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認識中國古代科技資源價值

李約瑟難題較為準確的表述為，“為什么公元15世紀之前，在把人類自然知識應用于人的實際需要方面，中國文明比西方文明有效得多？為什么近代科學只在歐洲文明中發展，而未在中國（或印度）文明中成長？”自從科技史家李約瑟提出以來，這個難題便已經越出科技史學科的邊界，引得許多不同領域的學者紛紛嘗試做出邏輯自洽的解答。

從李約瑟難題到中國古代科技傳統

從目前研究成果看，地理稟賦論、官僚體制說、文化影響論、高水平均衡陷阱說、人口規模說、科舉制度說、生產力動因說、意識形態論、內在缺陷說等，莫衷一是，其特點表現為如下方面。1.出于對近代史的普遍認知：“落后就要挨打”，學者們多因中國近代的落后，從而開啟了“全面反省”模式。2.李約瑟難題實分兩步：一曰中國文明古代先進，二曰近代落后，在“全面反省”模式下，目前的各種解釋多集中在回答第二部分，而對第一部分有所忽略。3.關于李約瑟難題的解答，其原因應該是長時段、大視野、多維度的，而非單一的線性解。多數學者經過本專業的深入思考，在這一點上差可達成共識。

在全面反省模式下，李約瑟難題常被引申為“中國怎么了”，而中國古代科技資源與科技傳統，曾在以千年為計量單位的時間周期里傲視寰宇。如果我們完整地觀察李約瑟難題，而不是有選擇地忽略第一部分的話，則其模式似應從單純解答“中國怎么了”，轉變為解答“西方怎么了（15世紀前中國科技的領先）——中國怎么了（中國近代科技的落后）”。在這樣的完整問題模式下，那些只針對性解答中國緣何落后的結論，在解答第一部分中國緣何領先時，便頗顯力不從心或自相矛盾。若學者們現階段的答案只能解答李約瑟難題的第二部分，則代表著我們對于中國古代科技傳統的審視尚顯不足。

現代科技模式變遷的可能性

《工程演化論》指出，人類文明從原始文明、農耕文明、工業文明一路走來，正處于向生態文明、信息文明過渡的階段。無論是古代科技資源還是近代科技革命，都屬于助推文明演化的動力機制。那么，在人類文明形態進一步演化的時間節點上，我們或可從未來生態文明、信息文明的角度，對工業文明以來固有的西方科技模式進行探討與反思，即完美適合工業文明的西方科技模式是否仍然完美適合未來的生態文明、信息文明。并由此引發對中國古代科技資源價值的重要性與必要性的再認識。

1.生態文明視角

科學技術只有被“工程”所選擇，才能順利脫離實驗室范疇，從而嵌入人類社會這一復雜系統，所以某種意義上，工程的選擇是科技得以嵌入人類社會的通道。工程的選擇則源于工程的價值觀，而工程的傳統價值觀近年已發生天翻地覆的轉變。

工業文明下的工程觀是“征服自然、改造自然”，這基于西方“主—客”二分式的思維模式，將人與自然截然分別開來。近年來，隨著人類對自然不斷加深的認識、對生態不斷惡化的焦慮，由此延伸出對工程活動的深刻反思。源于西方從物質至上主義或人類中心主義出發，不加節制地將人（主觀）獨立于自然（客觀）之外或凌駕于自然之上，試圖“征服”自然的觀念，正在被修正。工業文明以來“把工程選擇、集成、建構好”的模式，正在向“選擇、集成、建構好的工程”轉化。這種價值觀的轉變，在一定意義上揭示了西方主客二分模式在不斷發展的過程中存在的某些弊端。

從“征服改造”向“適應和諧”的轉向，即是將人與自然截然分開向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轉向，亦屬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的轉向。細思其內涵，則表征著以求“知”為導向的主客二分模式，或有向以求“用”為導向的和諧共處模式轉變的可能。

2.信息文明視角

工業文明以來，固有科技模式或許同樣無法回避轉型的問題，轉型需要時間與實證方能成熟，目前這種科技模式的轉型已初露端倪。

比如，人工智能的發展，除了原有計算機學派外，亦已衍生出仿生學派與進化學派。尤其是進化學派，認為人工智能應像人類智能一樣通過逐步進化而實現，而不是通過原有的“知識與推理”模式。這樣從制造向進化的轉變，已經反映出理念上科技與人相“合”而不是必須主客二“分”的趨勢。

再比如，基礎學科數學的發展，在西方科技模式下，數學“公理化”是主流，而中國古代數學自《九章算術》以來，走的是“算法化”的路徑（此亦是因為與西方不同而大受批判的緣由），大體而言，前者重規律，后者重實用。然而信息、數字時代的到來，計算機的應用重新要求數學規律算法化，如將幾何問題代數化、科學定理數字化。不同于西方的中國傳統數學模式出現新的機遇，重算法的模式在信息時代反而具有一定優勢，或者亦能反映出現代科技模式有所轉變的某種萌芽。

中國古代科技資源價值再認識的意義

學界對中國古代科技傳統進行反思與批判，一直占據主流語境，然而批判并不是目的，進步才是目的。“我們為什么差”模式下的批判，固然“去其糟粕”，也相應地不免對“取其精華”有所忽略。關于李約瑟難題的現代解答，若能夠實現對中國古代科技資源價值的再認識，或可使得問題研究模式從單純的“批判”走向真正的“批判、繼承”。

在一味強調中國思想、制度等抑制了科技發展的全面反省模式下，諸如：不以求“知”而以求“用”為導向的科技發展；不以主客二“分”，而追求天人相“合”的思維結構；過于關注倫理思想，而忽視自然哲學的研究認定，等等。如果從大歷史、長時段的角度看，在西方文明不斷興起、消亡乃至更替，而中華文明從未斷絕的背景下，這些表現出中國與西方明顯不同的傳統特質，在總體上是否有利于文明的存續？與此同時，在以百年為單位計量的視野下，那種一味追索“我們為什么差”的解釋模式，如果擴展到以千年為計量的視野，未必一定不能轉換成“我們為什么能一直存在”。這些，或許都需要更進一步的研究探索與深度解析。

中華民族在歷史的長河中頑強生存和不斷發展，古代與現代一脈相承，民族的精神特質是否一定是批判和反省的模式便值得商榷。我們對中國古代科技價值的原有認識，在新時代便有重新加以估量的契機。科技史家薩頓曾發出“科學必須人性化”的呼聲，以及“單靠科學，即使我們的科學比現在再發達一百倍，我們也并不能生活得更美好”，科學與人性相加，已然表征著天人相“合”的模式而非主客二“分”的模式；愛因斯坦在加州理工學院的演講中稱“只懂科學是不夠的，關心人的本身，應當始終成為一切技術上奮斗的主要目標”。說到關心人本身，中國傳統的倫理思想即便只從科技角度而言，亦有重新審視的必要。甚至李約瑟自己也曾做出過這樣的總結：“只有在中國、日本以及整個東南亞都能看到的倫理思想才是能夠糾正西方社會中偏重科學觀點的惟一法寶”。

因此，隨著文明的進展、時代的變遷、科技自身發展的新趨勢、研究視野的再次擴大，在人類文明更長時段的考量下，或者我們應認識到，李約瑟難題已成為一個比曾經認為的更為復雜、多維的問題域。而在這個被不斷拓展的問題域中，不但原有的評判不足以解釋全部，甚至原有的評判標準亦發生若干新變化。而在過去一味反省模式下的種種解答，或許也應拓展新的視野與做出新的補充與完善，甚至全面反省的模式本身，也應進行某種反省。那么，我們對中國古代科技資源、科技傳統的原有認識便顯露出不足與局限，已有亟待重新梳理的必要。因此，對中國古代科技資源現代價值的再認識便理應提上新時代的議事日程，并且顯然需要更進一步的提升與厘清，以便真正給予當代回應。

（作者單位：沈陽建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中央民族大學信息工程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