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韓國古典散文與中國文化之關聯研究”負責人、黑龍江大學副教授

習近平主席在2017年“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上提出，要將“一帶一路”建成和平之路、繁榮之路、開放之路、創新之路、文明之路。“一帶一路”倡議來自中國，成效惠及世界。共建“一帶一路”，也將帶動域外漢籍整理與研究，特別是漢文化圈內東南亞、東北亞國家的漢籍研究。

整理是基礎，研究是重點

所謂域外漢籍，指的是存在于中國之外或域外人士用漢文撰寫的各類典籍，主要包括歷史上域外人士（如朝鮮半島、日本列島、中南半島等）用漢文書寫的典籍，中國典籍的域外刊本、抄本或注本、選本以及流失在域外的中國古籍等。截至目前，域外漢籍的搜集整理工作取得了可喜成績，如韓國出版了《韓國文集叢刊》《歷代韓國文集叢書》《韓國所藏中國古籍總目》，上線了“韓國漢籍索引數據庫”，日本開發了“全國漢籍—日本所藏中文古籍數據庫”，越南出版了《越南漢喃遺產目錄》等。國內已出版《和刻本中國古逸書叢刊》《日本漢籍圖錄》，擬出版800冊、2000多種域外漢文文獻的《域外漢籍珍本文庫》以及復旦大學與越南漢喃研究院合作的《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等。但這些還遠遠不夠。

借助共建“一帶一路”，我們對域外漢籍的搜集整理要盡力做到“竭澤而漁”。首先，在散佚典籍、海內外孤本的搜集上下功夫。關注的重點不能僅僅集中在大型藏書機構，如國立圖書館、高校圖書館等，還要深入到一些縣市級圖書館等進行搜集。其次，在域外人士的文集中輯錄中國古人的作品。例如，朝鮮半島古代類書《芝峰類說》，是對中國典籍《鶴林玉露》《滄浪詩話》《堯山堂外紀》等的征引，如果給予輯錄與分析的話，可以看出中國書籍在域外的傳播、運用等情況。日本空海大師編纂的《文鏡秘府論》匯集了很多中國失傳的詩學資料，文獻價值突出。再次，目前的整理存在諸多不足，如影印錯誤較多、經典著作不突出、校注本缺乏等。要加大整理的準確度，在注釋、校對等方面下功夫。

搜集、整理是基礎，分析、研究才是重點。通過對域外漢籍的分析，既可以了解域外人士的思想情感和文學見解等，也對國內的學術研究有所裨益。例如，朝鮮半島所發現的第一部注解杜詩的著作《纂注杜詩澤風堂批解》，對杜詩的批解有2000多則條目，可與中國歷代注杜詩之典籍進行對比分析，從中發現新的問題、新的思路。如杜甫《杜鵑行》詩“業工竄伏深樹里”句中的“業工”一詞，翻閱中國歷代杜詩注本，鮮有注解者，而朝鮮半島古代卻有七位詩家對其進行注釋、解讀，其中不乏深思明辨之見，這就給我們提供了域外的注釋視角，對今后作杜詩注本有很大的參考意義。再如，古代朝鮮、日本等地區的詩話在體例、體式、語言等方面都與中國詩話保持一致，要加大整理研究力度，形成域外唐詩學、域外宋詩學、域外明詩學等研究領域，與國內相應研究互為補充，完善學科研究，促進整體發展。

域外漢籍整理與研究的意義

域外漢籍的整理與研究，可以呈現出古代中國與朝鮮半島、日本列島、中南半島等國在歷史上的文化交流情況。如出自朝鮮半島的《朝天錄》《燕行錄》，發掘于中南半島的《北行紀略》《北使通錄》等，是相關國家使臣出使中國的親身經歷，有著豐富的內容與寶貴的文獻價值。他們的視角、關注點往往與中國古人有所不同，所見所撰描繪了一幅域外人士眼中的中國形象，為我們提供了另一種立場、眼光和角度。這些文獻的整理與研究，能夠加深對中國與世界聯系的認識。

新文獻的增加也是整理研究域外漢籍的重要意義之一。目前的文學研究，急需新材料的發現與挖掘。就古典文學研究而論，似乎材料已基本齊備，有各種詩文的整理本出版。但如果把目光投向域外，會發現還有大量散佚的詩文存在，且數量可觀、價值巨大。域外漢籍可以作為校勘的參照本，深入域外文人文集中去輯錄中國詩文作品，與中國現有文本加以對照，可為日后更完備的校注整理本提供參照。域外漢籍的整理與研究能夠進一步豐富對文化、文學現象的認識，透視出中國典籍在域外的傳播及影響情況，以及域外來華人士與中國人士的交往情況，從而拓寬中國文化、文學的研究領域。

中國文化與文學是漢文化圈中的主流元素，但傳播到域外之后，也形成了域外國家自身的特點。例如，中國古代文論中的“文氣”說、“滋味”說等，在傳入朝鮮半島、日本列島、中南半島等地后，域外詩家根據本國文壇創作的實際情況加以闡釋，從而拓寬了“文氣”“滋味”等的內涵。這些闡釋，可以反過來證明中國文論概念的旺盛生命力和包容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