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文通：“明道”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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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人小傳

蒙文通（1894—1968）生于四川省鹽亭縣石牛廟楊家溝，名爾達，字文通，以字行。1906年隨任成都府學教授的伯父到成都讀書，后進入剛成立的四川國學院跟隨經學大師廖平、劉師培等學習。1927年后，先后任成都大學、中央大學、河南大學、北京大學等校教授。1937年任四川大學、內遷之東北大學、華西大學等校教授。1941年出任四川省圖書館館長。1957年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著述宏豐，經先生哲嗣蒙默教授約二十年努力，《蒙文通全集》于2015年由巴蜀書社出版，文集以類分卷，分別為儒學、諸子、史學、古史、古禮、古族、古地、道教、別集等九卷，共三百多萬字。

1923年，偏癱中的經今文學大師廖平先生在看了蒙文通轉呈的一篇文章后，不禁左書贊道：“蒙文通文如桶底脫，佩服佩服，將來必成大家。”

蒙文通先生沒有辜負乃師的期許。在此后四十多年的治學生涯中，他以廣博精深聞名于世，在先秦兩漢的經學及諸子學，晚周、六朝、兩宋史學，佛學中的禪學和新羅學，道家和道教學，宋明理學，古地理學，古代民族史等方面都作出了非凡成就。其中，許多篇章已成為20世紀學術領域的不朽之作。

蕭萐父先生曾言：蒙文通是“二十世紀中國卓爾不群的國學大師、國史專家”，這是非常貼切的。這里僅對蒙先生的經史之學作一簡單的介紹。

經學發微

經學是清代學術的主流，有“古文經學”和“今文經學”的爭論，前者解經多詳訓詁章句與典章制度，后者則重微言大義及通經致用。蒙先生早年在四川國學館就讀，那里大師云集，經今文學家廖平、經古文學家劉師培及兼會通今古的吳之英并在講席，持各有故，言各成理，促使他在諸師紛紜異說中長期思考。

自1915年發表處女作《孔氏古文說》起，蒙先生的經學研究長達50余年。先生從廖平師學，受其影響，但不盲從，治經而不泥經。1922年，他撰成《近二十年來漢學之平議》（《經學導言》），觀點頗異舊說，縱論了今學、古學、魯學、齊學、晉學、王伯及諸子。先生說這是他“自己的意見”。

1923年，蒙先生“南走吳越，博求幽異，期觀同光以來經學之流變，而戎馬生郊，故老潛遁，群兇塞路，講論奚由”。他發現，原為經學重鎮的江浙地區，學風已然大變。

1928年后，蒙先生回任經席時，不禁感嘆道：“友朋星散，講習無人。顧視庭柯，婆娑猶昔，而勝會不常，能不使人愴然以悲、惕然以懼。作而嘆曰：師門之旨將息于斯乎？抑光大亦于斯乎？”先生感到自己身上的重擔，隨即有《經學抉原》等系列名篇相繼問世。

蒙先生治經，認為重要的是要做“明道”的學問，明注、明傳、明經三者只能算作是經學中的一步。他批評清代經師的支離破碎而不知“經”為何物，也不滿足于乃師劉師培止于對漢儒經師“家法”和“條例”的看重，甚至不滿足于廖平師折中“三傳”來講《春秋》。

《經學抉原》共十篇，上溯博士今文之義，下推梁趙古文之義，厘清了兩漢經學中長期紛擾不明的問題，體現了“明道”這一治經的最高境界。“若是只能講些六經義例，只做些道問學的功夫，而把明庶物、察人倫、致廣大、盡精微等一段尊德性的事都放置一邊，這也還是未到頂上的一層。”

廖平先生于1932年去世，蒙先生當年撰三文紀念恩師，對經今古文學的發展脈絡進行了梳理，且針砭學界時弊，擲地有聲。其中，《井研廖季平師與近代今文學》一文對“廖康公案”作了平議，認為廖平與康有為皆近代今文學大家，各有淵源，然康氏《新學偽經考》不能謂非受影響于廖氏，但不得以康氏之言概廖氏之學。《廖季平先生與清代漢學》一文則批評清人言學愛堆砌典故，或治小道末枝，稱頌廖平得周秦學術之真，以《王制》為今文學禮制的綱領，平息了“古今”之爭，充分肯定廖平“度越前賢”的功績。

蒙先生早年論及秦漢之際持今文經學的“新儒家”，認為已與維護世卿制度之孔孟“舊儒家”有很大差別，不正視今文學家的政治、哲學思想，只看到陰陽五行等表面現象，是丟了西瓜抓了芝麻。

秦漢“新儒家”抱“經世之志”，講萬民一律平等的“一王大法”之理想社會，講井田、學校、封禪、巡狩、明堂等。井田以均貧富，學校（辟雍）以排世族，封禪以選天子，巡狩以黜諸侯，明堂以議國政等，均是理想的寄托。蒙先生進而分析這一思想變化的動因，認為自戰國以來布衣之士崛起而居卿相，與世族貴勢發生沖突，《公羊》托《春秋》而譏世卿反映了這種變化。“新儒家”之理想社會，則托之于人人平等的井田。

蒙先生說：“文獻記載上的井田制度，本來就有兩種，一種是歷史上確實存在過的，一種是學者們所理想的，前者是階級嚴酷的不平等制度，后者是人人平等的理想制度。”他進而認為，“漢以下說的都是理想的井田，自然無怪乎大家稱頌什一之政”，歷史上土地矛盾尖銳之時，多有復井田的聲音，這一見解為我們找到了一把解開井田之謎的鑰匙。

蒙先生晚年著《孔子和今文學》，對漢代今文學家的思想作了進一步論述，揭示了戰國晚期到漢初的儒家思想所發生的巨大變化，是對儒學史研究的絕大貢獻，無論對中國的思想學術史，或社會政治史，都具有劃時代的創新意義。

于是有學者認為，蒙先生論今文家，強調《齊詩》家和《京房易傳》的“革命論”，“具有思想史的意義”；又謂先生論今文之“一王大法”乃萬民一律之平等制度，是受到“五四”革命精神氣息感染的結果（劉小楓語）。若此論不差，則見學問之長進不僅需“荒江野老素心培養”，也必為時代思潮激蕩的產物。

20世紀40年代，蒙先生集二十多年之撰述出版了名世之作《儒學五論》。其中，《本論》五篇論儒學之精義及其形成發展，特別是其哲學思想和政治思想之發展；《廣論》四篇為儒學與中國二千年歷史之內在聯系，論及周代之商業、秦代之社會、漢代之經濟政策、宋明之社會設計。“立論頗恢奇，遠超出一般經學的今古門戶之見。不守藩籬，自成一家言”（蕭箑父語）。

蒙先生晚年致力于理學的研究，曾言“自得之深者厥唯理學”，他1937年發表《儒家哲學思想之發展·后論》，已對理氣問題展開了討論。先生晚年著有《理學札記》，對性理氣等更有深入的思考，它“殊非一般讀書札記，乃深究宋明理學諸家，含英咀華而別具慧解之作”（蕭萐父語），是先生理學思想的結晶。

佛學大師歐陽竟無作《中庸傳》，寄蒙先生時曾說，“唯我文通始足與談”。熊十力稱先生為“二三知己中之最”，正是思想家之間相契之語。實際上，儒學、經學、理學討論的都是儒學問題，只不過側重有所不同，所以說，先生自始至終都沒有舍棄對儒家經典的研究。

由經入史

蒙先生出身經學，后來成為史學大家，故論先生有“由經入史”之說。受廖平師的啟發，1927年，他撰成名作《古史甄微》，揭示了“三皇五帝”體系的形成和演變，破舊說一系相存之謬。先生指出，此三五體系乃戰國晚起之說，諸傳說帝王不過為上古各長其民的部落豪酋演化塑造而成。中國上古民族可分為江漢、海岱、河洛三系，不但分布地域不同，其生活與文化亦異，古史傳說也有很大差異。

蒙先生進而論夏商周三代的興替，以及三代文化之異同與統緒，不但把紛繁糾結的上古史理出了一個頭緒，更使千百年來許多爭訟未決的問題豁然而通，開創了我國地域文化研究之先河。

這一年，蒙先生任教于成都大學（四川大學前身），1932年任教于河南大學，其后又相繼任教于北京大學、河北女子師范學院、天津大學等校，這段時間，是他研究周秦時代北方民族演變的鼎盛時期。

在顧頡剛先生的“催促”下，蒙先生陸續寫成《犬戎東侵考》《秦為戎族考》《赤狄、白狄東侵考》《古代民族遷徙考》《東夷之盛衰與移徙》諸文，從空間上追溯民族遷徙流動之跡，從時間上洞察前后同一族稱掩蔽之下的不同族群，進而觀其民族融合之勢，從中發現與先秦各學術流派之間有著不可分割的內在聯系，引起國內外學界對周秦民族的關注和爭論。

從民族興替之跡中，發現文化學術的變遷，這是蒙先生民族史研究中的一大貢獻和特點。

其時日寇肆虐，七八年間，文稿隨蒙先生舟車南北，足見他對這一研究非常珍視。后來諸篇合為《周秦少數民族研究》一書，1958年出版，再次引起學界的熱烈反響。

1937年年底，蒙先生回到蜀中，任教于四川大學等校，兼任四川省圖書館館長等職。先生晚年對南方民族史特別關注，縱論巴蜀古史，對于巴與蜀的關系、巴蜀古民族、巴蜀的經濟變遷等問題，均發微見著，令人觀止。他揭示了漢唐間蜀境民族的變動，明辨入蜀“獠人”與賨人（亦稱“獠”）之別，最具卓見。

《越史叢考》是蒙先生生前完成的最后一部論著，回答了南方民族史上的一個重要問題。越南史家陶維英稱：“春秋戰國以前，當另外一個大族（漢族）占據著黃河流域的時候，而越族卻占據著揚子江以南整個地區”，《越史叢考》則析楚、越畛域，辨楚、越同祖之謬，明陶氏之舛謬于天下。先生對古史所載“百越”諸民族作了具體分析，揭示出他們各自不同的文化特征和變遷史跡，把南方民族史的研究推進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值得注意的是，《越史叢考》是在那場浩劫中晝系“牛棚”、夜歸伏案下完成的，書中“始終貫串著愛國主義精神”（李一氓語），被公認為是20世紀有關中國南方民族研究的最重要成果之一。

蒙先生因研究古史而進行了大量的古地理考證，但他并不是單純地考察地理沿革，其著重點仍在于察古今歷史演變之跡。先生以《周書·職方》較《禹貢》，洞悉“漢族開拓之情”；先生觀生物古今之變，發現古代黃河流域的氣候優于長江流域，提出“文化之興”與物候變化不可分割的關系。

在治古水地之學中，蒙先生發現《水經注》疑誤甚多，提出當以治經之法以治古地學。這已經超出了單純歷史地理學范疇，開拓了歷史地理研究的新方向，在“酈學”研究中別具新意。

蒙先生對《山海經》的研究也獨樹一幟。20世紀以來，一些學者注意到這部“奇書”對于上古史研究有重要的學術價值。而先生的研究具有典型意義，他“把該書提到古史研究的適當的地位上”（羅志田語），考察它產生的“時代”和“地域”，特別注意到該書“把古巴、蜀、荊楚之地都作為‘天下之中’來看待”的意義，認為這表明《山海經》極“可能是巴、蜀地域所流傳的代表巴蜀文化的典籍”。古來關于昆侖的傳說神話很多，先生指出：“有神話焉，不盡為神話也。”明晰古人言蜀或昆侖為“天下之中”的時代和語境，可知以神話為史實或全然視之為虛妄，皆有失于偏。

蒙先生認為，中國史學以晚周、六朝、兩宋為盛，正是中國“思想廓落之會”時期。自20世紀30年代起，他陸續撰成《中國史學史》的主體部分，對此三個時期作了重點論述。

《中國史學史》著重闡述了史學思想、史學方法及其與時代各種學術思想的關系，側重于史學發展的歷史和歷史哲學。在書中，先生提倡以“觀子之法觀史”“以治諸子之法治史”，如他所說：“講論學術思想，既要看到其時代精神，也要看到其學脈淵源，孤立地提出幾個人來講，就看不出學術的來源，就顯得突然。”這是“第一部史學發展史，第一部把史學發展置于古代學術思想這一廣闊領域里進行考察的史學史，是一部沒有先例的重要創舉”（酈家駒語）。

蒙先生是20世紀中國宋史研究當之無愧的開創者之一，并于20世紀30年代在北大首開“宋史專題研究”課程。在此前后，他對唐宋之際的社會變革、宋代的商品經濟、宋代史學、南宋和戰等問題都發表了卓越的見解。

唐宋學術的新舊之變很早就受到蒙先生的關注，“及至宋仁宗慶歷以后，新學才走向勃然興盛的坦途，于是無論朝野都是新學的天下了”，成為不刊之論。在對王安石變法的評價呈現一邊倒的時候，先生撰著長文《北宋變法論稿》，提出要實事求是地評價王安石的變法活動，應該注意變法措施帶來的后果。論稿由于“不合時宜”長期未得發表，然而卻不脛而走，引起很大關注，突顯了先生治學求真的可貴精神，后于1999年隨文集才正式刊布。

治學要義

蒙先生出經入史，他如何看待經史關系呢？

清末改制，科舉衰而學校興，受西方學科分類的影響，術業專攻，經學套不上任何一科，“被迫”分而為數科，《易》入哲學，《詩》入文學，《尚書》《春秋》《禮》入史學。蒙先生對此頗為不屑。他抨斥“妄以西方學術之分類”來犧牲中國學術，“而不顧經學在民族文化中之巨大力量、巨大成就”。

“經學為中國民族無上之法典，思想與行為、政治與風習，皆不能出其軌范。”蒙先生認為：“經學即是經學，本為一整體，自有其對象，非史、非哲、非文，集古代文化之大成，為后來文化之先導者也。”在先生看來，“經”不是屬于哪一科的問題，經學集古代文化之大成，與一般所說的“國學”，或“中國文化”相近，自有其發展脈絡，須仔細辨認。

蒙先生分析認為，古文經學所據為“有周之舊典”，是為史學，而秦漢“新儒者”的今文經學則是對社會的理想設計，不能簡單地看作是歷史。在這個意義上，先生并不贊同“六經皆史”之說。吳天墀先生說：“蒙先生是把治經方法和成果引入史學，使經史貫通，相得益彰。”讀蒙先生書，一定會對此有真實的感受。

蒙先生提倡中外歷史的比較研究，認為這是一個重要的方法。其成名作《古史甄微》就是在中西歷史的比較中得到啟發，結合我國古史傳說，提出了中國古代民族可以分為三系。從西方史料中得出的“西方歷史法則”不能視之為“世界法則”，先生批評那種“以能襲西方之陳言為名高”的學術傾向。他論述漢代經濟思想，以為沿周秦均富與重農抑商之政，爭論尤為激烈。儒者抑富之說，影響及于后世政治，“重農抑商遂為中國歷史上根本之國策”，至清末猶然。儒家均富，故而“節制資本亦遂為中國長期傳統之政策”，形成中國“獨特之歷史”，這與他國不同。

柳詒徵先生多次談及蒙先生的考據超過清人。但先生認為，如果以考據治史，不免支離破碎，他贊揚美國學者班茲的《新史學與社會科學》（中譯本1933年出版，近年有新版），認為“比之只知以考據為史學者高明多了”。考據是工具學問，經、史都用得著，考據本身不是經學或史學，不能為考證而考證，考據應該有更宏大義旨，這實際上是對乾嘉考據之風提出了批評，與治經要做“明道”的學問才算高明的思想是一致的。

翻開蒙先生的經史宏論，莫不在精細的考辨中得出重要結論，故而有很強的說服力。先生十分重視對史料的辨析，他說：“自三古以還，百家間作，或異名而同實，或異實而同名。必先通其意，明其變，不滯于言，有以知異非異，同非同，然后能異所異而同所同。”詮釋與原義不能等同，隨著世事的變易，言辭愈益繁滋，與原本之義愈發歧淆，重要的是要明白“變”與“義”的關系，治學者不可不慎之。當代學者重視文本語境和建構理論分析，仿佛似之。重溫先生的這一段話，再次感受到了其在治史方法論上所具有的恒久價值。

蒙先生引孟子“觀水有術，必觀其瀾”一語以言治史，認為“須從波瀾壯闊處著眼”，“把握歷史的變化處，才能把歷史發展說個大概”。又言：“事不孤起，必有其鄰”，認為同時代之事，決不會孤立發生，必有其“一貫而不可分離者”。先生說：“文化的變化，不是孤立的，常常不局限于某一領域，因此必須從經、史、文學各個方面來考察，而且常常還同經濟基礎的變化相聯系”。猶如讀書，需要“前后左右之書比較研讀”才會收到好的效果。一橫一縱，故而先生論學，往往高屋建瓴。

蒙先生在1935年評劉鑒泉《學史散篇》一文中提出：“中國學術，自建安、正始而還，天寶、大歷而還，正德、嘉靖而還，并晚周為四大變局，皆力摧舊說，別啟新途。”此語宏大而深入。

20世紀50年代，蒙先生發現中國學術演變的四階段竟與農業生產力發展的四階段、賦役制度演變的四階段“密切符合”。他提出：“其余如選舉制度，也由漢的郡國貢舉，一變而為六朝的中正九品，再變而為唐的考試制度。又如府兵，也由漢的寓兵于農，一變而為六朝的兵戶（唐初府兵），再變而為晚唐的募兵。也都頗能和農業發展的階段相配合。應當認為這些現象都絕不是偶然的，都應有其一定的內在聯系的。”但以賦役制度和國民經濟的關系最為密切，故特作為重點討論，遂有八萬言論文《中國歷代農產品的擴大和賦役制度及學術思想的演變》的撰述。文章打破王朝體系，考察了中國二千年來生產力、生產關系及上層建筑、意識形態演變之跡，是一篇體現深厚兼發揮“明變”觀點的力作。

蒙先生“通觀達識，明其流變”的史學思想眾所周知，也影響了一代學人。先生說：“必須通觀，才能看得清歷史脈絡，故必須搞通史。”又指出：“學之必明其變，而義則必極其精。”先生的研究，則將問題與社會、文化結合起來，融會貫通，尋繹出其間的有機聯系，這正是他歷史研究的一大特點。

隨著20世紀我國現代史學的崛起和傳統經學的邊緣化，蒙先生由經入史，成為那個學術轉型時代最富代表性的學者之一。

劉復生，1977年考入四川大學歷史系本科，先后獲學士（歷史學專業）、碩士（民族史專業）、博士學位（中國古代史專業），師從蒙默教授和吳天墀教授，1985年留校任教，現任教授、博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