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初衷是以主體性問題為載體，以個人問題為突破口，對資本主義及其主流意識形態——自由主義展開批判。然而，從強調無產階級的群體意識到關注個體意識、從對個人理性的堅守到對個人非理性因素的偏執，西方馬克思主義在“個人主體”問題上意外地出現了向自由主義的倒退。這一重大轉變或可與20世紀西方經濟學的“培植”有關系。

　　個性喪失與批判精神消解

　　20世紀初，面對資本主義國家的變化，盧卡奇開啟了被稱為“馬克思主義主觀化”的重大研究轉向。在他看來，僅從客觀經濟學角度論證資本主義的滅亡是遠遠不夠的，關鍵是讓工人階級在主觀上理解和認同這一“事實”。因此，無產階級意識的建構問題才是當務之急。盧卡奇在一定程度上繼承了馬克思關于個人與社會辯證關系的思想，然而由于他將理論探討等同于革命實踐，并提出旨在弱化經濟基礎性地位的“總體性”概念，因而不自覺地誤將無產階級意識問題引向抽象理論建構。

　　在此之后，沿著盧卡奇的路徑繼續前行的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幾經輾轉遷至美國。在霍克海默的帶領下，社會研究所進一步懸置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客觀經濟學批判，定格在文化和意識形態批判之上。“個人衰落”問題成為他們展開自由主義及資本主義批判的入口。所謂個人衰落，就是個性的喪失和批判精神的消解。霍克海默把自由主義看作這一衰落的始作俑者。在自由主義對物質生產與消費的放縱中，個人的自我精神日漸迷失。自由主義者還把科學技術作為維護統治的工具，指出在科學技術面前，個人唯一能做的就是理性地接受科學的安排。最終，個人在與社會的這種關系中喪失了主體性和個性。

　　霍克海默的意圖是幫助個人從思想的物化狀態中掙脫出來，樹立個人主體意識。在此過程中，他并沒有走向自由主義的原子式個人，而是強調社會群體與個人合作的重要性。然而，由于他過于強調思想“實踐”而懸置甚至有意阻撓對資本主義的經濟學批判，使得個人主體問題壓倒性地遮蔽了對社會的現實性研究，其強烈的革命意愿也被個人對資本主義的主觀化、多元化解讀所稀釋。

　　隨后，歐美國家的新社會運動給馬爾庫塞、薩特等人帶來新的希望。他們欣喜地看到個人還沒有被完全異化，只要撬開個人本能、意志等非理性因素中的革命動力，就可以達到推翻資本主義的目的。在這一被稱為“個人化的馬克思主義”轉向中，與自由主義更相趨近的個人本體論終于從潛在走向了顯在。

　　基于此，弗洛姆的以“個人主義的實現”為目標的“人道主義的社會主義”、馬爾庫塞的“自由社會主義”、薩特的存在主義的社會主義，都可看作是對理想社會的設定。在這些理論中，個人自由的實現都被指認為社會主義的最終目標，擁有科學技術的知識分子骨干、大學生被視作實現理想社會的“新主體”。“本能”“愛欲”等非理性因素當作革命的動力，個人的自由選擇、自我發現和自我解放則被視為顛覆資本主義的唯一路徑。至于馬克思所強調的財產所有權關系，在他們看來，卻并不重要，因而不必過分強調。

　　應該說，從法蘭克福學派開始，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把“單個人”擺放在歷史主體位置的做法，是對現代社會個人主體意識覺醒的一種理論投射。然而其更深層的理論旨歸是，他們把個人自由作為最高追求，把個人的理性及非理性力量的發揮視為對“自由本質的復歸”。其理由在于，他們指認當下資本主義社會已經“消除了私人與公眾之間、個人需要與社會需要之間的對立”“個人的就是政治的”。表面上看，他們仍在講社會對個人的制約作用，實則否定了社會的相對獨立性及其對個人的深層決定作用。

　　福利經濟興起與個體自由幻想

　　從西方經濟發展史的視角看，西方馬克思主義從細微處撼動資本主義社會結構的嘗試之所以失敗，與20世紀中前期資本主義“福利經濟”的興起有直接的關系。在福利國家建設期間，歐美各國民眾的物質生活水平和受教育水平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主體意識增強。西方馬思主義者由此斷言，對資本主義進行經濟學視角的批判、強調群體性的階級斗爭已然不合時宜，唯有從價值性甚至個體性的視角進行文化意識形態的批判才是可行之道。

　　然而，這些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沒有看到的是，資本主義的所謂“黃金發展”時期不過是長期占領西方經濟學主流的凱恩斯主義有意運作的結果。在凱恩斯看來，經濟危機的爆發源自于消費不足。因而只要政府積極干預經濟社會事務，用一定方式刺激人們的消費欲望，就可以延緩危機，增強統治的合法性。

　　不可否認，這種經濟思想的確促成過歐美國家的“輝煌”時期，但其弊端也在后期的發展中不斷暴露出來。首先，這是一種反生態的生產生活方式。在私利最大化動機的激勵下，全社會陷入對物質的狂熱追求之中，人與自然的關系隨之越來越緊張。其次，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西方國家的“黃金發展”時期及其龐大的福利開支，是以第三世界國家廉價的石油和原材料為支撐的。這種“剝奪性積累”是導致國與國之間關系緊張、全球性貧富差距不斷拉大的重要原因。最后，這種追求私利最大化的經濟發展模式還帶有反社會的特征。個人的“自我發展”“自我選擇”被奉為至尊，社會和國家則作為“必不可少的惡”而被抑制和“掏空”。社會財富不斷向自由市場中占優勢地位者傾斜，最終導致一國內部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緊張，社會矛盾不斷激化。

　　這樣看來，資本主義及其自由主義實行的是一種不可持續的發展策略。其短期發展越繁榮，長期發展的不可持續性就越突出。但是，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由于扔掉了馬克思的客觀經濟批判武器，主動“融入”自由主義經濟主流中。從而其思想難以跳出當下的羈絆，總是在個人主體問題上打轉糾纏，未能形成更為宏觀而動態的歷史視野。最終，主觀性的文化意識形態批判只能趨于碎片化，個人主體的實現則變成一個遙不可及的夢。

　　綜上所述，西方馬克思主義在主體性問題上的失誤導致其一系列的思想的困境。首先，他們把“現實”降低為“現存”，忽視人本身內含的理想性和超越性。其次，他們把豐富多樣的個人塞進“抽象本質”的預設框架之內，未能辯證地處理好個人與社會的復雜關系。最后，他們未能堅持宏觀視野與微觀切入相統一、客觀分析與人文關懷相統一、理想性與現實性相統一的方法論原則。

　　（作者單位：天津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