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業綠色創新是“制造業領域的綠色技術、產品和工藝創新，以及與之相配套的組織、管理和制度創新過程”，是以制造業綠色發展為目標的創新行為和過程，是系統的、開放的創新。制造業綠色創新同時具有知識外溢性和環境外溢性雙重外部性，需要技術、市場和制度因素的共同驅動。

技術推動

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意愿是影響制造業綠色創新的重要決定因素，強意愿將對制造業綠色創新起到促進作用，相反，弱意愿則不利于制造業綠色創新。影響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意愿的因素主要包括技術獨占性、市場特征、管理者道德認知和行為意愿等。

首先，獲得技術獨占性優勢是制造業企業研發或采納綠色技術的重要考量因素。一般來說，企業綠色技術創新能夠為企業帶來新的綠色專利，而綠色專利具有一定的資源稀缺性特征，有利于增加企業的技術獨占性優勢，這種優勢有可能進一步演變為企業的核心或比較競爭優勢。

其次，不同的市場結構下制造業企業具有不同的綠色技術創新意愿。企業研發或采納綠色技術既可能會給企業研發及生產經營管理帶來額外成本，降低企業經營利潤和短期財務績效，弱化企業市場競爭力，但同時也可能為企業帶來新的市場競爭資源和能力，提高企業長期財務績效，強化企業市場競爭力，這種最終效應的不確定性將直接影響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意愿。當然，這種影響在不同的市場結構下具有一定的差異性。在完全競爭市場，按照理性經濟人、產品同質和完全信息的基本假設，企業為確保既定的市場份額，可能不會采納或應用綠色技術——企業缺少足夠的資源和能力。在壟斷競爭市場，企業擁有眾多的競爭對手，企業處于兩難處境，研發或應用綠色技術可能增加成本，也可能帶來新的市場空間并獲得良好的社會聲譽，特別是如果競爭對手通過綠色技術創新獲得新的競爭優勢，將會削弱本企業競爭力，因此，在這種市場結構下，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意愿較強。在寡頭壟斷市場，企業具有既定的市場領導者地位，其研發和生產經營管理體系相對成熟，研發或采納綠色技術給企業帶來的成本或風險會超過其可能帶來的聲譽增加或市場份額增加，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意愿相對較低。

最后，管理者良好的道德認知和行為意向有助于提高制造業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意愿。企業管理者的環保意識越強，越傾向于將綠色發展視為一種企業可持續成長的機遇，企業環境倫理文化越完善，越愿意主動搜尋、挖掘和利用綠色技術，企業履行環境社會責任的主動性和能力就越強，進而越有可能促進制造業企業研發或采納綠色技術，或減少企業生產經營管理對環境造成的負面影響。特別是，當管理者將綠色創新作為企業發展戰略而不僅是一種環保行為或創新行為時，制造業企業將不僅關注綠色技術的研發和應用，而且會實施基于綠色創新目標的組織優化、流程再造、商業和服務模式創新，有利于企業建立完善的環境管理體系，塑造正面的綠色形象，幫助企業形成基于綠色發展的良好社會聲譽，使企業獲得更多的消費者和政府政策支持，進而獲得差異化的企業競爭優勢。

市場拉動

長期以來，市場導向與技術創新之間的關系受到理論界普遍關注。1962年，施穆克勒（Schmookler）提出了技術創新的市場拉動說，認為發明活動同樣受市場需求的引導和制約，以市場為導向的技術創新日趨成為理論界關注的焦點。市場導向對綠色創新同樣重要，因為市場形成對技術創新進行自組織的機制：市場機制可以減少技術創新的不確定性，有效激勵新能源企業創新；市場價格對綠色創新具有顯著的正向作用，并通過競爭壓力來引致創新；企業的綠色利用應是在市場導向基礎上的創新活動。

此外，從消費者需求角度看，消費者對商品的需求具有異質性，當消費者對綠色環保產品產生偏好，將引致綠色消費需求，而這種綠色消費需求會通過市場傳導至企業，推動企業改變原有的生產技術、產品設計思路甚至是經營管理理念，從而對企業綠色創新行為產生一定的調節效應。需要說明的是，綠色消費是否會對制造業綠色創新產生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還會受到企業對綠色創新成本和風險的評估以及環境政策等多種因素的影響。

制度驅動

綠色技術具有一定的公共產品性質，政府在綠色技術創新過程中的作用強于一般的技術創新。企業的綠色創新決策是在一定的制度條件下進行的，制度內容和形式以及由此產生的制度壓力會對制造業綠色創新產生直接影響。不同類型的制度如激勵性制度和約束性制度對制造業綠色創新的影響機制和效果又有所差異。

一方面，政府部門實施的促進制造業綠色創新的激勵性政策工具，主要包括研發補貼、稅收減免、政府采購、知識產權保護、行業準入、綠色價格、綠色信貸、進出口配額及關稅優惠等。上述激勵性制度安排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減少綠色創新面臨的信息不對稱問題，降低制造業企業實施綠色創新的成本并增大獲得額外利潤的機會，對綠色專利的有效保護能夠提高企業進行綠色技術研發的意愿，導向性的資金支持則能夠促進綠色科技成果轉化并在一定程度上分散產業化風險。但與此同時，也應注意到部分激勵性政策工具對制造業企業綠色創新可能產生的“擠出效應”。例如，政府部門提供的研發補貼可能會擠出企業的自主研發投入等，稅收減免和政府采購可能在企業成長初期能夠提高企業競爭力，但在后期又可能阻礙企業創新能力的提升，等等。

另一方面，約束性制度主要是指政府部門實施的環境規制。新古典經濟學認為，環境規制政策會增加企業生產經營成本，不利于技術創新。美國經濟學家波特則認為，適當的環境規制能夠激勵企業實施必要的變革，抵消環境規制帶來的成本增加并提高企業競爭力。后續學者對波特假說進行了經驗驗證，大多數學者認為，適當強度的環境規制有利于推進制造業綠色創新。

結合上述分析，推進制造業綠色創新可從以下幾個維度入手：加強綠色專利保護，優化綠色技術市場競爭環境，健全企業環境社會責任與政府環境社會責任的協同機制，建立完善綠色技術和權益的交易平臺或市場，積極鼓勵和引導綠色消費，從科技創新和環境規制兩個方面綜合施策，同時注意對制造業綠色創新政策實施效果的有效評估和及時改進。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項目（19YJA630103）、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項目（CUGQY1942）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中國地質大學（武漢）經濟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