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板印象是指人們對某一類人或事物產生比較固定、概括而籠統的看法，它時刻影響著人們對社會信息的加工。而補償性刻板印象，是指個體在感知不同社會目標時，會傾向于將優勢和劣勢的認知均衡地分布到它們的不同特征之上，使其具有等量的積極印象，以維持整體平衡，即認為沒有人能攤上所有的好事，也沒有人會遭遇全部的壞事，好壞兩種結果在整體上是自動平衡的，每個人最終均能得其所應得。個體傾向于認為補償性的結果遲早都會發生，且這種補償性刻板印象往往會提高個體的公正感知水平。

這一補償性刻板印象類似于中國傳統文化中“善惡有報”的思想，可以用勒納（Lerner）的公正世界信念理論（belief in a just world theory）來進行解釋，該理論認為，人們普遍秉持這樣一種信念，即這個世界是公正的。在這個公正世界里，人們得其所應得，所得即應得。無論人們做什么事情，都會得到他們應得的報償，惡人有惡報，善人有善報。具體而言，個體在一個復雜多變、無法控制且難以預測的世界中生存是一種無法忍受的威脅。因此，人們傾向于將現有的社會安排看作是公平、合法、合理的，從而使現實合理化，以維持一種公正世界的信念。人們維持公正世界信念的關鍵路徑就是補償性刻板印象，如“窮有窮的快樂，富有富的痛苦”。國外的研究亦發現，激活“富且快樂”和“窮且悲慘”的原型會降低個體的公平感，而激活“富但是悲慘”與“窮但是快樂”的原型卻能提高個體的公平感，這表明補償的原型提高了個體的公平感。因而，補償性刻板印象能維持個體的公正世界信念，使其覺得社會在某些程度上是平衡的，并且這個系統是公平的。

一個非常普遍的情況是，在文學、影視和大眾文化中，窮人通常被認為比富人更快樂、更誠實，接觸關于窮人和富人的補償性敘述確實能夠增強并塑造個體的公正世界信念。有國內學者分析20世紀30年代初期中國左翼電影后發現，影片中所有的人物均根據其階層來設定特質甚至外貌。例如，有錢人一定是反面形象，是壞人；窮人一定是正面形象，是好人。后者不僅政治覺悟高，道德高尚，并且相貌端正；前者不僅政治上反動，道德敗壞，而且相貌猥瑣、欺男霸女、魚肉百姓。其實不單單是電影，文學作品也有類似的補償性刻板印象呈現。比如，將曹禺名劇《日出》中人物的經濟收入列個表，就會發現以陳白露為界線，比陳白露有錢的全是壞人，比陳白露窮的全是好人。“有錢人是壞的，窮人是好的”，這種補償性刻板印象形成的意識形態一直是根深蒂固的，并且在今天的網絡、電視和電影中有過之而無不及，這些內容在提升觀眾公平感的同時，反過來又塑造著他們的知識經驗并形成刻板印象。

那么，這種對貧富階層的補償性刻板印象是否影響貧困個體的脫貧？答案是肯定的。國外大量研究表明，補償性刻板印象讓貧困個體產生了一種對世界的可控制感，它對個體適應環境具有重要意義，同時還為人們提供有意義的解釋框架來應對不公，以維護心理健康、重建公正感，并有利于個體規劃長遠目標。對貧困個體來說，補償性刻板印象乃是脫貧的一把雙刃劍。一方面，補償性刻板印象給個體帶來的公正體驗可以作為心理資源幫助他們應對威脅并收獲相對積極的心理結果，使其擁有較高的生活滿意度和心理健康水平。此外，補償性刻板印象使得他們相信世界是公正的，只要努力投入并遵循社會規范就能獲得回報，這就促使其追求長遠的學業或職業目標，進而向上流動，改變自身地位。但另一方面，這種補償性刻板印象帶來的公正體驗，使得貧困個體更傾向于為社會系統的不公做辯護，并將自身貧困看作是理所當然的應然狀態，這不利于低社會階層個體改變處境、向上流動，也不利于促進社會公平的治理。

貧困個體在補償性刻板印象的作用下，到底是“人窮志短、安貧守賤”還是“人窮志不短、步步皆努力”呢？研究發現，這取決于他們在脫貧過程中體驗到的控制感和公平感。一旦貧困個體接觸到生活中的不公平事件并感到無能為力時（如非貧困戶卻獲得資金幫扶、辛苦打工所得不如當貧困戶獲得的補助多），他們就會關注另外一種消極的補償性刻板印象，如“有錢人能力低卻會投機倒把，窮人能力高卻缺少機會”，進而形成另外一種不公正世界信念的自我保護機制。一旦貧困個體認為世界本身就是不公平的（比如，信奉“三分靠作弊，七分靠背景”“人生就是這樣，落地八分命”），那么脫貧與否也就無所謂了，進而形成一種犬儒主義的自我保護。從整個社會來看，當人們內心深處不再相信公正世界信念，與犬儒主義相隨的叢林法則就開始盛行，即弱肉強食，贏者生存。此外，假如貧困個體認為世間萬事都是隨機發生的，根本不存在善惡有報的情況，則會使其產生較高的時間折扣率，即放棄長遠的大回報，而追求眼前的小回報，或者干脆得過且過、不管回報。也就是說，當貧困個體發現世界是不公正的，將來也是難以預期的，那么他們就會偏好獲取眼前的小利而放棄長遠的大利。因此，貧困群眾頻頻表現出拒絕投資子女的教育、宰食扶貧豬苗牛崽而等不及出欄等行為，也就不足為奇了。

從理論上來看，社會心理受制于社會現實。要改變個體的貧困處境，最根本的辦法還是要提供社會條件的支持，去除補償性刻板印象帶來的暫時安慰，建立以權利公平、規則公平、機會公平為主要內容的社會公平保障體系，使每個貧困者都可以通過自身的能力和努力改變命運。誠然，受社會條件的限制，這種情況在短期內往往難以得到改善，但是除此之外，還有兩條簡單高效的途徑可以增強貧困個體的控制感。其一是進行人力資本干預，使貧困個體得到衛生、醫療、教育、培訓等方面的投資而提升脫貧的人力資本；其二是加強積極心理資源的開發，貧困個體的心理資源是能夠培植、開發、測評與干預的。這兩者對個體控制感的提升效果，已為諸多心理學研究所證實。對此類心理因素在長效脫貧機制中的探索與運用，也許是一個有價值的思路。

（本文受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17CMZ042）、海南省自然科學基金面上項目（718MS036）資助）

（作者單位：海南大學管理學院應用心理學系）