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孤立主義視角解析英國脫歐

英國自2016年6月公投決定脫歐后，三年來其進程一直波折不斷，舉步維艱。近期，歐盟各國首腦再度召開緊急峰會，同意將英國脫歐時間由先前約定的3月29日延至10月31日。此舉重新激起了英國國內對“二次公投”和取消脫歐的強烈呼聲，也讓英國脫歐局勢變得愈加撲朔迷離。自都鐸王朝以來，孤立主義一直是英國外交政策的一條主線，時隱時現地發生著作用。在這樣一個原則下，英國對歐政策更多是為迎合國家利益的一種無奈之舉。從歷史來看，英國從不認為自己屬于歐洲，這也決定了它不會真正從屬于歐盟。

孤立主義在英國

都鐸王朝是英國民族國家的形成時期。在亨利七世、亨利八世和伊麗莎白一世三代君主的統治下，英國的民族國家鑄造成熟。孤立主義外交思想在民族國家的框架內獲得發展，成為英國外交的傳統思想。其主要表現包括：在歐洲事務上，只要不涉及英國的根本利益，就盡量脫身世外，不卷入歐洲紛爭，主要通過和平外交的方式保持歐洲均勢；倘若歐洲出現了一個強國并威脅到英國安全，則聯合其他國家打擊這個最強者；保護海外殖民地，在全球謀取最大經貿利益。19世紀后期，“光榮（輝）孤立”的概念被提出并發揚光大。迪斯雷利、格拉斯頓和索爾茲伯里三位首相都是這一政策的有力推行者。在此期間，英帝國的擴張到達巔峰，英國與歐洲列強之間的矛盾或合作，基本圍繞帝國擴張和帝國安全展開。在對歐關系上力求合作但避免同盟，既想從歐洲大陸獲得利益，又不愿承擔同盟責任，已成為英國處理歐洲大陸事務的基本立場。

19世紀英國的強大具有與生俱來的脆弱性，它必須依靠外部的資源來支撐自己的強大。因此，英國所奉行的孤立主義決不意味著不結盟與不合作，比如在克里米亞戰爭中聯合法國、土耳其對抗俄國；建立四國聯盟處理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憲政危機；在1902年組建英日同盟等。正是這種結合不干涉主義、殖民主義與霸權主義的“孤立主義”，讓英國站上了世界權力的頂端。20世紀二三十年代，英國的綏靖政策實質上也是孤立主義外交政策的延續，通過和平與妥協的方式，使自己免于陷入歐洲及其他地區的戰火。二戰后的歐洲列強都已淪為二等國家，世界需要一個更加團結的歐洲。英國雖有實力擔當歐洲聯合的領導者，可它卻選擇了置身事外，轉而加入美國的“北約”以保護英聯邦貿易。正如丘吉爾所言，“我們是和歐洲在一起 （with），而不是屬于它（of）。我們與它利害與共，但并不被它所吸納”。所以當法國、德國設計歐共體來振興本國經濟的時候，英國采取了抵觸和阻撓的態度。隨著英國實力的進一步衰弱，其與英聯邦及美國的關系也變得越來越脆弱，英國意識到必須打破“三環外交”的幻想，重新將注意力放回歐洲。1973年，英國不得不加入歐共體，但這并不意味著孤立主義的結束。

英國對歐洲大陸缺少認同感

在歐洲一體化進程中，英國一直與歐洲保持著若即若離的狀態。英國一邊從未放棄保持歐洲均勢的努力，試圖重新獲取歐洲事務的領導權與支配權；另一邊，英國政界和民眾仍懷有強烈的疑歐情緒，對英國加入歐共體的前景憂慮重重。僅在加入歐共體2年后，哈羅德·威爾遜領導的工黨政府就留歐問題舉行了歷史上第一次全民公投。投票率為64%，其中67.2%的民眾選擇留下。此時英國與歐共體的利益糾葛尚未完全暴露，反歐派卻已將英國的經濟衰退歸咎于歐洲的聯合。提醒英國不要為了歐洲的理想而犧牲自己的民族國家利益，這對于英國未來的發展將是災難性的。所以即便成為了歐共體的一員，英國也未全力投入歐洲事務，反而強調民族國家的獨立自主，拒絕加入《申根協定》和歐元區，反對歐洲防務一體化，并在涉及內政、司法、人權、社會事務等方面享有例外權。在處理國際事務上，英國還一再標榜“英美特殊關系”，包括支持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可見，英國似乎總在表明自己雖然身在歐盟，但又不愿與其為伍。這可以說是孤立主義外交傳統的另一種表現形態。

英國獨特的國家特性決定了它的行動。法國經歷的是充滿暴力流血革命的跳躍式發展。德國則崇尚舊制度的安排，抗拒著周邊的傳統。英國的漸進式發展道路和制度安排有別于其他歐陸國家的運作模式，以至于其從本源上缺少對歐洲大陸的認同感和歸屬感，也不可能像法國、德國那樣對歐洲聯合保持持久的信念與責任感。從不列顛群島的東半部到世界頭號殖民帝國，英國有過任何一個歐陸國家都無法企及的輝煌成就。由此而生的優越感已經深嵌在英國人的腦海里，也使他們時刻保持著處理歐洲事務的傳統風格。所以在面對歐共體這個新生事物時，英國顯得謹慎且保守。英國的所作所為，包括強調政府間合作而非國家間聯合、盡可能避免承擔新義務、最大限度地保持英國的自由選擇權等，在維護本國利益的同時，也增加了歐盟內部的矛盾與隔閡。時隔41年，卡梅倫領導的保守黨政府再次舉行脫歐公投。面對身陷難民、歐債、恐襲等多重危機的歐盟，英國選擇了離開。脫歐行動的背后仍是英國孤立主義外交傳統的涌動。

放棄孤立與回歸自我難抉擇

英國曾是輝煌百年的“日不落帝國”，它從不認為自己屬于歐洲，也不希望出現一個能與之相抗衡的強大的歐洲；但歐洲大陸又是它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與戰友。在這樣尷尬的處境中，英國一次次變換著孤立主義的面孔。當歐洲一體化進程符合其國家利益時，英國是一個積極的推動者；反之其又會變成一個旁觀者甚至阻撓者。英國脫歐到底是喜是憂，定論為時尚早。一方面，脫歐的不確定性已經給英國帶來了可見的負面效應。政府威信受損、民意的撕裂、經濟增長放緩以及跨國企業的“出逃”等，脫歐從最初的政治事件正演變為一場社會危機。倫敦作為全球金融中心也受到沖擊。英國必須重新定位它的國際角色。另一方面，脫歐可能帶給英國更多的發展空間。擺脫了歐盟繁復的規章制度，不斷涌入的難民、移民，歐洲的單一市場和對歐洲經濟的援助義務，英國可以決定想要什么和不想要什么，可以更加自由開放地接近新興市場，比如與“盎格魯文化圈”和英聯邦國家簽訂更多的貿易協議，重塑自己的金融角色。歐盟則喪失了一位頗具實力的重要貢獻者，其國際影響力可能被削弱，歐盟的生存危機將會加重。但從另一角度來看，也許有助于法國、德國推動歐盟更深層次的一體化改革。

英國再次走到命運的十字路口。究竟怎么往前走，取決于英國如何離開，以及與世界其他國家，包括中國在內的未來合作。英國與生俱來的孤立主義或許將伴隨始終。英國在歷史上所取得的挑戰傳統的創新成就，《大憲章》、光榮革命、工業革命等，也讓我們有理由相信，如果脫歐是一次失敗的選擇，它也許會引入另一個勝利的開端：比如促使英國收斂雄心重新認識自己的角色；幫助英國民眾找回在歐洲一體化及全球化進程中失去的安全感。無論如何，英國可以離開歐盟，但它離不開歐洲，更離不開世界。未來英國將如何抉擇，我們拭目以待。

（作者單位：南京師范大學社會發展學院；南京大學歷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