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變文與河西寶卷

　　敦煌變文是中國講唱文學的濫觴，其后進一步衍生出鼓子詞、諸宮調、詞話、寶卷等。中國的講唱文學一直流傳于民間，無論是口傳心授還是以書面形式流傳，其創作與傳承都具有程式化的特征，這一特征可以依據“口頭程式理論”進行分析。

　　“口頭程式理論”，又稱“帕里-洛德理論”，是二十世紀美國民俗學的重要理論流派之一，它的核心是程式（formula）、主題或典型場景（theme or typical scene）以及故事范型或故事類型（story-pattern or tale-type），三者構成了口頭程式理論體系的基本框架。“口頭程式理論”現已廣泛運用于我國的民俗學等研究領域。朝戈金先生認為程式的功能是口頭傳統的基本法則，程式的基本屬性就是重復，沒有重復就沒有程式。

　　講唱文學的典型形式是散韻相間、說唱結合，表演時說一段，唱一段，然后再說一段，唱一段，循環往復，直到結束。我們把一段散說與一段演唱的組合稱為一個說唱結構，一個完整的講唱文學故事就是若干個說唱結構的反復組合，因此，講唱文學的說唱結構具有程式的屬性，可稱之為說唱結構程式。

　　縱觀講唱文學的說唱結構，它經歷了從簡單到復雜，再從復雜回到簡單的過程，這一演變在敦煌變文與河西寶卷中得到了很好的體現。

　　敦煌變文的說唱結構程式

　　敦煌變文是中國講唱文學成熟的標志。車振華《清代說唱文學創作研究》認為：“變文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價值在于，它以具體的文學文本說明有說有唱、交替使用散文和韻文描述故事的敘事文學的文體——說唱文學——的正式形成。”

　　敦煌變文有“說”“唱”和“說唱”三大類，項楚先生在《敦煌變文選注》（增訂本）“前言”中說：“（敦煌變文）有的是純韻文，有的是純散文，有的則是韻散合用。”張鴻勛先生在《敦煌講唱文學韻例初探》中說：“（敦煌講唱文學）體制多樣，既有說唱兼行的變文、講經文，又有只唱不說的詞文，或只說不唱的話本，還有介于說唱之間韻誦體的故事賦等等。”敦煌變文中的“說唱”類占了大多數。張鴻勛《敦煌講唱伎藝搬演考略——唐代講唱文學論叢之一》說：“敦煌講唱伎藝，基本上是歌唱和表白輪流相間表演。”本文的論述只涉及敦煌變文中的“說唱”類。

　　敦煌變文的說唱結構比較簡單，其散文和韻文的句式與句數也是程式化的，散文以四六對句為主，韻文以七言為主，雜以“三、三、七”句法或五言、六言。

　　敦煌變文《雙恩記》（參見項楚的《敦煌變文選注》［增訂本］）中的一個說唱結構，其中韻文以七言為主，間雜了一個“三、三、七”句式。如：“我今入海求珠寶，普向閻游濟孤老。大把憂煎與改移，廣將貧困令除掃。日不遙，人滿道，除（隨）分行裝便應到。特故朝參辭父王，愿王今去無憂惱……稍寬日月時通信，暫假恩情莫系懷。想得父王聞諎（者）語，大應不樂也唱將來。”

　　關于敦煌變文說唱結構程式中的韻文，學者們多有論述。鄭振鐸的《中國俗文學史》認為變文的韻文全以七言為主而間雜以三言，僅有少數雜以五言或六言。周紹良先生在《敦煌變文匯錄·敘》中認為變文的韻文大致可以分為長偈、短偈兩種。短偈一般是七言八句，近于七律之體。長偈的上章，一律為七言，或間或用“三、三、七”句法，或疊用“三、三、七”句法。長偈的下章，句法與上章相同。張鴻勛、王重民等先生對敦煌變文韻文的句式也有論述。

　　敦煌變文的散韻相間、說唱結合體制及其說唱結構程式對宋元以來的諸宮調、寶卷等講唱文學的形成發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張鴻勛認為：“變文散韻組合、說唱兼行演述故事的體制，影響到宋元以后詩贊系、樂曲系講唱文學，如鼓子詞、諸宮調、詞話、寶卷等的形成和發展。”尤其是寶卷，它不但繼承了敦煌變文的說唱內容，而且還在說唱結構上創新發展，變得更加靈活多樣，深受民眾喜愛。

　　河西寶卷的說唱結構程式

　　寶卷產生于宋元時期，早期佛教寶卷如《目連救母出離地獄生天寶卷》等就沿襲了《銷釋金剛科儀》的說唱結構程式。明代產生的民間教派寶卷，其說唱結構程式在繼承佛教寶卷的基礎上又有所發展，在每個唱段的末尾（或開首）加唱“小曲”，主唱段除七言外，又大量使用十字句。

　　現存河西寶卷中，佛教寶卷的說唱結構沒有保存下來，民間教派寶卷的說唱結構在《敕封平天仙姑寶卷》與《護國佑民伏魔寶卷》中保存完整，其說唱結構的基本程式是：（1）小曲，（2）散說，（3）七言二句詩贊，（4）主唱段十字句，（5）四五言長短句，（6）五言四句詩贊。

　　寶卷研究大家車錫倫先生認為，河西寶卷是明末從內地傳入的，這從河西走廊宗教寶卷說唱結構程式的保存情況來看是有一定道理的。康熙以后，教派寶卷衰落，民間故事寶卷大量產生，說唱結構程式趨于簡化，簡化過程在河西寶卷中有清晰的軌跡可循。先是“小曲”的消亡，然后是“四五言長短句”的消失。

　　現存河西寶卷的說唱結構程式基本上揚棄了“小曲”和“四五言長短句”，同時“七言二句詩贊”和“五言四句詩贊”也可有可無，且句式和句數也不再有嚴格的限定，從而形成了河西走廊民間寶卷的三種說唱結構程式——四段式、三段式和兩段式。

　　四段式說唱結構程式為：（1）散說，（2）五七言詩贊，（3）主唱段十字句（偶或七字句），（4）五七言詩贊。

　　三段式說唱結構的基本程式為：（1）散說，（2）五七言詩贊，（3）主唱段十字句（偶或七字句）。

　　兩段式說唱結構的基本程式為：（1）散說，（2）主唱段十字句。

　　據尚麗新的研究，山西民間寶卷的說唱結構程式有三段式、兩段式兩種，據李豫的研究，山西介休寶卷的說唱結構程式以“散說+十字句”的兩段式為主。

　　講唱文學的說唱結構程式先后經歷了四個階段：敦煌變文的兩段式，佛教寶卷的五段式，民間教派寶卷的六段式以及民間寶卷的四段式、三段式和兩段式，這一演變過程基本上可以通過敦煌變文和河西寶卷勾勒出其清晰的脈絡。

　　 （作者：王明博，系河西學院文學院副教授；李貴生，系河西學院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