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理學不能縮變為“法政治學”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這是中國發展所處的歷史新方位，也是中國法理學進步的歷史新起點。面對新時代新起點，當代中國法理學的時代使命是什么？

中國法理學處在一個能夠產生大學問也應當產生大學問的新時代

從法治實踐角度看，中國法理學使命面臨的主要挑戰和基本問題，是如何回應、闡釋、解讀、引領當代中國的法制改革和法治實踐。一方面，歷經改革開放40年發展的中國法理學，在理論創新、學術創造、人才培養、教材體系、話語體系、決策貢獻等諸多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要發展和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向中國法學和法治發展交出了一張合格答卷，因此我們有了更多的理論自覺和學術自信。然而另一方面，與新時期前30年法理學對中國法治（法學）發展的引領促進作用相比，與黨的十八大以來法治中國建設加速發展的巨大現實需求相比，與中國法理學應當在世界法學低迷時“彎道超車”的時代責任相比，法理學在一些重大或基本問題的創新研究突破上，似乎又顯得越來越被動、越來越乏力，諸如“有提法少看法”“有觀點少理論”“有名詞少學說”“有標新少創新”等現象，在法理學（和整個法學）界并不少見。法治中國的偉大實踐呼喚并推動法理學創新發展。當代中國法理學處在一個能夠產生大學問也應當產生大學問的新時代。

需要回答“中國法理學的使命”這個時代問題

從中國法理學自身角度看，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證明，每當社會大變革、經濟大發展、政治大變遷、文化大繁榮、利益大調整的重要時刻，既是法治建設大推進的關鍵時刻，也是法理學大發展的良好時機。當下，法治中國建設開啟新征程，法治強國實踐進入新起點，中國法理學又迎來一個千載難逢的創新發展機遇。法理學應當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抓住機遇，創新發展，向黨、國家和人民，向法學法律界，向法治實踐，交出一份新的更高水平和質量的合格答卷，為實現法治強國夢做出應有貢獻。新時代，法治實踐是出題者，法理學人是答題者。我們每個法理學人都不僅需要思考，更需要回答“中國法理學的使命”這個時代問題。

我認為，推動新時代中國法理學創新發展，應當聚焦和把握五個基本向度：一是法治中國的法理向度，運用法哲學、法理學、法政治學、法社會學等基本原理和方法，對新時代中國法治現象、法治運行、法治改革等重大問題，做出符合法治科學精神和中國法治國情的法理總結、法理闡釋和法理表達。二是政治中國的政理向度，堅持正確方向和政治導向，思考法律中的政策問題，關注法治中的政治問題，研究法學中的政治學問題，融合法治理論與實踐中的法理和政理，推動政治的法治化運行，實現法治的政治化引領，確保政治與法治的相輔相成、相得益彰。三是法治體系的時代向度，以新時代提出的新問題作為法理學研究導向，以新時代出現的新矛盾作為法理學研究重點，加強對習近平總書記全面依法治國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對法律大國邁向法治強國的基本規律，對“法治中國”概念，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法治理論、法治體系、法治文化“四位一體”，對良法善治等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的法理研究。四是法治效能的實證向度，采取科學方法，對法治運行實施狀況進行觀察、實驗、調查和統計，獲取法治實效的大量客觀真實材料，分析計算出中國法治實施的作用狀況和實際功效，總結歸納出法治運行的本質屬性和發展規律，發現法治體系可能存在的風險、問題和不足，做出法制改革的前瞻性分析預測，提出有針對性和現實性的對策建議。五是法治世界的國際向度，一方面要堅持中國法理學的民族性、原創性和中國特色，另一方面要堅持中國法理學的開放性、包容性和國際性，積極學習借鑒人類法治文明的成功經驗和有益成果，加快構建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新時代法理學。

法理學應遵循實踐性、科學性、價值性、政治性標準

我認為，評價和檢驗當代中國法理學（法學）的成敗得失，主要應當遵循以下標準：

一是實踐性標準。法理學研究提出的概念、原則、理論、方案、方法等，要能夠回答和解決法治中國、法治世界面臨的問題，尤其是重大的法治實踐問題和基本的法學理論問題，經得起歷史和實踐的檢驗。

二是科學性標準。法理學研究要秉持科學精神、遵循科學規律、采用科學方法，既要符合自然科學的科學性要求，更要體現哲學社會科學的科學性特點，把法治實踐理性與法學科學理性結合起來，把法律科學方法與哲學抽象思辨結合起來，構建更加科學理性的中國法理學。

三是價值性標準。法理學研究要矢志不渝地追求民主法治、自由平等、人權尊嚴、公平正義、幸福文明、安全秩序等人類基本價值，以“良知”和“良法”思維引領推動法理學創新發展。

四是政治性標準。這既是新時代中國特色法理學研究必須明確的“高線”和“前線”，也是必須把握的“底線”和“紅線”。“高線”“前線”是引領，是道路和導向，“底線”“紅線”是邊界，是規則和臨界點，任何時候都要牢記底線不可逾越、紅線不可觸碰。處理好法理學學術話語體系與意識形態政治話語體系的關系，加強“法政治學”研究和法政治學學科建設，但不能把法學蛻變成“政治學”，不能把法理學縮變為“法政治學”。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