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櫛風沐雨，70年砥礪前行。新中國成立以來，上海始終是國家戰略的有力承接者、實施者和推進者。

　　第一，中央始終高度重視上海的地位和作用，不斷賦予上海承擔國家戰略、參與國際競爭的重大使命和責任。

　　解放初期，中央尤為重視發揮上海的工業基礎優勢，希望經過產業結構調整來推動上海產業升級與城市功能轉變。同時，鼓勵上海加強對內地的支援，推動國家工業化進程。

　　1955年11月5日，毛澤東同志在視察上海港口時指出：“上海是我國的第一大港，又是一個國際港口，是一個有發展前途的港口，一定要把它管好。”1956年，毛澤東同志在《論十大關系》中進一步強調，要好好利用和發展沿海的工業老底子，使我們更有力量來發展和支持內地工業。

　　20世紀90年代以后，以浦東開發開放為契機，上海迅速從“后衛”走向了“前鋒”。鄧小平同志明確表示：“上海是我們的王牌，把上海搞起來是一條捷徑。”

　　2001年5月，國務院批復并原則同意《上海市城市總體規劃（1999年—2020年）》。自此，“四個中心”和現代化國際大都市建設成為中央對上海發展的目標定位。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要求上海繼續當好全國改革開放的排頭兵、創新發展的先行者，承擔起自貿試驗區和科創中心建設的兩大國家戰略。

　　第二，上海的發展始終得到中央關懷和國家支持。

　　新中國成立之初，以全國之力保障上海米、棉、煤的供應，確保城市正常運行。同時，將江蘇的10個縣劃入上海，標志著上海由單純行政區轉變為市區和郊區的聯合體，使市區有了較大的發展空間。

　　1969年，為解決原材料、燃料供應不足的問題，中央決定將鄰近上海的原材料基地交給上海自主開發。梅山鐵廠從該年5月動工，耗時兩年多完成主體工程。1972年，中央又決定在金山建立石化總廠，不僅解決了當時全國的“穿衣難”問題，而且給上海注入了先進的技術和產業項目。

　　改革開放之初，中央決定在上海寶山建立寶鋼，這是四個現代化重大戰略工程之一。浦東開發開放以后，中央賦予了許多新政策，“不特而特，特中有特，比特區還特”。

　　此后，中央又交給上海建立證券交易所、舉辦世界博覽會、建造洋山深水港、探索建立中國（上海）自貿試驗區、舉辦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等一系列政策和項目。

　　在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習近平總書記視察上海并發表重要講話，又交給上海新的三項重大任務，即增設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新片區、在上海證券交易所設立科創板并試點注冊制、實施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國家戰略。

　　第三，上海始終發揮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努力承接、實施和推動國家戰略。

　　上世紀50年代，上海充分利用工業潛力、合理發展工業生產，開展了衛星城和兩大基地建設，掀起了一次經濟建設的新高潮。伴隨這一進程，上海逐漸由輕紡工業為主的工業城市轉變為全國的重工業基地。

　　中央決定浦東開發開放后，上海抓住機遇、東西聯動，出現了“一年一個樣，三年大變樣”的喜人局面。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上海率先探索創新驅動、轉型發展，有力引領了新動能的轉換。

　　第四，堅持“一盤棋”，堅持在服務全國中發展自己。

　　“一五”期間，上海為全國建設輸送了大批物資、技術和人才。據不完全統計，截至1958年，上海輸送外地的勞動力超過150萬人；支援各地機床4萬多臺、棉布85億米、汽車外胎86萬條、膠鞋4億雙。

　　上世紀60年代，上海作為全國最大的工業基地和科學技術基地，成為支援三線建設的重點地區。1965年起，上海還承擔了在江西建設華東小三線的任務，安排軍工項目19個，投資2億元左右。

　　改革開放以來，上海不僅為蘇浙地區的鄉鎮企業提供了大量技術和人才支持，而且在中央的統一部署下，對口支援三峽庫區移民，對口援藏援疆，對口幫扶云南，對口支援青海果洛，對口支援貴州，在縮小地區差距和脫貧攻堅戰中發揮作用。

　　當前，上海發展中的人口、土地和環境等約束變得更緊，創新創業的動力、活力和能力還不強，民生保障、城市管理、公共安全等領域的短板顯現，各種潛在的風險和挑戰增多，一些長期積累的矛盾需要用大力氣化解，不少深層次的體制機制障礙亟待破除。決勝階段，考驗的是信心、責任和勇氣；破解難題，取決于智慧、能力和韌勁。我們要立足全國看上海，全力以赴落實中央交給上海的三項新的重大任務，持續辦好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在服務全國、輻射亞太、聯通世界中不斷提升城市能級和核心競爭力。

　　（作者為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當代史“創新團隊首席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