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春風，中國學術百廢待興，儲存多年的中國學者的能量得到發揮，中國敦煌學也揚帆起航。北京大學、武漢大學、杭州大學、蘭州大學等高等院校，開設了敦煌吐魯番文書研究的課程，恢復科研的同時，著力培養新生力量。作為專業從事敦煌研究的敦煌文物研究所，改制擴大為敦煌研究院，增補許多新的研究人員。與此同時，《敦煌研究》《敦煌學輯刊》《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敦煌吐魯番文書初探》等專刊或專集推動敦煌學重新起步。1983年成立的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成為組織推動敦煌學的重要力量。從事敦煌學研究的中國學者，以奮起直追、奪回敦煌學研究中心為己任，夜以繼日，焚膏繼晷，迸發出極大能量。

　　敦煌學研究的對象主要是敦煌石窟、敦煌藏經洞和莫高窟北區出土文獻、敦煌漢簡等考古文物，資料的整理和公布是敦煌學者首先面對的問題。

　　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的科研人員，從80年代初中日學者共同編撰《中國石窟·敦煌莫高窟》《中國石窟·安西榆林窟》以來，陸續編撰出版《敦煌莫高窟供養人題記》《敦煌石窟內容總錄》，為研究敦煌石窟提供指南。90年代編纂多卷本《敦煌石窟藝術》，將莫高、榆林窟的重要石窟，以一個窟為單位做了全面解說，輔以清晰圖版出版刊行。進入21世紀，又集體編撰《敦煌石窟全集》26卷，對敦煌石窟做了分類整理，包括尊像圖、經變圖、故事畫，以及建筑、民俗、交通、音樂、舞蹈、動物、科技、圖案等，首次發表大量敦煌壁畫、雕塑的細部圖像。此外，敦煌研究院用考古學方法，徹底清理了北區石窟，出版三卷本《敦煌莫高窟北區石窟》，為學界提供了新的文物和文獻資料。

　　在海內外所藏敦煌藏經洞出土文獻方面，先是70年代末北京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通過交換獲得法國國立圖書館藏敦煌寫卷的縮微膠卷，加上此前已有的大部分英國圖書館和北京圖書館的縮微膠卷，使得敦煌學者可資利用，產生了像唐耕耦《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跡釋錄》5卷本這樣大型的錄文集。80年代以來，中國學者遍訪歐美、日本所藏敦煌文獻，并與國外同行建立友好合作關系，催生出90年代以來敦煌文獻大型圖錄的誕生。在出版界和敦煌學界的共同努力下，從《英藏敦煌文獻》開始，陸續出版《俄藏敦煌文獻》《法藏敦煌西域文獻》《上海博物館藏敦煌吐魯番文獻》《北京大學藏敦煌文獻》《天津藝術博物館藏敦煌文獻》《甘肅藏敦煌文獻》《浙藏敦煌文獻》《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等，為學者提供大量拍自原件的清晰照片，這些圖錄是以敦煌文獻為基礎從事各項研究的最可靠依據。

　　因為敦煌寫本有如明清時期的檔案和稿抄本，所以文獻的整理工作往往和各門類研究工作并行，甚至需先行一步。中國學者此前由于接觸不到原件，也沒有經費出國調查原始文書，所以在錄文方面難有作為。改革開放徹底改變了這種狀況，擁有母語優勢的中國學者，自然成為敦煌文獻整理的最佳人選，涌現出一大批整理校錄敦煌文獻的優秀成果，如項楚《王梵志詩校注》《敦煌變文選注》、寧可與郝春文《敦煌社邑文書輯校》、沙知《敦煌契約文書輯校》、馬繼興等《敦煌醫藥文獻輯校》、趙和平《敦煌寫本書儀研究》《敦煌表狀箋啟書儀輯校》、鄧文寬《敦煌天文歷法文獻輯校》、李正宇《古本敦煌鄉土志八種箋證》、張涌泉與黃征《敦煌變文校錄》、黃征與吳偉《敦煌愿文集》、李方《敦煌論語集解校證》、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等，其中項楚的著作不僅有精準的校勘，還有注釋，極為難得；沙知的契約錄文，幾乎每件都核對過原件，最可信賴；李正宇著作結合實地踏查，有許多面壁輿地學家做不出的成果；徐俊則采用尊重寫本原卷的方式，按卷子為單位整理詩集。迄今為止，隨著高清敦煌寫本照片陸續發表，整理校錄文獻的工作仍不斷有新的成果，其中按號校錄的郝春文主編《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和按分類校錄的張涌泉主編《敦煌經部文獻合集》，是最具規模的成果。在這方面，可以說中國學者遙遙領先，無可爭議。

　　敦煌文獻的整理推動了敦煌學各方面研究，成果層出不窮。在歷史學方面，學者們利用敦煌文書，有對唐五代宋初敦煌寺院經濟、寺戶制度、僧尼生活的深入探討，有對吐蕃統治敦煌、歸義軍政治史和經濟史的還原式研究，有對敦煌的城鎮分布、交通道路、水渠管理等歷史地理的細致探索，還有對唐朝制度、文書格式、信息溝通的精細分析。在語言文學方面，有對唐五代宋初西北方音、俗語、俗字的集大成解析，有對敦煌雅文學如《文選》及唐人詩文的整理研究，也有對敦煌變文、講經文、詞文等各種俗文學作品的總體考察，還有對敦煌出土的藏語、于闐語、回鶻語文獻的語言學研究和翻譯整理。在宗教學方面，有對敦煌寫本佛教經錄的整理，有對敦煌禪宗典籍的校錄和考釋，有對敦煌藏佛典、特別是疑偽經的佛教學或社會學的分析，有對敦煌道教典籍的綜合整理及與《道藏》本的對比考校，有敦煌各類占卜書的提要和結合社會史的解析，有對敦煌發現的摩尼教、景教文獻與兩種宗教傳播史的新探索，還有利用敦煌文書對祆教在中國流傳的進一步闡述。在科技史方面，有對敦煌天文歷法寫卷和印本的全面整理，對于敦煌“具注歷”的一些原理做了分析，特別是醫理著作和本草方書得到了反復整理和解說，其他如紙張、印刷術等方面，也有新的進步。由于敦煌文獻包含三教九流，利用敦煌文獻的研究著作也包羅萬象，這里不可能一一提及。可以說在以漢文文獻為依據的研究領域，中國學者已經處在國際敦煌學的前列，而在各種民族語言文獻方面，或者在宗教研究方面，則與國外同行各有千秋，成果交相輝映。

　　對于中國學者來說，敦煌石窟近水樓臺，在石窟考古和壁畫美術史研究方面，必然作出應有貢獻。宿白倡導的用考古學方法研究佛教石窟，在敦煌石窟研究中率先推出成果，除了他本人的《中國石窟寺研究》，還有馬世長《中國佛教石窟考古文集》，以及敦煌研究院編，樊錦詩、蔡偉堂、黃文昆執筆的《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報告》。對于石窟壁畫內容的研究，則有敦煌研究院的各位學者對尊像圖、本生故事畫、佛傳故事畫、經變畫、佛教史跡畫、瑞像圖及各種圖案的細致研究，遠遠超出日本學者《敦煌畫之研究》的范圍。同時，敦煌石窟也對國內外學者開放，因此產生一大批以敦煌石窟壁畫為主題的學術著作。應特別提到的是，敦煌石窟的技術保護也是敦煌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敦煌研究院的重要貢獻。

　　在敦煌學研究領域，改革開放后還有一項重大發現，就是敦煌懸泉漢簡的發現。考古工作者在這處漢代驛傳遺址中，發現了兩萬多枚有字的簡牘，年代從漢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到東漢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學者們就其中漢代中央到地方的各種文書、簿籍以及信札、日書、歷譜、醫方等，特別是有關驛站管理、使者過所和乘傳、招待往來西域各國客使的賬簿做了仔細的研究，對漢代歷史和絲綢之路研究作出獨到貢獻。這批材料的最終公布，必將帶動敦煌學有關漢代和絲綢之路研究的深化。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學者鉚足勁與國際同行爭高低，因此有關研究論著往往越精深越好，而有關敦煌的普及通識著作比較匱乏。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曾組織學者編寫《敦煌學大辭典》，但其辭書性質不便于閱讀，作為高校教材的《敦煌學十八講》卻吸引了許多讀者。為此，學會又組織中青年學者，編寫了一套《敦煌講座書系》，包括敦煌歷史、地理、社會、考古、藝術、文學、文獻、宗教典籍、寫本學等方面，雅俗共賞，其影響力超過了日本上世紀80—90年代編纂的《講座敦煌》。

　　回顧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敦煌學，可以說成績輝煌，同時也有需反思之處，那就是過多地依賴材料，在追索新材料的同時，忘記思考新問題。事實上，在相關的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有許多新學科、新理論、新視角、新問題，如胡語與漢語文獻的不同記載和民族認同，各種宗教匯聚一地與地方社會的關系，婦女與性別視角下的敦煌社會，大量寫本醫書反映的醫療社會，敦煌寫本和敦煌石窟如何表現絲綢之路，等等。在今天學術界關注的社會史、醫療史、性別史、書籍史、絲綢之路學方面，敦煌學應當為這些跨學科研究作出更大貢獻。

　　 （作者：榮新江，系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暨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