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治+善導”引領垃圾分類

做好垃圾分類投放與處理，最大限度實現資源利用、減少垃圾處置量，是一個全球性挑戰。垃圾分類與處理的任務復雜而艱巨。做好這項工作，需要針對難點、抓住重點，協同推進、形成合力，不斷地克難前行、行穩致遠。

　　從生活角度來看，社會中的每個人都是消費者，每天的生活都有廢棄物產生。因此，垃圾分類與處理自然人人有責。但從垃圾分類投放到處理，因垃圾的社會屬性不同，各個行為主體的需求和責任會相應發生變化。

　　垃圾在源頭，也就是在分類儲存階段，屬于個人的私有品，將其及時處理掉是客觀需求。垃圾經分類投放后，就成了小區或社區的準公共資源，在此階段主要是小區或單位的物業管理責任。過程中除涉及一定的管理成本之外，公眾的需求和關注點主要是存放管理的便利和清除的效率。垃圾被搬運到垃圾集中點或轉運站后，就成了非排他性的公共資源，主要依靠有運載、回收及處理技術能力的企業和產業界的作為，需要有公共政策性質的財政支持。

　　從垃圾源頭分類到末端處理的這三個要點或者說三個環節，環環相扣、相互影響。其中，既含有共性的社會需求，也包含多層的責任因素；既需要政府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也需要市場機制的良好運作，尤為需要公眾意識和行為的配合。

　　具體來看，要做好精準對接，聚焦“垃圾投放的便利”“有用垃圾資源分類回收、循環利用的效率”“有害垃圾回收的可靠率”，以“便利、效率、可靠”為目標，以“三化”為途徑和保障，抓重點、促協同、開新局。

　　第一，以改善源頭投放便利性為目標，加快環�；厥占夹g的產業化。

　　做好垃圾分類與處理，提高回收處置技術和工藝是根本。社會需求和供給從來都是相輔相成、互相促進的共同體，技術進步能有力地促進有效供給、滿足社會需求。

　　當下，一個值得關注的是濕垃圾的投放問題。濕垃圾的裝、倒、丟這些動作看似簡單，卻是改變多數人公共行為的新方式。如何將惰性、阻力降到最小化，讓公眾能夠化為內心的自愿、行為的自覺，需要更多的政策配合。

　　例如，可通過市場公平競爭和政府采購政策，來進一步支持和鼓勵有良好技術研發力量、生產能力的企業發展，擇優支持開展環保可回收垃圾袋產品的產業化生產。

　　事實上，從全球生態環保的趨勢來看，全面實施“禁塑令”是不得不做的事情，上海有責任先行一步、作出示范。例如，是不是可以探索更加環保的廚余垃圾運載地下管道化？

　　第二，以提高全社會回收效率為目標，促進垃圾處置源頭減量化。

　　垃圾分類就是為了將廢棄物分流處理，利用現有的生產制造能力，回收利用可回收品，包括物質利用和能量利用。比如，發展垃圾發電產業，真正讓垃圾變廢為寶，進而惠及百姓生活。

　　通過回收的多元性、回收時間和管理上的有效協同，以及在不同社區、里弄、公共場所因地制宜設置大小結合的各類投放點，根據人流的疏密情況，形成集中與分散投放的協同與配合。

　　在投放時間上，在實施規范化管理運作的同時，應留有一定靈活性，以方便公眾隨機投放。甚至，可否把有正常勞動能力的拾荒者加以培訓，收編為專職定點的回收員？讓其規范獲利的同時，肩負起一定的管理職責。

　　總之，通過形成社會合力，有助于以較小的社會管理成本來提高資源的回收率。在這方面，廣州市經過數年的探索和經歷，充分發揮社會回收力量，使原先由四類投放桶演變成兩類桶，減去了可回收利用桶。相關成功經驗值得我們學習、借鑒。

　　第三，以管住有害垃圾回收為目標，推動統一監管的法治化。

　　在投放、收集、運輸、處理一系列環節上，有害垃圾的分類收集是一個短板，也是一大難點。很多有害垃圾雖然量小，但專業性強、品種雜，涵蓋家電零部件、電池、藥品、裝潢化工材料等。對此，有必要借鑒國際成熟經驗，堅持貫徹落實誰制造、誰銷售、誰回收的原則。實踐證明，這是一個最為經濟、可靠的做法。

　　同時，上海應該結合市情，積極探索對有害垃圾的分類專口收集的多元回收責任制；實施嚴格的法律監管、部門督查獎懲機制，使有害垃圾哪里來就回哪里去；無主的交由政府指定的專門回收機構；投放者送對了有獎、送錯了受罰，故意送錯可視情節嚴重情況依法予以處置。

　　為此，需要進一步補充完善相應監管法規，不斷壯大有害垃圾職業化回收監管力量，加強市容衛生管理部門和城管機構的專門協調監督功能，以此來加快構建規范、有序、高效的有害垃圾分類回收機制和體系。

　　垃圾分類在推進伊始，遇到困難和各種不適應實屬正常。習慣的養成需要久久為功，只要我們方向正確、把握重點，充分發動依靠公眾力量，依靠相應的公共政策和專門的法律法規，善治加善導，就一定能當好領頭雁、引領新時尚。

　�。ㄗ髡邽槊襁M上海市委科技經濟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