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學傳統及向法學的知識轉型

歷史上中國社會的治理主要不是靠法治，而是靠禮治，形成“禮制為體，法制為用，出禮入刑，禮法結合”的獨特文明秩序。但是，不能忽視法典在秩序維系中的重要作用，誠如陳寅恪先生所言，“夫政治社會一切公私行動，莫不與法典相關，而法典為儒家學說具體之實現。故二千年來華夏民族所受儒家學說之影響，最深最巨者，實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所以，法典實際上是網絡公私行為，建構中國文明秩序的樞紐。

律學是中國古代關于法典律令的學問，其內涵和外延，學界尚無統一認識。有學者認為律學是中國古代特有的一門學問，是古代法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有學者認為律學就是中國古代的法學。筆者認為，從內涵上說，律學可有狹義與廣義之分。狹義的律學主要是法律的解釋、注釋、整理等解釋學方面，是一項專門工作，可以稱之為律令解釋學。廣義的律學則指一切與法律相關的學問的總稱，包括對一般法律問題的看法、對律令的解釋和注釋、官吏審理案件時的注解和論證技術等；廣義上的律學存在于官方和民間，無論是官方認可的解釋法律的活動，還是民間對律文、案件處理的看法，都可以包括在內，它的主體涉及士和士大夫兩個知識人群體。

追根溯源，律學肇始于春秋時期，其時有鑄刑鼎、鑄刑書之事。其后稱“法”，“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法家提倡以法治理；管仲、商鞅、申不害、韓非等相繼而起，提出法的公開性、平等性、客觀性、強制性等理論，開創了中國律學發展的先河。商鞅相秦，改法為律，為律學發展奠定制度性基礎。漢承秦制，蕭何作《九章律》，兩漢出現習律世家，“世修其業”，“漢來治律有家，子孫并世其業，聚徒講授至數百人”。（參見陳顧遠《中國法制史概要》）漢代儒家通過注釋法律的方法，引禮入律，開啟法律儒家化（或儒學法家化）進程。及至魏晉，注律分為兩派，一為杜預、一為張斐，成為晉朝律學正宗，此外劉頌等人也注釋律令。晉朝不僅存在注釋法律，還產生了律學專論方面的著作，如杜預的《刑法律本二十一卷》和《奏上律令注釋》，張斐的《律表》《律解》《漢晉律序注》等。按照陳顧遠先生的說法，律學在東晉時開始衰落，東晉以后“胡族稱強，閥閱階級乘時而盛，清談相尚，不重名法；且治亂無關于心，帝王非其所貴，益無求于律令，律學之衰蓋自此始”。可見，律學衰落是隨著律的衰落而來的。其后唐朝出現集大成的《唐律疏議》，為古代律學之高峰。宋代以后律學更加衰落，“經唐以后，帝王之權力益增，更無人敢妄言法令者，且唐尚詞章，宋尚道學，明尚制藝，清則異族入國，人皆逃于考據，是又士各有其所趨，律學直淪為小道矣”。當然，這一論斷是建立在狹義律學基礎上的，若從廣義的律學來看，其并未衰落。

宋朝敕重于律，官方不像之前那么重視律，律學轉而在民間以“訟學”的方式存在。隨著土地私有制的深化和商品經濟的發展，民間特別是江南一帶興起“好訟”之風，因應需要產生“訟學”和“訟師”。訟師并非信口雌黃，也需要按照儒家文化的觀念解釋律令，以律這個最基本的文本為依憑。訟師的活動在風氣上改變著中國民間的意識，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著律學的發展。另外還有一類人也促進了律學的發展，這便是游幕的幕友（俗稱“師爺”）。他們在處理民刑事案件時，細考事實嚴格遵守律令，律文不足時則加以詮釋，律無明文時則援引別條、成案及禮經、道義之例，以求得合乎情理的結果。因此，從廣義上來說，律學的發展一直延續到清末。

律學主要是對于既定的律令進行解釋、論證和補充，在這個意義上來說，律學的主體部分是律令解釋學。律令解釋學具備以下特點：第一，它嚴格遵循律條的規定，這是解釋律文的基礎和前提。在律文沒有規定的地方，則援引其他律條比照處理，在沒有律條可以援引時則引據儒家經義中的人倫觀念和天理人情徑行判斷。第二，非官方的律解釋，不像西方的法律解釋學，會用自然法或者上帝的觀念來糾正法律偏頗，而是在律文框架內進行解釋，即便是擴充解釋也不會推倒原來的法律。從另一個層面上來說，律令解釋學解釋的是個案問題，而不是關于法律原理問題的論述。第三，在對于法律的解釋中，各種解釋方法被廣泛應用，與現代的解釋學有很多共同之處，但卻沒有形成邏輯學。這也是中國的律學最終只是作為一種實踐技藝，沒有發展成為一門科學的重要原因之一。

律學在帝制中國末期呈現衰落勢頭，這個衰落主要是外力作用的結果，是整體制度設計無力應對西方挑戰所致。1840年，中國經歷“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開啟現代化之路。從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次第轉型。清末之際，百孔千瘡，內外交迫，清廷行新政，廢科舉，興學堂，派五大臣出洋考察，令沈家本、伍廷芳“參考古今，博稽中外”，主持變法修律。《大清現行刑律》《大清新刑律草案》《法院編制法》等相繼制定頒行，中國由此進入繼受西方法律的時代。“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傳統的“律”這個載體的消逝，直接導致律學的衰落。自同文館教授國際公法開始，經法政學堂、法政學校的教育催化，到蔡元培改革后的北京大學，中國現代法學經歷半個多世紀的孕育終至化繭成蝶，落地生根。

律學在中國存時甚久，然而一兩千年的歷史終究抵不過西潮掀開的新頁，頃刻之間雨打風吹去。律學與法學之間是否有聯系，是一個爭論不已的問題。

一種觀點認為兩者絕無關系，無論是法律理念還是法律解釋應用方式，都存在著巨大差別。這種觀點其實是把“律學”和“法學”視為法律知識的兩種不同典范。按照托馬斯·庫恩的典范理論，典范代表一個特定社群的成員所共享的信仰、價值與技術等構成的整體；不同典范之間不可共量，它們最基本的觀點、方法論、要解決的問題不同，使用的概念也不同，從不同典范觀察問題會看到不同的東西。因此，律學和法學各自代表了一個豐富的知識系統，其內涵和外延都不相同，兩者不可共量，也不可能存在傳承關系，律學不可能內化存在于現代法學之中。

另一種觀點不這樣認為。從形式上來看，清末變法移植西方法律，絕大多數的理念和概念都是從西方直接移植而來，與傳統概念和刑律觀念大不一樣，兩者斷裂甚為顯明。然而移植而來的西方法學要在中國土壤中生根發芽，不能不借助中國的文化氛圍，否則難以獲得良好的社會效果。無論技藝也好，學術也罷，律學和法學作為研究法律這樣一個處理社會糾紛規范的學問，都首先是應用型的，其目的都是為了定紛止爭；其研究對象的一致，反映在學術上，應對方式閉門造車出門合轍也是大有可能的；是故律學和法學常常具有某種相似或“暗合”。從功能角度來說，二者具有對應關系和可比較性。

清末以來，以沈家本為代表的法政學人，深入研究古代律學文獻，“就前人之成說而推闡之，就舊日之案情而比附之，大可與新學說互相發明”，以期為法律知識的現代轉型提供養料。他作《歷代刑法考》，并非為考據而考據，而是通過研究歷史觀照現時，在歷史中求史識，找出一條通古今之變的道路來。他曾說，“我法之不善者當去之；當去而不去，是之為悖。彼法之善者當取之，當取而不取，是之為愚”，而他確實找到了律學與法學共通的訣竅：“新學往往從舊學推演而出，事變愈多，法理愈密，然大要總不外‘情理’二字，無論舊學、新學，不能舍情理而別為法也，所貴融會而貫通之。”這一“情理”，可謂是律學及律學解釋的精髓所在，也可作為法學的基礎。如此，律學和法學以此為系，在最高哲理層面二者的接續和繼承還是存在的。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項目“國家現代化進程中的法學與法制：理論與實踐的雙向作用”（BLX201831）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北京林業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