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為鄉村發展提供了歷史性的機遇。新戰略的實質是城鄉關系的調整與重塑。2019年頒布的《關于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的意見》，也進一步強調了重塑新型城鄉關系、走城鄉融合發展之路的目標。在這個背景下，鄉鎮又一次成為中國城鄉發展和轉型過程中的焦點。正如社會學家費孝通所言，“發展中的農村需要有一個為其發展服務的中心”。鄉鎮作為“鄉之首、城之尾”，是連接城鄉的重要紐帶，也是實現城鄉融合發展的關鍵。但是，在一些地方的實踐中，小城鎮建設、生態保護與農戶的傳統生計方式之間呈現出一定的張力。因此，如何在小城鎮建設中充分尊重鄉土生活邏輯就成為一個需要引起重視的問題。

城鎮整治兼顧 傳統生計方式與生態

近年來，各地方政府都在不斷加大對鄉鎮這一層級的投入，通過人居環境改造和小城鎮綜合整治等項目推動鄉鎮發展。這種城鄉融合的發展思路有助于超越“就鄉村談鄉村”的局限。一系列的項目建設和整治行動使得鄉鎮變得更加生態宜居，也為鄉村旅游等產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但是，鄉鎮的環境提升需要考慮地方經濟發展的現實，也應該充分尊重農戶的傳統生計方式。一些地方為爭創國家衛生鄉鎮，一刀切地對鎮區范圍內的農戶發出禁養令，以致引發農戶情緒。

例如，2017年11月，Z鎮建成區范圍內全面禁止飼養家畜家禽，農戶被要求簽訂禁養協議。根據政府與農戶簽訂的禁養協議，鎮政府推行禁養政策的理由是，“實現創建國家級衛生鎮目標，加強建成區內的市容和環境衛生管理”。但是，包含九項43條標準的《國家衛生縣城（鄉鎮）標準》（2017版）并沒有關于禁養的條例，僅要求“無散養家禽現象”，并沒有禁止圈養。將家畜家禽養殖和市容衛生對立起來，反映的是一種基于城市眼光來改造鄉鎮的邏輯，缺乏對鄉村生產和生活方式的理解。

在Z鎮實施禁養政策之前，家庭養殖是當地農戶生計的重要補充。Z鎮的禁養政策是以政府與農戶簽訂協議的方式執行的。也就是說，農戶承諾放棄家畜家禽養殖，政府一次性補貼1000元，再連續五年按照人均300元的標準給予補貼。2017年，D村的所有農戶都簽訂了協議。但是，一旦政府管制放松，農戶經常悄悄地恢復家畜家禽養殖。由于農戶對禁養政策缺乏認同，禁養政策的可持續性面臨挑戰。

由禁養政策帶來的治理困境表現為：農戶的違約行為使政府面臨持續的監督和控制壓力。面對農戶的違約行為，政府既無法強制執行又難以施加有效的懲罰。對于鎮政府而言，禁養是一個剛性的目標，政府需要落實禁養，而不能接受其他可能。對于一些農戶來說，禁養協議簽署本身帶有強制色彩，因此違約也就情有可原。

家庭養殖反映農戶經濟理性

實際上，Z鎮政府在鄉鎮環境改善和國家衛生鄉鎮創建方面的努力，目的也是服務鄉村振興戰略。鎮政府以鎮容和環境衛生為突破口，為鄉村旅游的發展奠定基礎。從政府的視角來看，家禽家畜養殖作為傳統農業的組成部分，是需要被改造的對象。但對于普通農戶而言，家庭養殖是日常實踐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他們并不認同禁養政策。

表面上看，鎮政府已經充分補貼了農戶的經濟損失。調研過程中，政府工作人員不斷強調家庭養殖不賺錢，并認為禁養協議本身是服務于農戶利益的。這種經濟核算主要強調，養殖需大量勞動力投入，再算上玉米、番薯等飼料成本，它基本上無利可圖。如果出于理性計算，農戶顯然應接受政府的補償，這不僅解放了勞動力，還有助于改善家庭環境、避免難聞氣味。

那么，貨幣補貼為什么不能說服農戶放棄家庭養殖呢？

首先，家庭養殖反映了農戶的經濟理性。養殖戶年齡大都在五六十歲，加上鎮上缺乏足夠的勞動機會，所以家庭養殖就成為重要的經濟來源。家庭養殖主要基于為消費而生產的邏輯，一方面可以減少家庭的貨幣支出，另一方面也可以作為一種風險規避機制。玉米、番薯等作物的市場價格太低，直接出售產品并不劃算，而投入一些勞動力通過種養結合的方式更能實現生產要素的有效利用。

其次，家庭養殖蘊含重要的情感價值。農戶普遍強調商品化飼養跟家庭養殖的區別，不同的養殖方式帶來不同的口味。這種口味是傳統生活方式的一部分，體現了農戶對自身勞動的驕傲。在人口流動背景下，它也成為重要的代際聯系紐帶。比如，一位70多歲的老大爺講述，兒女在城市生活，孫輩在城市長大，他們每次回來都對自家的土雞肉贊不絕口。食物和家鄉的味道里面承載的正是濃濃鄉愁。

最后，種養結合遵循的是生態和循環農業的邏輯。政府在宣傳禁養政策時強調養殖帶來的環境問題，但農戶無法將家禽、家畜與“臟”和“臭”聯系起來。在普通農戶的生產實踐中，番薯藤之類的副產品可以作為飼料投喂，家里的剩飯和廚余也可以倒入圈舍，因此養殖家庭其實產生更少的生活垃圾。牲畜糞便又成為有機肥的重要來源，比化肥的效果更好也更有利于環境。

尊重鄉土日常邏輯 提升農戶發展機會

禁養政策帶來的治理困境，反映出政府和普通農戶對鄉鎮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同理解與期待。創建衛生鄉鎮不意味著按照城市的邏輯來改造鄉鎮，城鄉融合發展不是城鄉一樣化，更不是要把鄉鎮變成城市。將農戶的傳統生計和生活方式貼上落后、“不衛生”的標簽，實際上否認了鄉村社會的獨特價值。然而，否定鄉土性的發展如何能夠承載城里人的鄉愁呢？禁養政策的實踐遭遇了一種兩難困境，傳統與現代、保護與發展之間似乎存在難以協調的張力。基于對鄉鎮發展理念的反思，或許可以破解上述問題。

首先，禁養政策引發的矛盾焦點在于農戶的生計問題。政府對農戶生計方式的理解過于簡化，以致試圖以貨幣方式進行改造。對于農戶而言，問題不僅在于補償價格難以令人滿意，更重要的是禁養導致勞動力閑置，也打破了傳統的農業經營循環體系。在禁養政策執行之前，Z鎮有超過三分之一的農戶從事家庭養殖，大多數都在六十歲以上。他們已經習慣傳統的農業經營方式，在生計決策方面追求的不是利潤最大化，而是風險最小化原則。禁養政策顯然強化了農戶日常消費的商品化程度，但政府又未能提供替代性生計方式，這樣必然會影響他們的福利水平。

其次，需要尊重和理解鄉土日常生活的邏輯。農戶的日常生計與生活是一個有機聯系的系統，美麗鄉村或者美麗鄉鎮的建設不能僅僅停留在對表面秩序的想象，而是要拓展對于鄉村生活的實質理解與認同。事實上，傳統和現代之間并不必然意味著斷裂，變遷可以是連續的。隨著生活水平的改善，農戶實際上也對生活環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在庭院養雞的農戶在不斷減少，因為雞鴨散養導致家里到處是糞便，出于衛生的考慮他們慢慢就養得少了或者干脆不養。并不是說只要是傳統的就應該保留，而是要運用漸進的改革思路。小城鎮建設不應該只遵循城市的視角和審美方式。禁養政策反映的是一種肢解傳統生計的策略，缺乏的是運用多元手段改造傳統的真誠努力。事實上，通過改廁、改圈、提供養殖技術指導等方式，農戶的傳統實踐完全可以與現代的田園鄉鎮共存。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因素，尊重農戶的主體性。鄉村振興的最終目標是改善和提升普通農戶的當下生活和未來發展機會，所以普通農戶應該是發展的主體，發展應該體現他們的愿景，而不是作為政策的被動接受者。正如舒爾茨在《改造傳統農業》中所指出的那樣，傳統的農業經營者實際上是理性的主體，他們能夠對市場信號作出積極的反應。因此，政府發展產業的有效策略并不是代替農戶作出經營決策，而是通過協議、補貼等方式去引導農戶進行轉型。如果將選擇權交還給農戶，農戶的意見和訴求也能夠更好地得到表達，從而使政府與農戶基于協商而達成一致。

（作者單位：杭州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