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要“加快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實現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教育大會上強調，“要深化辦學體制和教育管理改革，充分激發教育事業發展生機活力”。具體到高等教育領域，就是要在做好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的同時，高度重視現代大學治理體系建設，賦予高等教育轉型發展的新時代內涵。當前，我國高等教育領域的改革已步入攻堅克難的關鍵時期，高校理應在貫徹落實和主動策應政府層面“放管服”改革的基礎上，不斷深化高等教育綜合改革，著力構建現代大學治理體系，激發辦學活力，實現內涵式發展。

充分認識當前高等教育領域綜合改革的重要意義

2017年4月，教育部、中央編辦、發改委、財政部、人社部聯合印發的《關于深化高等教育領域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改革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意見》），體現了政府職能的積極轉變，對推動我國高等教育改革發展以及高校自身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這既符合中央關于深化行政體制改革、轉變政府職能的明確要求，也是深化高等教育綜合改革的重要舉措，尤其對國家和地方統籌推進“雙一流”建設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更有利于推動落實《高等教育法》規定的高校辦學自主權，必然對全面提升高等教育質量、激發高校的辦學活力產生巨大的推動作用。

一是強化了政府高等教育政策的供給側改革。在《意見》印發后，多個省份先后出臺配套文件，分別從學科專業、科技創新、崗位管理、教育投入、條件保障等方面提出了落實和擴大高校辦學自主權、支持加快高校發展的政策和措施。最引人關注的是改革了高校職稱評聘辦法，不少省份直接向本科院校下放了教授、副教授學科評議權（一些省份對高職院校也逐步放開了評審權）。同時，在學位授權審核機制方面，一些省份也直接將學士學位專業的設置調整權限下放，高校只需將結果報省學位委員會備案，這進一步激發了高校辦學的活力和動力。各地配合《意見》出臺的系列文件，進一步強化了高等教育領域的職能轉變和簡政放權。

二是真正賦予了高校相對獨立的辦學自主權。在省級政府強有力的政策供給條件下，一系列配套措施的落地賦予了高校更為充分的辦學自主權。學校辦學自主權的落實，關鍵是要完善學校內部治理結構，核心是大學章程建設。大學章程的制定，有力推進了現代大學制度建設。目前，全國范圍內的大學章程建設正穩步推進， “依法辦學、自主管理、民主監督、社會參與”的現代學校制度已基本形成。高等學校正以大學章程的制定和頒布為契機，不斷完善“黨委領導、校長負責、教授治學、民主管理、依法治校”的現代大學治理結構，加快構建科學、高效、管用的現代大學制度體系。

三是有效加強了對高校辦學行為的監管。通過《意見》和地方配套政策的實施，各級政府取消或下放了大量高等教育領域的行政審批事項。同時，政策聯動也有效避免了“一放了之、一放就亂”現象的發生。比如，在規范辦學方面嚴格控制高校新增基建項目，如高校中外合作辦學的設立、取消、分立和項目的確定等辦學行為，同時進一步規范和加強省屬高校國有資產管理，強化了國有資產的配置、使用和處置。部分省份的配套政策中，還重點在高校辦學條件、辦學質量、辦學績效、辦學信息監測和評價等方面做出了更為細化的標準要求。目前，地方政府對屬學校行使的審批權，該取消的取消，該下放的下放，僅保留了少數項目的審核與審批，基本實現了放管結合。事實上，正是這些“放管服”的有力舉措，有力地調動了各類高校依法辦學的主動性和積極性，促進了高等教育領域“放管服”效果的整體提升。

精準構建新時代深化高等教育綜合改革的著力點

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教育大會上指出，要“深化教育體制改革，健全立德樹人落實機制，扭轉不科學的教育評價導向，堅決克服唯分數、唯升學、唯文憑、唯論文、唯帽子的頑瘴痼疾，從根本上解決教育評價指揮棒問題”。目前，國家和地方層面都在深入推進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但在管理方式的精細化、科學化方面尚有一定的提升空間，特別是地方政府可以進一步深化、優化和細化高等教育領域內的簡政放權。

首先要鼓勵地方政府與高校結合實際改革創新。《意見》作為國家宏觀層面的綱領性文件，對地方政府制定配套的簡政放權政策固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但仍然需要地方政府與高校之間協同聯動、因地制宜地根據《意見》精神，對綜合改革中的“放管服”項目與任務進行細化，重點是提出具體的落實辦法。下一步，隨著中央把更多的辦學和管學權限下放給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和高校的重點應該落在加快實現上下政策的聯動協同，努力構建出“中央宏觀調控、省級統籌管理、高校自主辦學”的“政校分開，管、辦、評分離”的高等教育管理體制機制。同時，從事高等教育評價的第三方評價機構要有權威性，應該遵循“管辦評”相對分離的原則，不斷提高評估監測質量水平，服務于中國特色、世界一流的學科和高校的建設。地方政府應通過事中事后監管，不斷健全完善教育評估監測結果發布的相關制度，保證第三方評價的科學性、公正性，避免高校的辦學目標和任務走偏。在積極推動第三方評價的同時，依托高等教育主管部門的大數據，加快整合構建出多元融通的質量評價監控體系。

其次是繼續推進高等教育領域簡政放權。一是要繼續簡化各類核準手續，提高審批效率。例如，可以參照行政審批“一站式服務”的成功經驗，在尊重高校自主辦學管理自主權的基礎上由政府部門確定審批主體，讓高校在政策允許的范圍內自主安排。又如，可以將高校利用自有資金、不申請政府投資的項目或采購審批等采用備案制，簡化辦事流程。二是要推動學校、學科和專業的動態評價，營造高校良性競爭制度環境。無論是“雙一流”建設或是正在實施的一流本科專業建設“雙萬計劃”，亦或是高等職業院校領域的“雙高計劃”，都是各類高校爭搶的“帽子”。教育主管部門應當遵循綜合評價、科學評價和動態評價的原則，多維度考察高校的辦學實績與辦學特色，切實發揮好制度評價與社會評價的雙重作用，引導高校不斷提升立德樹人效果，遵循科學的教育評價導向。

再次是確保高校對政府下放的權力接得住、用得好。政府從“放管服”的角度給高校進行了松綁減負，對于高校無疑是重大利好，但同時，政府的放權也給高校治理帶來了更大的挑戰。就高校自身而言，需要主動擔當和自我約束，需要從依法治校、制度建設、信息公開等多層面推進，避免亂作為。需要在制度層面激發廣大教學科研人員教書育人、干事創業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創造有利于高等教育發展的良好制度環境。因此，高校辦學自主權的下放需要相應的制度環境配套，但這需要高校和教育主管部門共同完成，還需要“上位法”給予更多的支撐與保障。

（作者系揚州大學黨委書記、江蘇省高等教育學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