制度和機制，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積極地引導和促進人們自覺地把個人的需要或利益同社會的共同需要或利益有機地結合起來，真正實現兩者的和諧共生、相互促進、協調發展、共同提高。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把“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向往和追求講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真正統一起來，并使之成為全社會占主導地位的生活邏輯。實踐證明，否認這兩者統一，把兩者分割開來或對立起來，在理論上都是錯誤的，在實踐中都是有害的。它們或者會陷入單純的物質主義窠臼，或者會成為一種純粹空洞的道德說教。只有實現上述的統一，才能使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奮斗過程真正成為促進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歷史過程，使“以人民為中心”成為一面光輝的旗幟，飄揚在祖國的山河大地。

　　（作者：唐凱麟，系湖南師范大學道德文化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