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貧減貧的中外比較與啟示

　　在人類文明飛速發展、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的今天，貧困問題依然困擾著不少國家。新世紀伊始，189個國家便在聯合國首腦會議上簽署了《聯合國千年宣言》，正式承諾要將全球貧困水平在2015年之前降低一半（以1990年的水平為標準）。十幾年匆匆而過，一些國家依然飽受貧困困擾，而中國成為世界上減貧成就最為顯著的國家，也是率先完成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的國家。

　　中國的減貧實踐與西方過去所推行的減貧模式有何不同？中國的減貧經驗對國際社會能夠提供哪些有益的借鑒和啟示？這些都是值得認真思考的問題。

　　貧困不是新問題，而是與人類社會相伴而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國際社會普遍認識到，貧困絕不僅僅是經濟問題，而是事關人權、安全、和平的關鍵要素，因而擺脫貧困也被認為是國家對其人民所必須承擔的、無可推卸的基本責任。在全球層面，國際社會普遍認為，發達國家有責任為發展中國家減貧提供必要的物質援助和經驗參照。“減貧”由此同時成為“國家責任”與“國際責任”。

　　在實踐層面，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簡稱 UNDP）作為聯合國的下屬機構，自1965年成立以來便成為全球最大、最權威的多邊無償援助機構，為170多個合作國家提供知識、經驗和資源，幫助人們創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在理論層面，發展經濟學是20世紀40年代后期逐步形成的一門經濟學分支學科，主要研究經濟發展規律、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的相互關系以及以經濟發展為基礎的社會發展規律等，旨在幫助落后的農業國家或發展中國家實現工業化，從而擺脫貧困、走向富裕。

　　在早期的國際減貧實踐與發展經濟學理論的探索過程中，最開始人們通過直觀地觀察貧困問題而將其歸因于落后的產業結構。當時人們普遍認為，發達國家之所以能夠實現較高的勞動生產率水平，是因為他們有當時先進的資本密集型大工業。相比之下，以農業或自然資源產業為主的發展中國家，勞動生產率水平則比較低。而這種落后的產業結構又是由于發展中國家存在的諸多剛性結構所造成的，比如，一國歷史文化等因素造成的居民低儲蓄率，或因為對價格信號不敏感而導致的市場失靈等。沿著這條思路，人們得出推論：發展中國家要想徹底擺脫貧困，就必須依靠政府克服市場失靈，直接動員資源、配置資源，發展現代化大產業。

　　其實，這種發展模式在理論化之前便以不同的形式在世界上很多國家進行了實驗，包括“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蘇聯模式，以及二戰后在拉美、非洲、南亞國家所推廣的“進口替代”戰略等。這些都是主要通過政府的直接干預來集中人力、配置資源，發展本國的現代化先進產業，從而實現替代進口產品的目標。然而，數十年的實踐并沒有讓大多數這類國家發展起來、擺脫貧困。在這種發展戰略的實施初期，一些國家尚可實現5至10年的、由投資拉動的經濟快速增長；可一旦這些國家將先進的產業建立起來，整個國家卻往往陷入經濟發展的停滯，甚至危機頻發。

　　這一情況迫使人們在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反思，歷史的鐘擺仿佛滑向另一個極端，即從過去依賴政府實施減貧戰略直接轉向將政府干預視為產生貧困的源頭。這一觀點認為，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差距不斷拉大的原因是：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干預過多，使市場作用未能充分發揮。持這一觀點的人們以經驗數據來論證：發達國家政府干預較少，市場作用發揮較充分，而戰后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干預較多，所以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不斷拉大。在上述思路下，20世紀80年代末，反對政府干預的“華盛頓共識”逐步成為全球主流范式。在少數西方國家及國際組織的大力推動下，一場經濟革命在許多發展中國家上演。遺憾的是，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發展中國家的平均經濟增長率甚至要低于六七十年代，發生危機的頻率也更高，“華盛頓共識”并非靈丹妙藥，沒能幫助這些國家脫貧致富。

　　相比之下，中國通過改革開放和實施大規模扶貧開發，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的減貧道路，使7億多農村人口擺脫貧困，占全球減貧人口的70％以上，譜寫了人類反貧困史上的輝煌篇章。

　　中國的減貧實踐給世界以重要啟示：

　　一是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一切從實際情況出發，而不是對所謂的一些西方理念盲目跟從。我國的減貧實踐注重從自身的傳統和實際出發，把生存權作為最基本的人權。在實踐中，我國既沒有教條地執行“進口替代”戰略，也沒有跟在“華盛頓共識”后面亦步亦趨。對前者，我國反其道而行之，充分發揮比較優勢，發展規模小的、傳統的、技術并不先進但可以出口的服裝、制鞋、電子加工等勞動密集型產業積累資金，并在此基礎上不斷提升技術水平。對后者，政府在改革開放進程中不僅從未如“華盛頓共識”所期望的那樣“缺席”“退出”，反而發揮著不可或缺的關鍵作用。這都是從我國自身發展實際出發采取的恰當的政策措施。

　　二是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系。回顧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發展奇跡，一條重要經驗就是：既利用市場這只“無形之手”，有效發揮市場作用，同時又傾力打造積極有為的政府，用這只“有形之手”實時糾偏，彌補市場機制的不足。也就是說，我國既不一味依賴政府而排斥市場，也不盲目迷信市場而排斥政府，而是將兩者有機結合起來，從而產生了“1+1>2”的效果。

　　三是實施精準扶貧與精準脫貧。2013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湖南湘西考察時首次提出“精準扶貧”，強調扶貧要實事求是，因地制宜。要精準扶貧，切忌喊口號，也不要好高騖遠。

　　隨后，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創新機制扎實推進農村扶貧開發工作的意見》，并發出通知，要求各地區各部門結合實際認真貫徹執行。《建立精準扶貧工作機制實施方案》《扶貧開發建檔立卡工作方案》等接續出臺。一系列舉措將“精準扶貧”從戰略理念向頂層設計、總體布局和工作機制層層推進。

　　“精準扶貧”針對不同貧困區域環境、不同貧困農戶狀況，運用科學有效程序對扶貧對象實施精確識別、精確幫扶、精確管理的治貧方式，從而確保好鋼用在刀刃上，將資源投放到真正需要的人，效果自然彰顯。

　　截至2018年底，我國現行標準下的農村貧困人口減少85%以上，貧困村退出80%左右，貧困縣摘帽50%以上。中國的減貧實踐和經驗受到全世界的關注，也為世界減貧事業向縱深推進貢獻了中國智慧。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