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幾十年中，收入差距在世界各個地區幾乎呈擴大趨勢。世界不平等實驗室近期發布的《世界不平等報告2018》顯示，1980—2016年，北美（美國與加拿大）收入前10%成人（20歲及20歲以上人群）的收入總和占整個國民收入的份額由34%增長至47%，歐洲由29%增長至37%，印度由32%增長至55%，俄羅斯由21%增長至46%。在可能促成全球性收入不平等加劇的若干因素中，有兩種力量引起關注，即技術進步和國際貿易。研究顯示，這兩種力量正在顯著改變著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市場，并導致工資差距的擴大。盡管貿易引發的分工有助于生產效率的提升，但發達國家憑借技術上的優勢，長期占據全球價值鏈中高端，因此國際貿易背后，體現的仍然是國家間的技術水平差異。

縱觀全球經濟發展，直到19世紀的工業革命之前，技術的傳播是比較緩慢的，但某些地區通過科技發明和技術革新，已經能夠在維持生存的基礎上生產出更多的剩余產品以供分配，于是收入分配的規則變得愈發重要，而權力分配的不平等也引發社會財富的集中和財產分配的不均等。這更多地反映在物質分配層面，比如，封建主義社會的核心是土地由封建主掌握，并分配給農民使用，農民作為生產者主要獲得的是勞動產品而非工資。工業革命的爆發從根本上重塑了世界經濟格局，生產力的強勢上升使得部分國家走上經濟起飛之路，而人均GDP（國內生產總值）的分化體現了各國生產力（甚至是技術）的差異。

到了現代市場經濟時代，收入分配研究的核心之一是勞動收入份額和資本收入份額之間的此消彼長關系，而社會財富也不再以金銀珠寶為主要衡量標準。資本所有者通過大量使用新的機器設備和生產流水線來代替傳統的人工作業，極大地改進了社會生產效率，經濟增長模式由線性模式轉為指數模式。在這段時期，技術進步和勞動力之間是替代型關系，工人在國民收入分配體系中處于不利地位。后來，隨著資本主義國家政府政策的干預和工會力量的不斷強大，才出現了“庫茲涅茨倒U型曲線”假說，即收入差距會隨著經濟發展水平呈現先擴大后縮小的趨勢。當前，新一輪全球性收入不平等的上升預示著“庫茲涅茨倒U型曲線”難以充分揭示收入分配問題的復雜性。

20世紀四五十年代開始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具有顛覆性，尤其是電子計算機和互聯網的廣泛普及，使得技術進步與勞動力之間的關系由替代型轉變為互補型。具體來說，技術進步引發的對高素質勞動者的需求和高學歷人口的供給之間類似于一場“競賽”，兩者競相增加。我們可以考慮將勞動者分為兩類，即技能勞動力群體和非技能勞動力群體。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欠發達國家通常都具有勞動力成本方面的優勢，那些嚴重依賴非技能勞動力的生產部門可以很容易地利用這些“人口紅利”，因此，生產上的短板將主要來自技能勞動力集中的部門，并提高對高學歷勞動者的需求。技能勞動力和非技能勞動力之間的工資差距通常被稱為“工資溢價”，如果技能勞動力的增長無法滿足前述的需求增加，那么工資溢價必然上升。根據標準的國際貿易理論，技能勞動力的工資溢價越高，那些嚴重依賴技能勞動力的部門所生產的商品相對價格就越高，這反過來又進一步提高了對技能勞動力的相對需求，所以技能勞動力的工資溢價進一步提升。需要注意的是，高技能部門的增長引擎主要來自技術進步，這使得它能夠不斷提高對技能勞動力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很多學者認為當前的技術進步是偏向于技能勞動力的，也就是所謂的“技能偏向型技術進步”，因為盡管技術進步可以同時提高兩類勞動力的生產率，但相較而言，更能提高技能勞動力的生產率，如信息和通信技術的應用對一般的體力勞動者影響很小。當然，這套理論框架是否成立還取決于技能勞動力和非技能勞動力之間的替代性有多強。考慮到技術進步也使得技能勞動力的使用成本大幅上升，如果企業可以很容易地用相對便宜的非技能勞動力去代替前者，那么用技術進步理論解釋日益擴大的工資差距可能是有問題的。

到目前為止，技術進步仍在一定程度上被理解為是外生的。事實上，大多數技術進步反映了科學家、研究人員、企業家、投資者、政府和消費者所作的決定，而這些決定受到經濟和社會制度的影響，也就是說，技術進步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為選擇的結果。企業關于創新的決定是前瞻性的，技術進步是以特定的生產技術為基礎，而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提高勞動者產出，如整個生產鏈條可以分為若干作業單元，技術進步不僅可以對不同的作業產生不同的影響，而且對相關聯的勞動者也會產生不同的影響。由于今天的生產決定具有長期的后果，那么生產哪些產品和服務以及如何生產這些產品和服務的選擇就顯得格外重要。就收入分配方面來說，它會對未來幾代勞動者的工資和收入不平等產生影響。

因此，如何基于技術進步方向的決定因素，尋找改善勞動者和消費者福利水平的路徑至關重要。這一點在方興未艾的工業4.0（人工智能）時代尤為突出，新的競賽已經在機器人和勞動者之間展開，技術進步再一次回到了替代型特征，只是這一次的替代目標是那些從事“可被編碼的”重復性工作的勞動者。馬克思很早就擔憂“機器不僅僅是工人強有力的競爭對手，而且總是置工人于失業的邊緣”。當然，目前還沒有足夠的證據表明人工智能會引起大規模失業，但部分行業的從業者的確面臨危機。如無人駕駛汽車的問世對貨運、客運司機來說是個壞消息。實際上，無人駕駛汽車只是未來城市出行或智慧城市交通的一個組成部分。大數據、車路協同和高清攝像頭等技術，可以接管整個城市的交通管理系統，此時只需要少量管理者站在一個集成的顯示屏前實施幕后監管即可，交通管理部門員工需求也將大幅減少。這樣的顛覆性技術變革有很多，而且在部分發達地區正在實施，不久的將來會大范圍普及開來。不過正如很多經濟學家所認為的，技術進步在破壞舊崗位的同時，也在創造新崗位，這么多新設備的保養和修復工作需要大量的勞動力，運行和維護每天所產生的海量數據（包括數據分析和解讀）也需要擁有相關技能的勞動力。

鑒于技術進步對收入不平等的可能影響，在技術不斷突飛猛進的今天，提高一國的勞動力技能水平非常必要。當然，對于個人而言，接受更多的教育意味著要延長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時間，這必然產生更多的教育費用和放棄工作的機會成本，因此政府在發展戰略上要優先投資于教育，以及著力構建系統和完備的職業技能培訓體系和企業員工終身學習系統。2018年5月，國務院印發《關于推行終身職業技能培訓制度的意見》，確定了推行終身職業技能培訓制度的政策措施，以提高勞動者素質、促進高質量發展，并決定對職務科技成果轉化獲得的現金獎勵實行個人所得稅優惠，使創新成果更好地服務發展和民生。《意見》特別強調“終身”兩個字，其含義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培訓對象覆蓋全體勞動者，包括就業人員和準備就業人員；二是職業技能培訓的政府補貼要覆蓋終身職業生涯，包括在崗、在職勞動或者工作人員；三是技能評價激勵的活動覆蓋培訓的全過程，以提高社會的積極性；四是提供全方位的服務保障，大力倡導勞動者終身培訓的理念。終身制度的核心主要體現在第二點，具體實施還要和微觀層面的企業接軌，要將企業的發展、經營目標與國家的人力資本提升戰略有效融合起來。

綜上所述，企業創新通常考慮的是長期的經濟收益和市場占有率，而社會關心整體的就業和收入公平性，因此，政策制定者應充分了解技術進步方向，并準確評估其所帶來的社會影響，盡早實施有效的干預或勞動者保護措施。重點鼓勵提高勞動者就業能力方面的創新，技術進步不應該是“掠奪式的”，而應該是“包容式的”，如通過強調人的服務要素來使人類技能日益得到發展，促使技術進步朝著提升全社會成員福利的方向前進。

（作者單位：清華大學創新發展研究院、經濟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