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中國》創欄辭

這是一個需要思想的時代，這是一個能產生思想的時代。“人類的全部尊嚴，就在于思想。”思想讓人猿揖別，思想導文明開化，思想賦人生意義……身處機遇與挑戰并存的新時代，亟需吾輩學者立時代之潮頭、通古今之變化、發思想之先聲。

本欄目緊跟時代腳步，立足中國實踐，瞄準學術前沿，以馬克思主義哲學、法學、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歷史學、倫理學等學科為武器，致力于用新思想解讀中國實踐，研判社會發展大勢，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以文培元、以文鑄魂。

“文章合為時而著，詩歌合為事而作。”請關注這里，一同感受鐵肩道義，一起碰撞思想火花，一道欣賞妙筆文章。

思想中國，綻放中國思想！

新時代哲學社會科學的歷史經緯與使命擔當

欄目召集人 木 示

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指出，“哲學社會科學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號召一切有理想、有抱負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立時代之潮頭、通古今之變化、發思想之先聲”。這是對科學理性與價值理性辯證關系的自覺，也深刻揭示了新時代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使命與擔當。

一、引領人類文明發展的“兩個車輪”不可偏廢

哲學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猶如“車之兩輪”，構成人類文明發展進步不可或缺的兩股推動力量，沒有高低貴賤之分。比如，亞里士多德就將科學分為邏輯學、理論科學、實踐科學和制作科學四類，理論科學又被分為第一哲學、數學和物理學等。古希臘這種將哲學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并重的偉大傳統，不僅引領著古希臘文明，而且也奠定了文藝復興的思想基礎。

哲學社會科學更多關注人類生存發展、思考安身立命的智慧、發現生命的意義等問題，較少執著于功利實用等細枝末節的致用之術，并不能創造出立竿見影改造世界的“實際成果”，因而往往容易遭到世人的輕視。西方世界在培根“知識就是力量”信條的影響下，引發了科學技術在各個領域的巨大成功。尤其是20世紀中葉以來，科學技術迅猛發展，“一輪獨大”跛腳狂奔，在推動人類社會生產力高度發達的同時也把人類的自負推到了極致。人類創造的科學技術最終反過來變成控制人類自身的一種強大物質力量。

如果說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那么思想就是生產力之母。單純的自然科學并不能真正地解放人類，科學技術一旦失去了人文精神的宰制和價值理性的范導必將失去靈魂和精神動力。所以，黑格爾把哲學喻為“廟里的神”，馬克思認為任何真正的哲學都是“自己時代精神的精華”，愛因斯坦認為“哲學是全部科學之母”。科學技術能把人類從自然權威下解放出來，對人類文明進步做出過巨大的貢獻，但面對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價值關系、審美關系卻力不從心甚至無能為力。

任由科技日進而人文社科不迎頭跟上，必將釀成人類社會種種悲劇。核戰威脅、智能危機、環境污染、生態失衡、資源耗竭等世界性難題已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就拿現如今蓬勃發展的人工智能來說，人類在享受人工智能帶來便利的同時，也要警惕自身思維能力和體力的悄然退化。比如，以前沒有電腦，沒有手機，沒有形形色色的數據庫，卻出現過一部部閃爍著思想光芒和人性光輝的經典著作。今天有了互聯網，信息傳播能力呈幾何級數增長，知識獲取可以信手拈來，人們卻越來越浮躁，思想越來越淺薄，語言越來越貧乏。特別是思考深度在急劇下降，碎片化信息的獲取使人們難以專注于深度閱讀和思考分析，更多表現為漫不經心地點贊、人云亦云地轉發、不厭其煩地圖說。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些行為就是過于依賴科技進步而忽視人文社科精神的結果。

重視自然科學而輕視哲學社會科學、重視效率而忽視公平正義、重視眼前利益而忽略長遠利益、重視物質享受而不顧價值取向的做法，骨子里還是實用主義和功利主義在作祟。在諸多目光短淺的實用主義者看來，與自然科學比起來，既不能制造產品，也不能成為控制手段的哲學社會科學似乎一無用處，至少是無關緊要。對此，馮友蘭曾有過精彩回應，他認為：“哲學的用途乃無用之大用。”哲學社會科學之大用在于其是關于宇宙本原和世界圖景的大學問，在于其是關于真善美及其實用價值反思的大學問，在于其是關于人類精神家園和存在意義構造的大學問。

毋庸諱言，正處于重回世界舞臺中央前夕的中國，一刻也離不開哲學社會科學的引領，這種軟實力的貢獻需求將隨著國際地位的上升而越發顯得迫切。因為，世界不僅需要中國提供更多的物質產品，還需要中國提供更多的思想智慧。這既是一種覺醒，也是一條不依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是作為引領世界發展的“帶頭大哥”的必然擔當。

二、破除哲學社會科學的“三道咒符”

人類文明發展史上，中國哲學社會科學曾領風騷數千年，先秦百家爭鳴、魏晉玄學勃興、隋唐佛陀盛世、宋明理學創新……與哲學社會科學的繁榮如影相隨的是天文、醫學、歷法、造船、火藥、造紙、印刷術等科學技術全面領先世界。但從明朝中后期開始，西方發生了資產階級革命，科學技術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中國仍然徘徊于農業文明，并沒有產生現代科學技術，從而經濟社會發展日漸落后于西方。這就是著名的“李約瑟之謎”。

引發國人對“李約瑟之謎”反思的關鍵，是近代中國以登峰造極的農業文明與西方現代科技武裝的工業文明碰撞的一敗涂地，中華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幾近全面崩塌。這也催生了關于中國文化交流發展三種奇談怪論：一是“亂世文化興盛論”。這種論調認為中國歷史上社會最動蕩的年代往往是文化最昌盛的時期，哲學社會科學的繁榮不是在太平盛世，而是在社會動蕩的亂世。在馬克思主義看來，“亂世文化興盛論”犯的是歷史唯心主義病灶，歸根結底是沒有看到社會歷史發展的規律性和文化勃興背后的階級斗爭性。“亂世文化興盛論”本質上是國內外一些淺嘗輒止的學者炮制的“話語陷阱”，潛藏著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經濟社會和諧穩定發展與哲學社會科學繁榮興盛二者不可兼得的設定。二是“技術決定論”。這種論調認為技術構成一種新的文化體系，這種文化體系又構建了整個社會。技術決定論的錯誤并不在于肯定了科學技術在人類社會發展中的動力作用，而囿于狹隘的經驗，把科學技術的作用絕對化和唯一化。三是西方中心論。這種論調認為西方文化優于、高于非西方文化，西方文化特征、價值或理想帶有某種普遍性，從而代表非西方未來發展方向。西方中心論的荒謬之處也在于“坐井觀天”，拿自己的標準當世界標準，拿自己的價值當普世價值。

科技是國家強盛之基，創新是民族進步之魂。隨著科學技術和經濟全球化發展，我們不能再僅僅糾纏于“科學精神缺失”“文化重當然而忽略所以然”“騖于空虛而引避乎實際”“單一權威體制”“傳統科舉制度”等產生“李約瑟之謎”的原因分析，而是要直面當下，破除迷亂和阻礙新時代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發展的種種謬論，直面“錢學森之問”。對內必須破除亂世才能繁榮的謬論，珍惜新時代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繁榮發展的大好時機；對外必須破除近代以來中外普遍存在的“西方中心論”和“技術決定論”，自力更生、自主創新，占領先機、贏得優勢，不斷增強科學技術和哲學社會科學的中國自信。

三、把準哲學社會科學的歷史方位

當今中國正處在一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代，民族復興的前景已然可期。在這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期，哲學社會科學當然不能缺席。這就需要我們秉持宏大的國際視野和清醒的歷史思維，對新時代哲學社會科學在空間與時間、世界與歷史的坐標上有清醒理性的認識。

在縱向坐標上，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經歷過豐富發展，也有過失落和低潮。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發展的歷史就是一部不斷喚起自信、凝聚自信、堅定自信、升華自信的發展史。中華民族傳統哲學社會科學博大精深，是我國民族凝聚和歷史傳承的文化血脈和精神基因。傳統哲學社會科學不可能直接解決當今中國的發展問題，但可以激活今日創造之精神驅動力。縱向看來，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繁榮發展當經歷繼承傳統—揚棄傳統—轉化創新—超越傳統幾個階段，需要我們“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中國傳統哲學社會科學，著力建設新時代體現繼承性、民族性、原創性、時代性、系統性、專業性的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

在橫向坐標上，今日之中國與世界的關系正經歷著歷史性的深刻變化，自近代工業革命以來長期處于世界邊緣的中國已越來越靠近世界舞臺中心。改革開放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建設取得重大進展，研究隊伍、論文數量、政府投入等都位居世界前列。比如，目前我國中級職稱以上哲學社會科學研究人員已經達到50萬人以上，每年僅項目投入就有100多億元，2017年僅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論文的產出量就達到了3.7萬篇。但我們也要清醒地認識到，我們雖已是哲學社會科學大國，但還遠不是哲學社會科學強國。必須站在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中，從提高國家軟實力、維護國家文化安全的高度，深刻認識和把握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對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意義。橫向看來，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當經歷學習西方—中西摩擦—融合創新—超越西方等幾個階段，需要我們不斷學習西方哲學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研究范式，研究中國問題，創制中國學術標準和學術話語體系，建設“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新時代哲學社會科學。

在時代坐標上，當今中國正經歷著歷史上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也正進行著人類歷史上最為宏大的實踐創新，正處于經濟社會轉型和邁向新時代的重要階段，新問題、新矛盾層出不窮。這就需要哲學社會科學以中國視角觀察中國實踐，需要把握好“立足中國，放眼世界”這一新時代哲學社會科學的立場問題，更需要堅持“與時代同步，以精品奉獻人民，立足歷史巨變的生動實踐，深刻回答時代課題，提出具有自主性、獨創性的理論觀點，闡釋好中國精神、中國價值、中國力量”。

四、牢記新時代哲學社會科學的使命擔當

新時代賦予新使命，新時代提出新要求。哲學社會科學最本質的規定性就是人本規定性。哲學社會科學作為人類產生后的文化創造，不可能脫離人和人與人組成的社會而存在，而是要關注人、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及其相互的秩序與和諧，關注新時代所面臨的種種現實問題。新時代哲學社會科學的使命和擔當就是要為世界貢獻更多中國知識、中國價值、中國方案。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作為社會的良知，則要為新時代樹立高尚的人格標桿、道德標桿、學術標桿。

要破解現實問題，為新時代培根鑄魂。問題是時代的聲音，“正是問題激發我們去學習，去實踐，去觀察”，也正是對時代重大問題的解答、總結、提煉才形成重大理論成果。比如，破解資本主義經濟危機難題，創立了科學社會主義；破解壟斷資本主義時代難題，創立了帝國主義理論；破解中國革命難題，創立了新民主主義理論；破解中國改革、發展難題，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為此，新時代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需要踏準時代節拍、把切時代脈搏、解答時代亟需破解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和科學精神研究新時代、書寫新時代、表達新時代，創造出頂天立地、穿越時空的偉大哲學社會科學成果，引領新時代社會風尚。

要心中有人民，體現最高價值追求。人民是中國共產黨執政的最大底氣。“堅持以人民為中心”自然升華為新時代哲學社會科學的最高價值取向，實際上就是深刻把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為誰創作、為誰立言這一根本問題。這就需要新時代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要堅持人民是歷史創造者的觀點，樹立為人民做學問的理想，尊重人民主體地位，聚焦人民實踐創造，自覺把個人學術追求同國家和民族發展緊緊聯系在一起”；就是要站在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高度，深刻認識和把握哲學社會科學在歷史進步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把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作為人民群眾的根本需求，作為增強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就是要多到實地調查研究，和群眾“面對面”“心貼心”，著眼解百姓之渴，釋思想之惑，把學問寫進群眾心坎里，讓學問在人民心中世代流傳。

要仰望星空，弘揚士大夫精神。“一個民族需要仰望星空的人。”社會越是走向文明，越是需要一群仰望星空的知識分子。中國傳統文人所推崇的大忠偉節、天地情懷、安貧樂道、“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士大夫精神，既凝煉形成了中國社會道德理性文化基因，也展現了中國傳統文人的終極價值追求，影響塑造了韓愈、張載、范仲淹、蘇東坡、文天祥、顧炎武、王船山等一代又一代杰出的知識分子。這也是新時代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的寶貴精神財富。繼承和弘揚這些精神財富，要求我們將國家和民族的利益擺在至高無上的位置，做“仰不愧天、俯不怍人”的民族脊梁；要求我們淡泊名利，一心為公，做“崇高思想品格的踐行者、良好社會風尚的引領者”；要求我們堅定文化自信，根植中國大地，總結中國經驗，做“為時代畫像、為時代立傳、為時代明德”的大學問家。

人類文明史反復證明，“一個沒有發達的自然科學的國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個沒有繁榮的哲學社會科學的國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人類社會的每一次躍遷，無不伴隨著哲學社會科學的繁榮發展。國家和民族之間的競爭既是科技的競爭，也是文化的競爭，但歸根結底都是文化上的競爭。一個國家只有當哲學社會科學體現出強大力量的時候，這個國家才能平安進入更高的發展階段。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呼喚哲學社會科學更加隆重的出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