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自古以來形成了重視歷史、研究歷史的優良傳統。習近平總書記在《致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歷史研究院成立的賀信》中指出，“當代中國是歷史中國的延續和發展。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更加需要系統研究中國歷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類發展歷史規律，在對歷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來”。

長期以來，由于中國民族史學史研究資料的分散性、多樣性和復雜性，中國民族史學史研究大多局限于某一個民族、某一個階段或者某一個專題，缺乏一部系統、全面的專著，缺乏成熟的學科理論建構與系統的學科資料整理，影響了中國民族史學史的整體發展。史金波與關志國合著的《中國民族史學史綱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年8月版），試圖彌補這一缺憾，梳理了先秦以來各個歷史時期民族史學的形成發展歷程、主要著述成果與階段性特點，對中國民族史學史的未來發展提出了富有前瞻性的建議，也是青年民族史學者從事學術研究的入門教科書，是廣大史學史研究者、民族史研究者不可缺少的參考書。

彰顯該學科重要的政治意義

20世紀80年代，白壽彝等史學大家開始關注中國民族史學史研究，并進行了初步探索，開辟了中國民族史學史研究的新天地。此后關于中國民族史學史的研究成果逐漸增多。中國民族史學史應該如何定義？該著作了明確界定：中國民族史學史是研究中國民族史學形成和發展過程、各時期特點以及人們對它的認識、史學成果的社會影響的學問，著重研究民族歷史編纂學的發展史，探究歷史學家、政治家等對民族史學的評論，也包括對民族史學自身的反思、總結和前瞻。作者同時強調中國民族史學史是中國史學史的一個分支，是在整個中國史學大傳統下介紹民族史學的發展情況，同時也體現出作為專門史學史的個性。

書中闡述了中國民族史學史的主要功能。研究中國民族史學史可以更準確地認識、總結中國民族史研究，從而更有力地促進和發展中國民族史研究，為繁榮中國史學、維護祖國統一和中華民族的團結作出積極貢獻。這些論述不僅闡明了中國民族史學史的學術功能，而且賦予該學科重要的現實政治意義，豐富和深化了中國民族史學史的學科定位與學術價值。

按照古代、近代、現代三個歷史時段，該著系統梳理了中國民族史學基本發展脈絡。作者指出，中國歷史上的華夷觀及其相應的民族史研究范式，主要源于中原地區環境優越、農業文明相對發達的地理條件，同時受到政治觀念的影響。鴉片戰爭后，傳統華夷觀逐漸解體，民族史研究與撰述逐漸擺脫“華夷之辨”之下狹隘的大漢族主義，開始注意闡述中華民族的多元性發展歷程，構建民族國家的統一發展史。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民族史研究蓬勃發展，對民族史學科性質的認識不斷深化，出現了新的理論模式，如統一多民族國家認同、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中華民族凝聚力等理論，指導了民族史的撰述與研究。

作者認為從整個中國民族史學發展來看，在民族史觀上經歷了從“華夷有別”到民族平等、從“華夷一統”到“多元一體”的演變過程；民族史學的發展過程關系中國形成史的問題，中國民族史撰述的過程，也是“中國史”的形成過程；以中原王朝或華夏為中心對周邊民族歷史的記述，是中國古代民族史學的主流。此外，擁有一批用少數民族文字記載的民族歷史資料是中國民族史的重要特點。

作者深入辨析了“中國”“民族”“外國”概念的古今之別，強調在民族史學史敘述中應該按照史籍原來的記述模式來研究，盡量尊重著作原貌，而不是用現代觀念去割裂歷史文獻。

展示研究資料的豐富性

中國民族史學史研究資料內容豐富、形式多樣。歷代典籍如正史、雜史、別史、類書、政書、方略、地理志、方志、筆記、游記、民族圖冊等文獻資料都存有豐富的民族史研究資料，在各民族的民俗歌謠、神話傳說等口碑資料和碑刻、銘文等金石考古資料中也有重要的歷史敘述。這些資料有些比較集中，但大部分呈零星分散狀態。且中國民族史學史研究涉及時段縱貫古今，跨越數千年，相關資料的搜集整理費時費力，任務艱巨。作者充分運用多年的專業積累，廣泛搜集整理各種民族史學研究資料，其中既包括大量漢文文獻資料，也包括豐富的用少數民族文字書寫的歷史文獻。重點參考的漢文古籍文獻達120余種、今人民族史著作90余種，重點介紹的漢文古籍民族史著述70余種，廣泛涉及正史、雜史、類書、筆記、游記等各種文獻形式，為民族史研究者提供了一個可靠的資料清單，具有學科指南的重要作用，省去了研究者特別是初學者在汗牛充棟的民族史研究資料中茫然無序、不知所措的煩惱。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介紹了前人較少關注的《皇清職貢圖》、“苗圖”等民族圖冊，展示了中國民族史學的豐富性、多樣性和獨特性；收集了部分重要的與民族史學相關的古籍圖版與書影，使得讀者在閱讀中有幸一睹古籍風采。

突出民族歷史文獻的獨特性

中國歷史上不同時期均留下了用少數民族文字書寫的民族歷史文獻。它們往往是少數民族知識分子以本民族文字編纂的本民族歷史，同時也是本民族所在地域的區域史以及本民族與周邊民族的交往史，體現了中華民族文化的多姿多彩，具有珍貴的史料價值。然而，長期以來，由于受大漢族主義民族觀的影響，也由于不少歷史上的少數民族文字后來退出歷史舞臺，沒有傳承使用，因此成為“死文字”，整理和解讀存在較大難度，致使大量珍貴的少數民族文字記載的歷史文獻沒有得到充分重視，相關研究十分薄弱。

該著從第三章“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民族史學”開始，每章都集中敘述歷史上用少數民族文字書寫的歷史文獻狀況，介紹了包括彝文、佉盧文、于闐文、粟特文、突厥文、藏文、契丹文、西夏文、女真文、回鶻文、傣文、回鶻式蒙古文等17種少數民族文字書寫的民族歷史文獻，時間跨度從公元3世紀始至當代。同時，作者還對歷朝歷代少數民族文字書寫的重要歷史文獻進行了重點介紹，如西夏文《天盛律令》《番漢合時掌中珠》、回鶻文《福樂智慧》《真理的入門》、傣文《芒萊法典》《泐史》、回鶻式蒙古文《蒙古秘史》、藏文《紅史》《布頓佛教史》、彝文《彝族源流》《能素恒說》《西南彝志》、蒙古文《蒙古源流》、察合臺文《編年史》《安寧史》《伊米德史》、納西東巴文《創世紀》。

加強對周邊國家歷史研究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民族史學界通過討論與研究，逐漸確立了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對中國民族史學的指導作用，推動了“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理論和“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理論的形成和發展，創建并逐步壯大了民族史學科隊伍，發表、出版了大量民族史研究論著，少數民族文字歷史文獻的整理與研究也取得了重大突破。作者在深入了解當代中國民族史研究狀況基礎上，指出當前研究存在的問題：主要是在由各民族自治政府組織編纂的民族史中，或者由各少數民族主持編纂的本民族史中，出現了過于強調本民族自主發展的傾向，忽略各民族多元一體的發展主線；此外，漢文歷史文獻對某些地區的民族史記載較為籠統或者偏頗，造成了對同一史料的解讀出現歧義與矛盾，這一現象在南方民族史研究中尤為突出。

作者在書中還對中國民族史學史研究的未來提出了富有前瞻性的建議，即中國民族史學史研究應在堅持唯物史觀基礎上，注意研究中國民族史學的多元傳統，重視與民族史密切關聯的宗教問題，加強對周邊國家的民族歷史研究。作者還特別指出，在尊重歷史事實的前提下，應有現實政治的考慮，注意利用優良的歷史資源在研究中形成中國的話語體系，同時開辟中國民族史研究的新領域，注意民族史研究成果的普及工作。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